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历程：典范人物对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命意义⊙王学安

我的学思历程：典范人物对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命意义

作者⊙王学安

（海峡两岸心学教育研究院执行秘书）

历史就是生命与生命的叠加，每一个时代存在的人被我们所认识，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对我们产生影响，笔者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正是源自于这些曾经活过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坎坷一生，面对相同的生命经验，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活出不同的人生，笔者在那些选择里看见生命的智慧，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部活历史，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便可以看见他所生活的时代，扩展到那个时代对人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德性的典范，比如历史上的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等，圣人会对他所生活的时代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延续千秋万代，甚至活出儒家所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生命境界，如果一个人对历史导向衰亡的影响，如那些末代皇帝的*经验，也值得当世乃至后世去省思借鉴，但人的复杂性却往往就建立在这两者之间，圣人毕竟是少数，*君主也屈指可数，活在历史之间的人，名人与常人，往往功过皆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秦朝的历史，本是大功一件，但统治残暴，焚书坑儒，二世而亡；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便利南北交通经济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过度劳民伤财，人民不堪重负反抗而亡；武则天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延续贞观之治，但其重用酷吏，制造不少冤假错案，死后立无字碑，其功过由后世评说，也是借鉴，历史就在这些生命的浪潮里不断省思演进。回溯历史，那些被历史铭记的德性典范如夜明珠版闪闪发光，吸引着笔者走进历史的殿堂。

如果一个人可以找到他人生的典范，生命就拥有方向。孔子以周公为典范，把周公制礼作乐所开创的人文精神转为教化人心，培育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贤；王阳明以孔子为典范，立志做圣贤，龙场悟道，开创心学，广收门人讲学；曾国藩以王阳明为典范，省察克制，修身律己，以德求官，成为晚清的名臣。对笔者而言，典范是可以触摸的真实，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圣人，圣人之名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他们只是有血有肉、充满情谊而又真实活着的人，他们的成就都是从百死千难的生命经历中获得的，如果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同时代的人身上去感受到典范的力量，便会增加对历史典范的深刻感受，那是一种层层累积的力量，由此笔者不得不提到笔者的恩师陈复教授、太老师韦政通教授和玄老师钱穆先生，他们是引发笔者对历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泉源。

一、生命学问：从陈复教授认识王阳明的心性能量

笔者的恩师陈复教授是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博士，现任东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兼教授，传播心学二十二年，在育网、智慧树、学堂在线等网络平台耕耘「王阳明带你打土匪」慕课四年,累积修课学员高达七万余人。陈复教授对笔者的影响，就交织在他对王阳明（1472-1529）生命故事的讲述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复教授讲述王阳明小时候跟老师说状元不能传给后代，他想要做可以影响后世的事情，立志做圣人，可是他曾两度考不上科举，面临的困境是明朝的时候考进士很艰难，参加考试的生员有六十万，可是三年一次的科举只录取三百个进士，王阳明顶住父亲是状元的压力，在九年内考科举考了三次，在他落榜的时候，有人嘲笑他，他却不动心，还以落第动心为耻，在阳明二十八岁的时候终于考上科举，中进士，做官不过六年，就遭到宦官刘瑾的迫害，被贬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贵州龙场，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处境里，阳明先生在山洞的*悟道，体会到「良知」的存在。从阳明先生的生命故事来看，阳明先生明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童年的阳明先生就表现出不在乎像父亲一样当个状元，却立志想要当个圣贤，可是他后来为什么要考科举，并且还如此不顺利呢？即便考上科举也遭遇了很多艰难的困境，甚至还差点被刘瑾陷害死，到底是为什么呢？阳明先生的生命经验也引发了笔者的自省，我究竟当初为什么要读书，后来没有继续读书，早早工作，也很不甘心，总是幻想有一天自己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学校去呢？

