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天，一位德国牧师病逝于图宾根。人的生死本是正常的事情，但这个人的死经过心理学家荣格的描述则不同寻常。荣格认为他死于自身“西方与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也就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里的东方精神比较具体指向的则是中国文化，但令我至今困惑的是中国的心理工作者为什么忽视了这个要命的精神抵触问题，甚至有意无意曲解了某些重要资料。
比如艾兰在她的著作《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自序中直言：“很多西方的关于神话、艺术和礼仪的理论著作根本就和中国古代的情况毫不相干。”而西方心理学恰根植并脱胎于很多与中古文化毫不相干的西方文化资源，比如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等等。就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这些完全脱胎于西方文化，丝毫未作本土化适应性转化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模式却正在遍地开花的应用于土生土长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中国人。
至于这种大规模机械搬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不做必要的分辨及本土化转化便照葫芦画瓢放胆应用于临床心理咨询和治疗是否存在本文所述的抵触与冲突，我相信用不了很长时间便会现出难掩的征象和集体无意识的反作用力。而某些从业者带有强烈敌意和攻击性，凭借刻板挪用西方心理学理论将矛头直指中古国传统文化的行为本身，我认为是一种表征之萌芽。部分医患之间的无理性对攻和敌意，即使不是直接表征，也与此有丝丝缕缕的关联。荣格偶然的一句话也可算作从一个不同角度触及过这方面，他说“我厌恶拙劣的教育方式总是试图将非理性现象纳入先入为主的理性框架的做法。…人不应该在尸体上研究生命，更何况，重复试验也不可能，因为原来的情境不可能重建。”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生前曾大力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卫礼贤就将《老子》、《庄子》、《列子》翻译成德文出版，此后又将《易经》、《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翻译成德文出版。晚年，著有代表作《中国心灵》《中国文明简史》《中国的经济心理》。其中对《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的翻译和评述，使他名声大振，并深刻的影响了心理学家荣格。
卫礼贤1895年毕业于图宾根大学神学系，1897年成为普鲁迪斯坦特教会副牧师，1899年进入中国，成为青岛教会牧师，1920年回国。在中国连续生活了21年。1922年又被德国政府任命为驻北京公使馆学术顾问，再度来华；1924年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主讲中国学，并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学术与艺术杂志》 ，1930年3月病逝于图宾根，享年57岁。
荣格发现卫礼贤存在精神抵触并有生命危险的时期主要是他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直至病逝这段时期，时间跨度大概五年左右。转折点大约为1925年，这一年的前后卫礼贤的行为举止在荣格的眼中反差巨大。
被中国文化同化的牧师与被中国文化基因改变世界观的心理学家
荣格与卫礼贤相识于上个世纪20世纪初，那段时期荣格正在兴致勃勃的研究《周易》，并将古老的卜筮方法应用到他的患者身上。正当他受困于“欧洲式潜意识强加于我的”问题时，卫礼贤翻译的《周易》附带评论出版，荣格马上弄到一本，并与书中内容产生令他欣慰的共鸣。此后不久，二人终于在苏黎世会面，“有机会大范围讨论”关于《周易》的问题，同时“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荣格的自己记述到“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
然而，令人唏嘘惋叹的是传播中国文化基因的人却死于文化精神的冲突，接受这种文化基因改造的则获得了重生。事实的确是卫礼贤把荣格从与弗洛伊德分裂后的抑郁和孤独中拯救了出来，并且赋予其创造的机会与力量。尤其是1928年荣格绘制出一幅名为“金色城堡”的曼陀罗并疑惑不解，“这幅画画完后，我问自己道‘这画怎么中国画味这样重？’”
曼荼罗下写的是“此画作于1928年，画的是一个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尔海姆给我寄来论述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的一篇三千年前的中文文章。”
此后不久，荣格便受到了卫礼贤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草稿，标题也是‘金花的秘密’，他还要求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这就是荣格与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密旨》）的事件缘由，正是这次合作对于荣格整个分析心理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慢慢意识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荣格曾饱含深情的写道：“卫礼贤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以清楚的语言从他的身上，听见那些我曾隐约地从欧洲人的无意识中猜测到的东西，这对我是一次了不起的经验。我确实觉得他极大的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
可是，正当荣格为缓解欧洲人精神痛苦而从中国文化基因获得澄清和确证的时候，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卫礼贤却因为精神危机带来的痛苦压力正走向生命的终点。接下来，我们看看荣格眼中或者说心中卫礼贤的两种形象。
人生何止如初见
