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身经验来谈精神问题的人文视角
作者⊙邵明
（山西晋城知行书院副院长）
历史社会学家史考尔（Andrew Scull）在他的著作《疯癫文明史：从疯人院到精神医学》中讲到他使用「疯癫」（madness）一词，而不是比较科学性的概念，譬如精神障碍（mental disturbance）的原因在于，精神医学的发展史很短暂，远不足以涵盖人类对于「疯癫」的认识。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把理性做为人与动物的区别。然而作者开篇即提出令人深思的议题：我们真能确定疯癫是站在文明的对立面吗？通常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是，疯癫若毫无价值，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都是神职人员、小说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社会精英关注的主题呢？作者认为疯癫并不在文明之外，而是对文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笔者会很快认同作者的这个观点，原因在于自己曾「有幸」亲历疯癫。而笔者之所以有勇气写下自己的这些经验，是因为笔者相信人人皆有一颗疯狂的心，只是被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性」压抑住了。笔者认为，疯癫并不全都是生理层面的疾病，毕竟，每个人都可扪心自问，当你独自一人时，你真的完全是你平时给人看到的样子吗？是否有一些心底的想法在时不时地「骚扰」着你，向你抛出一大堆恼人的问题？「引诱」着你去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而你通常会觉得这些问题不现实、无意义，而选择性的忽略掉。
笔者在上学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老师的评价通常是：看到他瞪着眼睛似乎在听讲，但根本不知道他的脑袋跑到哪里去。其实笔者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注意力为什么那么差，总是像飘忽的精灵一样四处游荡，也懊恼自己为什么不能专心听讲。老师和家长所讲的那些学习的好处或不学习的坏处，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而且笔者也不是一个胆子大到敢跟权威正面对抗的人。在笔者的记忆里，一直是战战兢兢的活过童年与青少年。然而笔者自认是这样一个怯懦的人，依然没办法按捺得住内心的精灵，它像是有着生命，总是千方百计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如同一个调皮不懂事的孩童。于是笔者就常处在内心的挣扎中，时而跟权威站在一起批判自己、教训自己，时而笔者也非常清楚（但可能不想承认），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是家长、老师，不是任何人所能了解的。那个地段离真实的自己最近。笔者一边听着满世界的谎言，甚至跟着这个世界欺骗自己，可是，在内心深处，那个小小的，甚至常常被自己忽略的世界，却悄然成长着。它时而会「无意间」给出一些惊人的想法。还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在课堂上，闲极无聊就信手涂鸦，将两个本来对立的政治团体的标志间划上了等号。老师看到后问我：「你认为它们是等同的吗？」笔者一下子意识到自己似乎做了一件超过大众认知的事情，好像心中的秘密泄露了出来，连忙对老师说只是随便画画。当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笔者不会再简单的将这两者划上等号。可是，当年会做这件事也不能说只是一个无知少年幼稚的想象，而更可能是因为笔者从小爱读一些历史书籍，即便只是当娱乐消遣，这样积累下来，不知不觉间也有一种超出同龄人的识见，能透过现象上的不同看到更深一层的相同，然后在心理防御机制比较弱的时候流露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涂鸦，至少说明了笔者开始对一些我们生活周遭习以为常的观念、想法产生了怀疑。可是当年那个天真的我，根本没办法预知到，那一丝怀疑的背后，居然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当看似强大实质脆弱的主流意识形态再也无法捆绑住它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只脱缰的野马，猛烈占据了我的生命，开启了我「疯癫」的人生。
数年后笔者转学至另一个区的重点高中，在未去之前，笔者便对这所重点高中产生诸般美好的想象，觉得那应该是圣殿一般的地方，老师和学生都温和圣洁如天使，然而事实却证明那只是个幻念。所谓的「重点」只是在那里更有机会考上大学而已，其它方面的教育其实是无所谓的事情。在那里，如果暴力跟提高学习成绩无关，自然是会被老师排斥的，可是如果暴力跟提高学习成绩有关，居然就变成一件被鼓励的事情。笔者就曾亲眼看到几个学生因为学习成绩或调皮的原因，*在教室前排蹲成一排，然后老师挨个踩踏他们的脊背。笔者惊讶于在这里，暴力，或者其它不道德的事情，在事实上是一件被默认合法的事情。做这些事情并不在于这些事情本身有多么的不好，而是看这些事情施加的对象或意义为何。譬如有位班干部的自行车被偷了，他的想法居然是去其它学校偷一辆来补偿自己的损失。意即对他来说，只要不在熟悉的环境里做这件事就是可以接受的行为。还有一次，笔者同宿舍的几位学生被老师体罚，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居然在攀比谁比较抗打，而不是自己凭什么要被暴力对待。