笔者想到自己求学历程也颇为曲折，曾经高考失败，本来也可上一所三本院校（学费很高），但是笔者不愿给父母增加经济负担，听从父母安排就读一所专科院校，选择「煤炭深加工」专业，因为父亲在国企煤矿工作，笔者作为子弟毕业后可因为专业对口（煤炭相关专业）被顺利安排（分配）工作，所以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因为学历低的缘故，笔者常常自卑到抬不起头来，读专科时想要转变命运，可是考专升本只能选择相关专业和指定的院校，仍然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于是专升本也失败，只考取了太原理工大学采矿专业的自考本科（因这不是第一学历，笔者依然很自卑），毕业后笔者因煤矿子弟的原因果然顺利被分配工作，在煤矿企业的后勤单位工作八年，三年在车库打扫卫生，四年多都在招待所餐厅端盘子洗碗，很多一起参加工作的伙伴，有些人考公务员，有些人去考教师，也有人考研去上学，可是笔者因为高考和专升本两次失败的考试经验使得笔者很多年都不敢面对考试，一边困于无法摆脱现实工作从事自己喜欢工作的痛苦，一边又使自己沉浸在对各种文学作品的迷思里，也许正是经历过极度痛苦，受着想要改变的心声不断呼唤，笔者命运的转机就出现了。2016年笔者在参与一次读书会的活动中，与知行书院的山长张辰结缘，他推荐笔者去了解什么是心学，观看陈复教授的「王阳明带你打土匪」慕课，笔者才开始认识阳明先生的生命故事，尤其听到陈复教授讲述阳明先生科举考试的生命经验在笔者心中不断温润，在跟随陈复教授学习智慧咨询师课程的过程中，笔者心里逐渐凝聚出一股厚实的能量，化作想要透过考研来改变命运的勇气。

为什么选择历史专业，也是因为笔者的恩师陈复教授在讲述阳明先生的生命故事过程中给予笔者很多启发，笔者逐渐开始思考历史如何能够和现代接轨，尤其那些富有智慧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如何能够转换为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观念，那就需要了解历史的脉络，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人如何可以做出智慧的选择，比如笔者在考研过程中觉得只看考研所指定的课本就去考试不仅不能满足考试，而且似乎把历史研究的眼界给局限住，可是又担心看与考研无关的书会分散自己考研的精力，怎么样才能处理好考试和补充相关知识在时间分配（精力分配）的问题呢？笔者发现阳明先生曾也遭遇如何处理读书和科举关系的困境，《传习录•下》第四十一条中有记录：「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王阳明认为只要体悟良知，读书就是在做工夫，调摄心性，而不会被科举所累。陈复教授在其著作《王阳明带你打土匪》一书中指出阳明白天准备科举的课业，晚上阅读经史子集，不仅没有影响阳明的科举考试，反而使得阳明的文章越写越漂亮，陈复教授因此讲述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老师教学生背熟蒋中正诠释的*主义，而陈复教授却到书店买来全套的《孙中山全集》来读才觉得痛快，因此陈复教授总结出经验：真正会读书的人，常常平日都在读着跟考试无关的书籍，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就把那些只会拼死读书却只获得中等成绩的人给气死，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住考试的要领，而给自己争取更充裕的时间来读自己喜欢的书，这种阅读经验会深深滋养一个人的心性。

透过陈复教授对王阳明的生动讲述，使得笔者看见历史不再是平面的历史知识，融合了不同历史人物的生命感，最触动笔者的是王阳明为一个真实活着的人所经历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尤其体会到阳明先生是在如何被刘谨迫害至龙场的艰难的生命处境里不懈奋斗，帮朝廷打外在的土匪的同时，也在教导弟子打心中的土匪，最终活出自己的光明人生。现代人活在和平年代，没有阳明先生时代的战乱，却常常因为外境的一点小变化，每天活在自己的心潮起伏中，无法安定从容面对生活，这便是心中有鬼，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这里的「知识」不是指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对心性的认识），不懂得身心修养，便会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无法脱困，但如果他能够从历史知识中汲取智慧，转化为自己生命的学问，便会受益终身。陈复教授也曾讲述自己曾经在学生时代因成绩不好，受过体制教育被束缚的苦，所以后来从事教学工作，不只关注学校教育体制里的学生，更关注社会中虽然没有接受体制内的良好教育却很认真向学的人，对愿意跟他学习的人展开生命的关怀和指引。陈复教授认为学问不仅仅是象牙塔的学者所做的事情，更是任何一个有志于把学问当做信仰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因此陈复教授常常把自己的老师韦政通教授（1927-2018）的生命故事拿出来讲述。