初见时，卫礼贤便给荣格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
“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的观点和古代的中国文化，已经一步步地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与一般的牧师不同，(他)深深地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文明，对中国固有文化弃置不顾，但他却潜心钻研被中国人遗弃的儒教和道教，他如此地热爱中国，以至于其写字姿态和说话的方式以及外表风度完全像一个中国人。”“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人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
那么，卫礼贤是怎样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呢？
按照荣格的描述“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乃宣。”
劳乃宣何许人也？
中国近代音韵学家。1902年至1903年2月，任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总理(校长)。1911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重视教育，主张普及等韵字母之学，推行汉语简字拼音，曾奏设简字学堂于南京，并长期从事于古代数学研究。劳乃宣也重视图书馆建设，1914年，与德国弟子卫礼贤在山东尊孔文社内建立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座图书馆。楼内广收经、史、子、集、诸子之书，也收藏中外现代图书，外文图书以德文为多。
卫礼贤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便是让他在欧洲名声大震的译作《周易》。而这个译本以及精辟的评论正是在劳乃宣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荣格对此有一段颇具精神性的评述“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乃宣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虽然“行将灭亡”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荣格带有自己情绪对中国文化的不准确见识，但那也不过是为了强化卫礼贤个体身份特征而为之。他着力表达的卫礼贤的内心认知“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更像是荣格自己的内心认同，1950年，卫礼贤已经去世整整20年，75岁的荣格自己觉得终于达到有资格为卫礼贤的易经英译本撰写序言的生命境界。他在这篇序言中写道：
“中国的圣人似乎更关注事物的实际形式而不是理想形式。对他们来说，自然律的繁复构成了经验的现实，其意义更胜于对种种事件所做的因果解释。”“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沉思，其方式颇有些类似现代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家无法否认：他的世界模型完全是一种心理结构。微观的物理事件中包含着观察者的观察，恰似《易经》中的现实在其瞬间情境的整体性中包含了主观的心理状态一样。”“我总是试图不怀偏见、充满好奇地看待一切——正所谓‘乐新而不疲’。为什么不冒险与这据称有灵的古书作一次对话呢？它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读者则可以见识到一种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中被反复运用的心理学程序，此程序无论对儒家还是道家，都代表了最高的精神权威和哲学奥义。”
但卫礼贤回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之后，荣格却看到了与“初见”时不同的变化。
逆方向的被动同化与始终如一的“传教”目的
“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的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别无二致。”
荣格曾试图提醒卫礼贤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对他说“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卫礼贤的回答是“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
荣格认为“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潜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潜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卫礼贤的精神抵触危机状态持续了几年，到他去荣格家里做客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而且变化急剧，每况愈下。后来听说卫礼贤住进医院，荣格曾去到医院探望他，在荣格眼前他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卫礼贤告诉荣格他做的一些梦，在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广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的中国，他正寻找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精神抵触时期卫礼贤撰写了《中国心灵》，他在书中写道：“我更情愿采取一种新方式在中国传教。……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过一种与基督精神相符的简单生活，通过在学校和医院的工作来影响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亲密关系，同时相信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也许能够走的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从这些相关的描述，应该说“精神抵触”在卫礼贤的“意识”层面一直存在着，他的“传教”目的始终如一，这种情形在今天更多的频繁来往于中华大地的基督教等宗教背景的人身上更为普遍，甚至可说傲慢而肆无忌惮。荣格先生认为卫礼贤被中国文化征服了、同化了，显然受到他自身对中国文化深度认同的影响，与基督教比起来，过于夸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深度。