笔者当时非常的困扰，为什么在这里，暴力会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应该尽量去避免的事情。这让笔者一度产生错乱：究竟我是在一所骇人的监狱里，还是在教书育人的校园里？在初中时的那一丝怀疑，此刻牵扯出潮水般汹涌的问号涌现在笔者的心头。知识高就代表一切吗？如果知识高并不等于能力、德性、智慧的高，那么我们学习那么多知识的目的，难道只是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吗？这种心态又怎么去实现课本上所讲的那些伟大的理想呢？如果知识无法提高人的精神素养，课本只有用来考试的意义，那么社会问题真的可以藉由教育来解决吗？所谓的精神素养，如果不是一堆苍白的道德说教，那么它究竟是指什么呢？
笔者当年无法跟那些惯于施暴的老师探讨这些问题，也无法跟那些要么疯狂背书，要么彻底放弃自己，疯狂打*的同学讨论这些问题，也无法跟只希望笔者考个好成绩，未来有个好前途的父母讨论这些「不该是*心」的问题。笔者的困惑没有渠道获得解答，却并不会凭空消失，而是开始逐渐分裂自己的精神，时而觉得转学前那种单纯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于是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如梦如幻，这不是视力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时而觉得应该承认眼前的现实，于是强迫自己认同当前环境里的价值观：根本不存在精神素养这回事，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是一样的，都是弱肉强食的，不同的只是人类有进行复杂思维的能力，所以无论是用脑袋还是用体力，重点只是变强。这成为笔者后来几年里一直深埋在心底的价值观，直到笔者因此尝遍各种焦虑、抑郁、强迫、人格分裂、妄想、成瘾与生理疾病的轮番折磨，崩解到濒临彻底灭亡的地步，却因「偶然」遇到阳明心学和陈复教授，重新相信精神世界的实在性，才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其实从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讲的「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的角度来看，笔者的这些经历也并非偶然。自己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解脱，某个角度上讲也都是华人的宿命。华人在意识或潜意识里其实非常在意通过知识来获得成就，然而在中国的传统里，获得知识是为修养德性从而能有治理国家的智慧。可是我们的现代教育照搬西洋，使得有知识不见得有德性和治理国家的智慧。因为我们所在意的，都只是技术性的知识，而这类知识只能解决生活问题却无法解决生命问题。可是，人如果连自己活着的意义都是模糊不清的，该如何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呢？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同样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事实上，讨论这些触及个人生命存在的根本议题，比讨论家国天下的祸福，对笔者个人而言更具有实在性，笔者只有先厘清自己，才有可能考虑更大的事情。反过来说，连自己都搞不清的人，平日又何苦忙着当什么出头的韭菜呢？
在笔者看来，心理性的「疯癫」，只有相对性而无绝对性，意即每个人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疯子」。「疯癫」之人只是更大程度上沉浸在自己的内在世界里，没有很好的使内外获得整合，例如笔者当时常呈现出内心剧烈的冲突，时而亢奋激昂，时而悲伤忧郁；时而滔滔不绝，时而沉默寡言；时而温柔和善，时而乖张暴戾。这些状态也都是常人都有的，只是当常人有这些状态时，与现实生活能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较容易被他人所理解。而这些状况当年在笔者这里，与外在世界的真实情况没有必然的联系，更多的是笔者对自己内在世界的一个梳理的过程，如同蛹蜕变成蝶要经历的挣扎。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此有情绪上的剧烈波动。阳明心学与陈复教授的观念进入笔者的生命里，其实意味着某个阶段的生命整合已经完成，于是笔者的身心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如同寒冬过后万物复苏，形成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怀疑—解构—再建构的过程，其实本来是生命正常的成长规律，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惧怕与排斥「异常」，人们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窥视」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当醒来时就又忙不迭地投入到滚滚红尘中。其实一个开放、善意的社会环境，本可避免人有着过激的情绪，一味的压制并不真的能解决问题，*会千方百计的寻找突破口展露其自身，区别只在于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呈现*。
