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肯•威尔伯的生命故事认识他的整合哲学
作者⊙王学安
（海峡两岸心学教育研究院执行秘书）
有一种说法是二十一世纪西洋思想有三种选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肯•威尔伯（Kenneth Earl Wilber）。可见肯•威尔伯是影响21世纪西洋文化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但这是否有什么合理依据呢？欧洲启蒙运动后，基督教对欧洲的影响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民主价值观、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极端化发展，人类文明逐渐迷失方向，实证论下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成为对各种现象解释的主流方向，可是不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科学只能描述物质的基本事实，却无法帮助人类理解什么是灵性，人要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欧洲也在积极寻找一种可以整合科学与灵性议题的学科研究方式，美国超个人心理学家肯•威尔伯提出一个由空性含摄知识万有的整合视野，他的整合哲学以心理学、神秘主义、现代主义、经验科学、系统论连贯为整体意识的完整理论，是继荣格之后一位具有会通中西文化精髓的思想家。
一个人思想观念的产生往往孕育在自己的生命故事之中，不了解肯•威尔伯的生命经历，则很难理解肯•威尔伯整合哲学的形成。肯•威尔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西元1949年的1月31日，美国中南部的奥克拉荷马市，少年时父亲任职空军，肯•威尔伯在运动和课业的表现很好，对科学非常着迷，大学时主修医学，才读了两年就发现医学太缺乏创意，医生治疗患者的方式让他觉得并不仁慈，失望之际，他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哲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看到老子（B.C.571-B.C.471）的《道德经》，并开始大量阅读亚州和西方的灵性教诲，以及西方心理与哲学。1973年二十三岁的威尔伯就写出第一本书《意识光谱》，1977年出版，接下来的五年，威尔伯靠着洗盘子、当跑堂，在杂货店打工，支持自己完成另外五本着作，那时候肯威尔伯已经有十年的禅修历史。肯•威尔伯从认识老子开始，到了解东方哲学，练习禅修，对于探索整合哲学积累起相当的基础。这不禁让笔者想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生命经历，荣格在遇见卫礼贤之前，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生命低谷，每天书写红书画曼陀罗探索自己的潜意识，认识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后，荣格阅读《太乙金华宗旨》之后，开始对中国和印度的思想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研究道家炼金术，用于心理治疗，威尔伯与荣格在中西文化会通上都有着相当的贡献。
然而，肯•威尔伯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他与崔雅的爱情，面对挚爱妻子崔雅死亡的威胁，两个人经历五年共同的抗癌旅程，那种痛苦的生死体验对肯•威尔伯产生的思想观念极大的影响，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便是伴随两个人的生命故事而孕育。《恩宠与勇气：超越死亡》（Grace and Grit）一书生动讲述了威尔伯与崔雅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涉及很多共同的灵修体验。书中讲到威尔伯与崔雅初次见面时两人都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生生世世彼此一直在寻觅着对方。两个星期后，他们决定结为夫妻，婚礼定在十一月，然而婚前的体检却为这对灵魂伴侣带来急转直下的噩运。崔雅罹患乳癌，威尔伯顿时面临前半生最艰难的考验。在崔雅抗癌过程中，威尔伯与崔雅共同研究各种另类疗法，探索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等伟大的传统智慧，以及冥想的内涵、心理疗法与灵修的关系、健康与治疗的本质，这些广博的论述质疑了传统与新世纪对疾病的治疗途径，并与崔雅的日记相结合，让人感受到一股灵性的力量。但另类疗法却不能从根本上治疗崔雅的癌症，却使得崔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崔雅还是选择主流医学的治疗方式切除肿瘤做化疗，另类疗法作为辅助治疗，威尔伯和崔雅都认为面对生命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守护神，才能有更多勇气来面对生命的困境，尤其面对癌症，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平衡活下去的意志和对死亡的接纳。在此过程中，威尔伯与杰克·英格勒(Jack Engler)及丹尼尔·布朗(Daniel P.Brown)合写《意识的转化》(Transformations of Conscious ness：Contemplative and Conven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一书，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如果我们结合西方各门派的心理学与东方的灵性法门(包括西方的神秘体验论)，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对身、心、灵各个层面的认识，便能帮助我们很快地认出各种心理症，继而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纽约时报》称这本书为「到目前为止最前卫、最练达的东西方心理学综合体」。