但荣格提到了“忠诚”，这可以说才是正中卫礼贤的要害。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诚”与“信”，这一点卫礼贤不可能不了解。而中国文化的“诚”“信”要求是自我反省、“自得之”为主，《礼记·中庸》中写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更具体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道德经》也讲“道法自然”。而卫礼贤倾力翻译的《周易·系辞传》中对“中孚”卦九二爻辞的发挥则是“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也就是说若你不能做“诚”与“信”，不但影响深远，而且是“自遗其咎”而咎由自取。
综上，可以说卫礼贤并没有如荣格说言被动被西方因素同化，而是始终如一的“传教”信念让他从深入中国文化开始便有了精神危机。卫礼贤告诉荣格“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他，那也不是荣格以为来自西方文化或基督教，而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力量。若他的老师劳乃宣还活着，卫礼贤或许有机会摆脱这个“攫住”他的强大力量，可惜劳乃宣在《周易》翻译完成后便寿终正寝。这也算是卫礼贤的命吧，命中早已注定他要遭遇这个致命的精神危机。
中国人常常讲谁被什么“克”死了，卫礼贤是不是呢？
西方文化“克”中国文化
荣格对基督教态度与东方文化差异的认识，却也很适合用来解释卫礼贤晚年的境遇。荣格认为西方基督教所表现的更多是意识层面的对峙和紧张（表现在卫礼贤身上则是“传教”与“被同化”的矛盾与冲突），“东方的古老智慧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智慧的人应该对自己有自知”，表现为对无意识的重视（五日三省吾身、自得之、道法自然），重视无意识是东方人格保持均衡与完满的重要基础。在《金花的秘密》评论中荣格写道：“中国哲学史表明，中国从来没有远离过核心的心灵因素（ cental ），因此没有陷入单方面地过分发展过分自大的单一心理机能，也就保持住了自我。中国人对于生命体内部与生俱来的自我矛盾和两极性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立的两方面永远是彼此平衡的 — 这是高等文明的象征。而片面性（ oneside-ness ）尽管它提供了动力，它仍然是末开化的标志。如今在西方发端的反抗理智崇尚情感或者崇尚直觉的这个反响，我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意识对专横的理智设定的过分狭窄之界限的突破。” 如同钱穆先生称东方文化为内倾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倾文化。而荣认为“无意识”决定“意识”，从中国文化的相生相克来讲，“无意识”克“意识”吉；反之，则凶。
卫礼贤也许正因此而遭遇自身难以克服的精神危机，进而躯体化与他多年的旧病融合为一。据本人多年临床心理实践和研究，今天遭遇此类精神危机躯体化的已经不再是某些特殊个体，而是作为群体而存在：一类是中国人和某些华人群体；一类是西方人和某些华裔群体。
对此卫礼贤自己也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不过无法“切近己身”。他在《中国心灵》最后一章“东方和西方”的结尾如此写道：“要把人性从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还需要做两件事：深深地潜入人性的潜意识层次，直至从那个深度往上，所有充满活力的、只能以一种神秘的统合的关照加以体验的道路完全获得自由。而这恰恰是东方的专利。另一方面，人性还需要对自主个人的最终的强化，直到其获得能与外部世界的全部压力相匹敌的力量，而这却是西方所长。“
这与荣格认为卫礼贤身上存在东西方精神抵触的冲突是相呼应的，它们可以相克相生，但必须是东方“克”西方，而不是相反。原因之一，也许就是荣格所言：“无论如何，西方人在心理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上帝的恩典来自四面八方，却永远只能是自外而内，此外任何观点都是异端。这样便不难理解人的心理为什么被估计得如此之低。…与之相反，东方人则同情地容忍‘较低’的精神发展。”也许正因此，所以荣格晚年选择了东方克西方的道家生活，无论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比如胡适怎么评价他“迷信”的《易经》，更无须在意后来的中国人如何评价他对道家所知多么有限，总之，荣格坚定的选择了自己最后一段生命之路，获得生命的安静平和，得以安然病逝于苏黎世湖上的家中，享年86岁。而卫礼贤则是从中国回到欧洲不满十年便旧病转深沉，死在57岁的壮年。
当然，卫礼贤病情日益加深的那段时期，他也意识到“欧洲思想及相关的人类文化可预知的发展”之前景——“关于人类目前所走的道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正向一个灭绝孤芳自赏的和受地域限制的文化的时期迈进。……各种具有传统倾向的基础结构也已彻底崩溃了。……这里面存有极大的危险。本土的、超独立文明的物质毁灭将使整个人类化为乌有。在此过程中人类顶多只能求助于机器。我们确已到达危险的边缘，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人类的没落与灭亡。“
这也很像是卫礼贤对自己4年后就将因为深刻的精神危机而过早去世的预言。
在卫礼贤临死前，荣格曾被一幅幻影强烈震撼：“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荣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从荣格委婉的表述中，可以做出一些判断：首先这是凶信，关于卫礼贤即将去世的消息；其次透露了卫礼贤的真正死因以及他梦中找寻的“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第三阴中包阳，凶中有吉，预示了荣格生命道路的转折点，以及他晚年的选择。