二、船山精神：效法韦政通教授肩负传承学问使命

韦政通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记者，也曾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1954年韦政通教授辞去了记者的工作，搬到大屯山脚下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点文学感想的微薄稿费熬过三年的山居生活，在这三年中，韦政通教授在台湾大学听方东美先生（1899-1977）「人生哲学」、「印度哲学」、陈康先生（1902-1992）「希腊哲学史」一年；每两周参加牟宗三先生（1909-1995）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人文友会」一次，因缺车资，常常从火车站步行去听课，晚上回到小屋便已深夜。韦政通教授在写作余暇开始阅读宋明理学，有一次在台北一家旧书店想要买一套《陆象山先生全集》，售价150元，便把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典当后买书来读，后来读到王船山（1619-1692）时，感到非常震撼，王船山在抗清运动失败后，隐遁约四十年，或与徭人杂处，或托迹野寺，或居住土室，在生活条件奇差的境遇中，仍秉持「握天枢，争剥复」的信念，创造了许多经典著作，王船山成为韦政通教授的精神典范，并支持韦政通教授度过早年的艰苦岁月。笔者想到王船山对于韦政通教授的影响，有如王阳明对于笔者的恩师陈复教授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典范人物的存在，便可以激励自己不懈奋斗，活出生命的由衷想要活出的样子。

韦政通教授早年也受牟宗山、唐君毅（1909-1978）和徐复观（1904-1982）先生的影响，后来受到殷海光（1919-1969）的影响，从新儒家转向了自由主义。牟宗山先生是韦政通教授的老师，对早期韦政通教授思想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韦政通教授在师范大学参加三年人文友会积累起相当的中西哲学知识，为后来研究荀子，书写《荀子与古代哲学》及百万字巨著《中国思想史》奠定知识基础。徐复观先生对韦政通教授的影响，则是因为有一次韦政通教授到徐复观先生家中做客，徐复观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叠抄本，是二程（程颐，1033-1107；程颢，1032-1085）、朱子（朱熹，1130-1200）的札录，做札录就是徐复观先生在著作中常提到的「笨工夫」，韦政通教授后来编写的《中国哲学辞典》就是在对中国哲学若干重要典籍所做的精细的观念分类索引，先从无计划地抄录到有计划地抄录的过程中慢慢演变出来的。韦政通教授一辈子没有学历，也因此没有在大学取得正式教职，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勤奋、肯下苦功夫做学问，才能写成那么多经典作品，对海峡两岸的学者都产生相当的影响，得到世人的敬重。笔者以前常常觉得成为一名学者都是需要经过科班出身的学术训练，才能具备相当的知识厚度和做学问的经验，现代人都忙于工作赚钱，为生活奔波，休息时也是拿着手机电脑在看，连静下来看一本书的时间都很难得，可是韦政通教授却把学问当做信仰，把每一天都当做新的一天，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读书思考，传递生命的智慧。

韦政通教授早年受到前辈学人的关爱而逐渐琢磨出如何做学问，这种经验使得韦教授教授对后辈中青年极其关照，很多学者也因为受到韦政通教授的影响走上学术的道路，如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何卓恩、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张宏敏、池州学院管理与法学院系教授尹文汉等学者。韦政通教授是陈复教授的恩师，对陈复教授而言是「思想上的父亲」。韦政通教授曾经鼓励还在读博士的陈复教授把书院的田野调查写成报告作为博士资格考，陈复教授写出《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一书敬献给韦政通教授。陈复教授博士毕业之后，因为台湾高等教育职缺紧缩，曾有一段时间无法找到大学教职工作，韦政通教授在陈复教授生命的低谷阶段扮演慈父的角色，陪伴陈复教授走出那段艰苦的岁月。陈复教授曾表示韦政通教授对自己最深的启发是自己有责任持续守护每个热爱学问的青年，让大家不只知道「智慧不老」，并相信「学问不死」。笔者作为陈复教授的学生，深切感受到陈复教授对笔者的关怀和爱护，而每一个被陈复教授在书院教育过的学生都有同样的感受，那种被老师爱护的感觉是沉甸甸的，里面饱含着两代学人（韦政通教授与陈复教授）爱的叠加，也意味着接受爱护的人要肩负起传承学问的使命。