与此同时，威尔伯在静修中过程中，逐渐生出觉察，感受到万事皆无常，没有永恒不变的事，只有宇宙的整体是永恒的，而局部注定要走向死亡和毁坏。威尔伯认为静修是长青哲学的一部分，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派别，它是全人类普遍的灵性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使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充满觉知。每个文化都有不同的属于头脑的「表层结构」，但除此之外，还有共通的「深层结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意象和符号，如果全世界人都可以思考创造出各种概念，那么全世界人的心灵也都能直觉到神性的存在。人类心灵的直觉和洞见灵性中孕育着巨大的智慧，而不同地区的人类对智慧的描述虽然在表层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其中的深层结构却非常相似，接近于相同。威尔伯认为长青哲学想要研究的便是人类和神性相遇的深层结构，这种深沉的结构所表达的真理在不同宗教领域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为它触及宇宙的*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笔者认为这种「深沉结构」与荣格讲的「集体潜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复教授曾经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区分出文化集体潜意识、原始集体潜意识和万物集体潜意识，笔者认为这种深沉结构便是回归到了原始集体潜意识领域，因为不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样貌下的「表层结构」，荣格把集体潜意识的原型称为「自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孔子（551B.C.-479B.C.）称为「仁」、孟子（372B.C.-289B.C.）称为「性善」，王阳明（1472-1529）称为「良知」，道家老子（571B.C.-471B.C.）称为「道」，佛家称「空性」，都指向生命的终极实在与核心。但威尔伯对荣格的观念持有一些不同意见。
威尔伯在《恩宠与勇气：超越死亡》一书中指出荣格主张人都可以透过积极想像和自由联想中自发地创造出神话宗教的重要主题，荣格据此推演出一些最基本的神话形式称之为原型（Archetype），而神秘体验论就是一种原型经验，威尔伯认为荣格的思考中有几个严重的错误：第一，现代人的心智可以自发地创造出宗教经验有关的神秘象征，当人处在心智发展的前形式阶段会容易产生一种神话的思维结构，尤其在人的梦境中，心理的原始层面会浮现出来。威尔伯认为这种现象丝毫没有神秘色彩，荣格认为原型是缺乏内容的神话「形式」，然而神秘体验论却是「无形」的觉察，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关联。第二，荣格所用的「原型」来源于柏拉图、奥古斯丁这两位重视神秘体验者的观念，然而荣格用「原型」的词汇概念却与所有重视神秘体验者的概念完全不同，重视神秘体验者都主张世界从无形的神性示现时，原型是无中生有的万象中第一种微细的形式，是其他所有示现的模式的基础，这种微细的、超个人的形式可能属于肉体的、生物的、心智的或其他层面。在大部分的神秘体验论的象征中，这些原型总脱离不了光体、明点、音声启示及能量的振动，意即物质世界是由这些东西凝结而成。而荣格所指的「原型」却是人类集体经验中基本神话结构，譬如智慧老人、自性（Self）、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Anima)、阿尼姆斯(Animus)等，都是属于存在而非超越的，只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很普遍的经验。威尔伯同意那些神话形式是人类心灵的集体遗产，人类必须和这些原型和解。但这些神话的形象却与神秘体验论以及超越性的觉察毫无关联，威尔伯认为荣格最大的错误就是混淆了集体的和超个人的经验。人的心智中遗传了某些集体的形象，并不意味这些形象就是神秘的或超个人的。譬如人类的遗传都有两只眼睛，人去体验眨眼睛的感觉，并不意味眨眼睛的感觉就是一份神秘体验。荣格的「原型」与灵性的、超越的觉察没有关系，只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基本日常的、属于存在面的呈现，因此威尔伯认为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应该进一步划分成集体个人意识和集体超个人意识。
威尔伯和崔雅面对癌症过程中就长青哲学讨论出其中七个最重要的重点：
第一，神性是存在的，其最终的实相就是一种存在，可以称之为梵(Brahman)、法身(Dharmakaya)、凯瑟(Kether)、道(Tao)、阿拉(Allah)、耶和华等不同的概念名称，但都指向同一个境界；神性的存在以直接的、真实的灵性体验做基础，而不仅是奠基在信仰、概念、理论或教条之上，重视灵性体验的人有别于那些只相信宗教教条的人，不亲信任何一件事，而以他自己的觉知和体验进行一连串的实验，把心当做实验室，把静修当做实验，等到他亲自尝试之后，再把结果和别人的实验相比较，从这些相互印证的知识中，感受到灵性的存在，体证神是存在的。
第二，神性就在我们心中，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宇宙，重视神秘体验者常常有种体会是：在生命的核心处，你就是神，与神合一。神不在你心内，也不在你心外，而神性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你只能一直不断地向内观看，与神性合一。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领悟内在的神性，因为我们都活在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中。人往往不知道自己与神是一体的，因为人的觉知受到了当下所进行活动的障碍，把集中焦点都放在私我身上。人的觉知不是开放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是封闭的、紧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一个人认同封闭的紧缩的自我，就无法发现自己真正的样子，于是真我就陷入堕落，活在与神性分离的原罪中。这个与世界隔离出来的我，把外在的一切当做是和自己的生命相互对立的，这样的生命被孤立在肉体的牢墙中，无法与宇宙及神性合一，因此常常感到痛苦和堕落。「原罪」与「痛苦」都是其实都是人对于生命紧缩状态的觉知。