关于卫礼贤的内心冲突，荣格留下这样一段话“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其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他直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距离卫礼贤去世，又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过去了。距离荣格去世，也已经整整五十八个年头了。今天的中国人正在大规模接受西方心理学林林总总的侵袭，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很多领域西方文化外倾的特征汹涌澎湃的“克”着内倾的、重视“无意识”的中国文化。这给中国人精神领域带来的注定是凶多吉少、险象环生的境况。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是这种相克造成的呢？而今天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诊治判断又有多少是舍本逐末的因治病而致病呢？有多少人会记得并在意卫礼贤的教训和荣格的谆谆告诫呢？
卫礼贤在他去世前四年所著的《中国心灵》中写道：
“我见识过旧中国，它的一切那时看来还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我也目睹了它的崩溃，看着新生活的萌芽怎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但是，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
“这个过程的开始虽很缓慢，但行动的巨轮却越转越快，这是复兴的巨轮，它旋转着，把旧的一切从一无所有中培植出来。但新事物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的根仍然在过去，只有懂得阐释进化之根的人，才能从过去中预测未来。”
参考文献：
《中国心灵》（德·卫礼贤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98年1版）
《荣格自传》（瑞士·荣格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05年1版）
《荣格手稿 红书》（瑞士·荣格 中央编译12年1版）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瑞士·荣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年1版）
《周易集解纂疏》（清·李道平 中华书局1994年1版）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版）
《杜维明思想学术文选》（孔祥来 陈佩珏 上海古籍2014年1版）
《儒家角色伦理学》（美·安乐哲 山东人民 2017年1版）
《水之道与得之端》（美·艾兰 山海人民 2002年1版）
《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版）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美·林毓生 贵州人民1988年1版）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瑞士·荣格 译林2014年1版）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美·霍尼 贵州人民 1988年1版）
《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
（美·艾兰 商务2010年1版）
《神话与中国社会》（田兆元 上海人民1998年1版）
他死于对中国文化的不“忠诚”！？
1930年春天，一位德国牧师病逝于图宾根。人的生死本是正常的事情，但这个人的死经过心理学家荣格的描述则不同寻常。荣格认为他死于自身“西方与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也就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里的东方精神比较具体指向的则是中国文化，但令我至今困惑的是中国的心理工作者为什么忽视了这个要命的精神抵触问题，甚至有意无意曲解了某些重要资料。
比如艾兰在她的著作《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自序中直言：“很多西方的关于神话、艺术和礼仪的理论著作根本就和中国古代的情况毫不相干。”而西方心理学恰根植并脱胎于很多与中古文化毫不相干的西方文化资源，比如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等等。就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这些完全脱胎于西方文化，丝毫未作本土化适应性转化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模式却正在遍地开花的应用于土生土长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中国人。
至于这种大规模机械搬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不做必要的分辨及本土化转化便照葫芦画瓢放胆应用于临床心理咨询和治疗是否存在本文所述的抵触与冲突，我相信用不了很长时间便会现出难掩的征象和集体无意识的反作用力。而某些从业者带有强烈敌意和攻击性，凭借刻板挪用西方心理学理论将矛头直指中古国传统文化的行为本身，我认为是一种表征之萌芽。部分医患之间的无理性对攻和敌意，即使不是直接表征，也与此有丝丝缕缕的关联。荣格偶然的一句话也可算作从一个不同角度触及过这方面，他说“我厌恶拙劣的教育方式总是试图将非理性现象纳入先入为主的理性框架的做法。…人不应该在尸体上研究生命，更何况，重复试验也不可能，因为原来的情境不可能重建。”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生前曾大力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卫礼贤就将《老子》、《庄子》、《列子》翻译成德文出版，此后又将《易经》、《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翻译成德文出版。晚年，著有代表作《中国心灵》《中国文明简史》《中国的经济心理》。其中对《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的翻译和评述，使他名声大振，并深刻的影响了心理学家荣格。