三、未来计划：钱穆先生自学有成带来的启示意义

陈复教授还常常提到自己的太老师钱穆先生（1895-1990），因为陈启云先生是陈复教授的博士指导教授，而陈启云先生是钱穆先生重要的弟子。陈复教授曾经使用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中华文化史》和《宋明理学概述》这些书籍来作为跟我们演讲课程的教材。钱穆先生中学毕业后就做了小学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学大师，全靠自学苦读，虽然和韦政通教授一样一辈子没有学历，却比韦政通教授幸运的是后来在大学找到教职，1930年钱穆先生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50年在香港与唐君毅创办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而钱穆先生自学苦读的经历同样令笔者印象深刻，钱穆先生最初做小学老师的时候住在学校，除教学外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晚上躺在床上阅读，直到非常疲倦入睡，因此也获益无穷，钱穆先生选取的书籍都是中国传统经典，从四书五经到《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还有《马氏文通》、《六祖坛经》等书，经年积累，加以研读苦思，对古人学术的源流有了更深的体会，从而撰写出《论语要略》、《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经典著作，进入一流的学术殿堂，成为世人钦慕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钱穆先生的妻子胡美琦女士及其弟子门人将其著作搜集整理成《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共计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钱穆先生后来曾经回忆起自学苦读的经验对自己生命的影响：「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可见苦读那段经历让钱穆先生在自我摸索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同时也为后来深入做学问积累起一定的基础。钱穆先生还对学生曾经说过：「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因为幼年家境清寒，父亲很早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青年人一样，由中学而大学，从师研究，或出国深造。……不过我一直仍认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钱穆先生后来这番话则指出老师的指引对一个人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前进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生命中的老师，不仅可以避免很多弯路，还可以影响自己的身心修养和做人的品格，深化做学问的意义。

笔者从陈复教授的太老师钱穆先生和老师韦政通教授认真做学问的态度里感受到，人其实没有「学历」不可怕，但是不能没有「学力」，笔者虽然离开学校，工作很多年，也曾经因为对人生方向的迷茫荒废掉许多岁月，但现在意识到也不晚，尤其从钱穆先生、韦政通教授到陈复教授等前辈学者与笔者之间神奇而紧密的因缘，更像是一股道脉的传承，他们身上的求学精神促使笔者认真面对考研，有如阳明先生考科举一般，阳明先生需要透过科举成为进士，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笔者也希望自己可以透过考研改变命运，拥有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研究历史中的智慧，然而读研并不是笔者生命的终极目标，却是一个生命的新起点，笔者想要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阳明学入手，思考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受到阳明学的影响推动社会改革的，如康有为（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梁启超（1873-1929）等维新派人士都受到心学的影响希望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来振作中国，来支持光绪的变法图强。谭嗣同曾经写过《仁学》一书,对于阳明学非常推崇，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为变法而英勇就义，康梁师生*到日本，目睹日本借由心学来作为思想的动能，学习西方各国的科学民主，成为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梁启超深受启发，他写出《新民说》一书，来呼吁国人张开视野，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新国家的新国民，重新塑造出「中国魂」，并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新民说》一书中常常讲「王子曰」便是引用阳明先生的思想来铺成自己的观点。同样常年在日本*却主张革命的孙中山（1866-1925），他写的《孙文学说》一书是受到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观念的启发，提出「知难行易」说。孙中山不仅学习西洋文明中的政治思想，更呼吁国民不要丢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思想观念，注重民族文化精神，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主义」，并且举自己革命的实际经验来作证明来说明「有志竟成」的道理，后来终于*清朝统治，建立*。笔者希望藉由探索阳明学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影响来探索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从中建立起传统与现代接轨的桥梁，结合自家的生命体验，来完成学问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陈复（2018）。《王阳明带你打土匪》。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黎明文化（编）（2001）。《王阳明传习录及大学问》。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

[3]韦政通（2005）。《韦政通自选集》（〈理想的火焰〉）。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

[4]王立新、何卓恩（主编）（2018）。《思想的感染与生命的感动——献给韦政通先生九十华诞》（〈学问不死：我心目中的韦政通教授〉陈复）。湖南：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