我们也可以看到精神、心理问题有着时代性。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 Irvin D. Yalom，1931-）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讲到，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会成为精神分析的摇篮，是因为它有着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特征，譬如对本能（尤其是性本能）的压抑，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以及对实证科学的盲目崇信。而那个时代的神经症多是人的自然倾向被压制后的结果。而现在的西洋社会早已远离那个时代，人们遇到的问题是过度自由后的无所适从。中国紧跟在西洋的后面，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一百多年的全盘西化，已经瓦解殆尽，另一方面一直在吃「西药」的华人并没有真正解决意义危机的问题，于是恢复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我们究竟要恢复的是什么呢？是照搬一套古老的礼仪就叫做恢复传统文化，还是说应该深挖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开展出能精确回应当前时空的思想观念，使得传统文化不要再次沦为僵化的教条，而是能真正安顿华人的身心？这就涉及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在《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一书中，荣格认为如果一个观念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那么只具备主观性，但如果这个观念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那么它就具有客观性。当然这种客观性是指心理意义上的真实，而非理性判断上的真实。譬如「圣母童贞生子」无论就事实来说是否为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它作为基督教文化里代代相传的内容，仍然可能对西洋人的心理产生实质的影响，而无关乎当事人在意识层面里是否相信有这回事。这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集体潜意识」，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中国经过那么大的文化浩劫，中华文化却依然可以死而复生，因为那其实是华人之所以称之为华人的根本，不是作为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事情。个人的意志如果强要脱离文化去追寻绝对的自由，那必然要付出身心的代价，这并非是理论，而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事实。
「集体潜意识」概念的提出，使得心理事件在人们的认知里不再是主观任性的产物，文化的实在性开始有着被科学探讨的空间。这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起点之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需要跨越流于知识末节的清朝考据学，回到五百年前明朝的阳明心学中去寻找答案。陈复教授在〈心学心理学：心学如何在心理治疗领域获得突破与新生〉一文中指出，心学有着两条内在觉悟的路线，一条是「自性」（the Self）的解脱路线，一条是自我（the Ego）的解放路线。前者呼唤人往内在探索本体，不假外求，人的心性刻度因此更加深密，外在的名相计较不再成为羁绊，儒释道三教获得调和与交融；后者让人从社会规范与行为中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不再在家族与国朝中寻觅自己的位置，只有活出自我的价值才能活出自在。这两者通常并陈在一个人生命里，没有自我则自性无法开展，没有自性则自我无法伸张。我们从中可看出，心学其实非常适合当前工商业高度发展，自我意识获得极大彰显的时代。因为心学有足够的能量，来包容人探索自我的价值，可是又不会仅止于此，而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里不断有自性来保驾护航，使人在成长过程里虽然避免不了有所痛苦，但不至于陷入彻底的「疯癫」。
参考文献：
[1].史考尔（Andrew Scull）（2018)。《疯癫文明史：从疯人院到精神医学》。台北：猫头鹰书房。
[2].荣格（Carl Gustav Jung）（2014）。《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南京：译林出版社。
[3].欧文·亚隆（ Irvin D. Yalom）（2015）。《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北京：商务印书馆。
[4].陈复（2017）。〈心学心理学：心学如何在心理治疗领域获得突破与新生〉。谘商心理与复健谘商学报，30，35-69。
作者介绍：
海峡两岸心学教育研究院执行秘书，山西晋城知行书院副院长兼执行秘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华人心学智慧咨询师培训课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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