第三，如果人想要与神性合一，就必须放弃紧缩、孤立的私我。拉姆达斯上师(Swami Ramdas)曾说过：「解脱道有两种：一是把你的私我扩大到无限，二是把它减低到什么都不存在的状态。前者靠智慧，后者靠奉献。智者说：我就是神——宇宙的真理。献身者说：哦!我什么都不是，而神啊!你却是一切。这两种情况，私我感都可以消失。」这两种修行方式都可以转化私我，与神性合一。在儒家看来，「转化私我，与神性合一」可以理解为「去人欲，存天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一个人可以按照《大学》里讲的内圣四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具体实修路径做工夫，使得人的精神能量能够得以扩充，体会到「天人合一」的感觉，内心也会获得一种安定。
第四与第五，从私我的痛苦情境中解脱是有路可循的，如果我们循着这条路走到终点，结果就是再生、解脱或直接体验内在的神性。私我必须透过转化或者死亡，大我才能复活。不同的宗教传统都描述过死亡与再生。基督教中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就象征小我的死亡和天命的复活，大我的新生。在印度教和佛教中，死亡和复活则被描述成个人灵魂的死亡和其真实本质的苏醒。印度教称之为「梵」，佛教称之为「空性」。生命在获得重生的那一刻就进入解脱的状态。《楞伽经》把解脱的经验形容成「彻底转化了意识的核心」，意即消除私我的习性，恢复清明的觉知。解脱是是私我的转化与消弭，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他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他与宇宙以及万象是合一的，他的私我就获得转化，与神性合一。
第六，解脱和最终的自由可以将痛苦止息。痛苦的原因就是私我的执着和*，透过静修可以转化私我和*，止息痛苦，但这并不意味解脱之后或灵性的修持后就永远不会感到痛苦，只是这些痛苦的存在不会成为一个人生命的困扰，你的觉知可以感受到私我的存在，于是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对痛苦，而不会影响生命的真实存在。人能够充分觉察痛苦，超越痛苦，心中充满慈悲，去帮助还在痛苦中的人。第七，真正的解脱会使人产生慈悲心，进行良善的社会改革行动，无私奉献，去帮助所有的人获得最终的解脱。
这些关于灵性的讨论给了崔雅面对癌症的勇气，崔雅在一次又一次癌症的袭击中透过静修的觉察去面对身体痛苦的感觉，威尔伯和崔雅在癌症的痛苦中也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崔雅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威尔伯完成一本八百页的书，两个人共同投入到癌症支援团体中去帮助更多的癌症患者，他们意识到癌症的形成是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导致的，不是单靠调节情绪和心理就能治愈癌症，但是静修和内在觉察可以超越病痛对身体的折磨，更坦然面对死亡，最令笔者触动的是威尔伯陪伴崔雅生命最后阶段时说：「在崔雅在世的最后六个月，我们变成彼此灵性上的加速器，尽己所能地服侍对方，过去的五年我为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最后我终于不再抱怨，虽然对支持者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事。我完全不后悔放弃了一切，对她我只有心存感激，能这样服侍她是莫大的恩宠与荣耀。我对她毫不间断的服侍，激发了她强烈的感恩与仁慈之心，而她回报我的爱也使我的生命达到饱和。我这一生的业已经透过服侍崔雅而燃尽，我给她的爱也填满了她心中的每个角落，没有任何阴影存在了。」
崔雅去世后，威尔伯梦见水一滴滴地落到海里，立刻与海水融合，寓意着威尔伯因为服侍崔雅获得无尽的恩宠与解脱，威尔伯又重新让自己回到工作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除了购买日用品外，过着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性、生态、灵性》这本书的写作中去，中间还自称患有「渴肤症」，曾有一段时间，威尔伯工作结束后总是忍不住坐下来痛哭，那种渴望与人肌肤相亲的痛苦，比压抑性欲还要令他难熬。「渴肤症」使得威尔伯再度面临考验，他发现自己除了目睹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就在这纯然的目睹中，崔雅在病中所发展出来的平等心也在威尔伯的身上得以呈现，他开始进入持续不断的觉知，这种觉知使得他的修行的境界发生巨大的蜕变，体证上的觉悟同时伴随着论证上的飞跃，威尔伯开始大量书写作品《万法简史》、《灵性复兴》、《一味》等一系列作品，笔者认为当很多西洋人无法用科学理解灵性的时候，威尔伯已经整合宗教修行与西方心理学的启示，融入自己修行的亲生体验在谈不同层次知识之间的互通，这跟威尔伯陪伴崔雅面对死亡过程中的生死体验有着相当深刻的关联，促使威尔伯体会到长青哲学的奥秘，提出人必须在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发展，以科学与理性的方式诠释东西文化中哲学与宗教的精髓，从个人统合扩展到整体生命、以及灵性和宇宙的面向，体会存有的意义，形成他的整合哲学。
参考文献：
[1] 肯•威尔伯（Ken Wilber）（2013）。《恩宠与勇气：超越死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荣格（Carl Gustav Jung）（著），刘国彬，杨德友（译）（2009）。《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3]王国轩（译注）（2017）。《大学 中庸》。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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