「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到底是否存在呢？智慧的本然层面是没有差异的，正如心体就只有一个，并不会有「古代的心体」和「现代的心体」的差异，但是在实际的文化、社会等经验层面，确实需要以心体为核心，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吸纳不同的社会经验，才能给出合适的心体的表现。这就是「感性良知」与「理性良知」的差异，良知只有一个，但是会有不同层面的表现。陈复教授认为：「只要人能将先秦儒家思想灵活运用并解决在生活世界中面临的问题，这都属于智慧圆融的表现」，这样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是是否缺乏「理性良知」的架构呢？理性良知作为不同于感性良知的存在，难道不需要某些理性层面的结构性的讨论吗？

当科学可以被人定义何谓科学，那么科学就是一种自圆其说的「系统论」，这似乎是西方的「机械论科学」的特点。中华文化本来就有「有机论科学」的传统，这种科学的评判标准是「行得通即可」，那么中华文化中的中医系统、阴阳五行等便是一种科学。有机论的科学与机械论的科学之间的差异在于：机械论的科学有一个较高的底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统一的学习掌握；有机论的科学则无法通过具体的标准来操控，操作人本身的领悟程度决定了他的「技术」的高低，这让习惯于「眼见为实」的人觉得难以捉摸。

三、如果从儒家既有的「宇宙论，良知论，工夫论」确实开不出对于外在世界的「客观知识」，只有认识西洋科学哲学，将其融会到中华文化传统，架构出「知识论的主体」，才能发展出华人自主的学术，那儒家思想本来自有且最具特色的「宇宙论、良知论、工夫论」，到底对于我们发展华人本土社会科学还有什么意义与贡献？

（未完待续）

末学邵明敬上

前言：

黄光国的双重矛盾：1、使用「天人对立」的科学哲学认识「天人合一」的中国思想，架构出的「微观世界」是否能解释中国人的「生命世界」？2、从利益角度诠释的模型理论，如何解释儒家「自性」乃至佛家「空性」的意义？陈复教授认为，只有承认黄光国尚未解决「中西会通」与「儒佛会通」两大困境，应转向从「建构实在论」与「批判实在论」的角度承认心体的存在，并依此架构出「精神实在论」与「历史实在论」来面对生命世界。依据德性、知识、*与实践设计出「自性的曼陀罗模型」，将空性转回自性，完成「中西会通」与「儒佛会通」，从而发展出中华思想性质的华人本土社会科学。

第一章：黄光*题产生的背景与视域

三段背景脉络：1、先秦儒家思想是一套「前现代」的生活智慧，人重复提取该生活智慧做基石，吸收西洋文明的「现代知识」，才有可能成为「后现代的智慧」，解决人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2、中国如果想通话西洋文明的资本主义，从而展开自身文明的动能，最需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基督新教伦理」，而是拿「儒家伦理」作为观念资源；3、从西洋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方*」能开出「现代知识」，但从儒家既有的「宇宙论、良知论、工夫论」却开不出对于外在世界的「客观知识」，只有认识科学哲学将其融会到中华文化传统，架构出「知识论的主体」，才能发展出华人的自主学术。

背景脉络的三个问题：1、智慧就是智慧，无所谓「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知识才会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西洋文明「现代知识」的「微观世界」对华人的「生命世界」重大影响，但这与先秦儒家思想有什么实质关联呢？2、按照日本二度复兴的经验，中国如果要通话西洋文明，就应当拾回「儒家伦理」作为观念资源，我们到底应该拿什么样的「儒家伦理」来作为观念资源？3、如果只有认识西洋科学哲学并将其融会到中华文化传统，才能发展出华人自主的学术，那儒家思想本来最具特色的「宇宙论、良知论、工夫论」到底对于华人本土社会科学还有什么意义与贡献？

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1、现代知识不见得能转化出相应的智慧，建构出各种知识的微观世界并不直接指向先秦儒家思想，人如何能因为获得「现代性知识」而比以往更具智慧。2、黄光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儒家思想的理论，将华人生活的思维形态来自于「关系主义」，将其作为预设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有别于欧美社会「个人主义」的思维，或许能有益于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统，但却无法变成可具有操作性的「儒家伦理」。3、如果搁置儒家思想既有的「宇宙论、良知论、工夫论」，*标举科学哲学并将其融会到中华文化传统中，当中华文化最精湛的内容不见，只剩下苍白的文化传统硬壳，科学哲学该要融会到哪里去？如果不承认「宇宙论、良知论、工夫论」在中华文化的客观存在，那就意味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无法在「天人对立」的思辨过程中将其对象化，更无法从「生命世界」中开辟出具有科学哲学意义的「微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