卫礼贤1895年毕业于图宾根大学神学系，1897年成为普鲁迪斯坦特教会副牧师，1899年进入中国，成为青岛教会牧师，1920年回国。在中国连续生活了21年。1922年又被德国政府任命为驻北京公使馆学术顾问，再度来华；1924年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主讲中国学，并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学术与艺术杂志》 ，1930年3月病逝于图宾根，享年57岁。
荣格发现卫礼贤存在精神抵触并有生命危险的时期主要是他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直至病逝这段时期，时间跨度大概五年左右。转折点大约为1925年，这一年的前后卫礼贤的行为举止在荣格的眼中反差巨大。
被中国文化同化的牧师与被中国文化基因改变世界观的心理学家
荣格与卫礼贤相识于上个世纪20世纪初，那段时期荣格正在兴致勃勃的研究《周易》，并将古老的卜筮方法应用到他的患者身上。正当他受困于“欧洲式潜意识强加于我的”问题时，卫礼贤翻译的《周易》附带评论出版，荣格马上弄到一本，并与书中内容产生令他欣慰的共鸣。此后不久，二人终于在苏黎世会面，“有机会大范围讨论”关于《周易》的问题，同时“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荣格的自己记述到“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
然而，令人唏嘘惋叹的是传播中国文化基因的人却死于文化精神的冲突，接受这种文化基因改造的则获得了重生。事实的确是卫礼贤把荣格从与弗洛伊德分裂后的抑郁和孤独中拯救了出来，并且赋予其创造的机会与力量。尤其是1928年荣格绘制出一幅名为“金色城堡”的曼陀罗并疑惑不解，“这幅画画完后，我问自己道‘这画怎么中国画味这样重？’”
曼荼罗下写的是“此画作于1928年，画的是一个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尔海姆给我寄来论述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的一篇三千年前的中文文章。”
此后不久，荣格便受到了卫礼贤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草稿，标题也是‘金花的秘密’，他还要求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这就是荣格与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密旨》）的事件缘由，正是这次合作对于荣格整个分析心理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慢慢意识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荣格曾饱含深情的写道：“卫礼贤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以清楚的语言从他的身上，听见那些我曾隐约地从欧洲人的无意识中猜测到的东西，这对我是一次了不起的经验。我确实觉得他极大的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
可是，正当荣格为缓解欧洲人精神痛苦而从中国文化基因获得澄清和确证的时候，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卫礼贤却因为精神危机带来的痛苦压力正走向生命的终点。接下来，我们看看荣格眼中或者说心中卫礼贤的两种形象。
人生何止如初见
初见时，卫礼贤便给荣格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
“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的观点和古代的中国文化，已经一步步地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与一般的牧师不同，(他)深深地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文明，对中国固有文化弃置不顾，但他却潜心钻研被中国人遗弃的儒教和道教，他如此地热爱中国，以至于其写字姿态和说话的方式以及外表风度完全像一个中国人。”“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人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
那么，卫礼贤是怎样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呢？
按照荣格的描述“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乃宣。”
劳乃宣何许人也？
中国近代音韵学家。1902年至1903年2月，任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总理(校长)。1911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重视教育，主张普及等韵字母之学，推行汉语简字拼音，曾奏设简字学堂于南京，并长期从事于古代数学研究。劳乃宣也重视图书馆建设，1914年，与德国弟子卫礼贤在山东尊孔文社内建立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座图书馆。楼内广收经、史、子、集、诸子之书，也收藏中外现代图书，外文图书以德文为多。
卫礼贤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便是让他在欧洲名声大震的译作《周易》。而这个译本以及精辟的评论正是在劳乃宣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荣格对此有一段颇具精神性的评述“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乃宣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虽然“行将灭亡”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荣格带有自己情绪对中国文化的不准确见识，但那也不过是为了强化卫礼贤个体身份特征而为之。他着力表达的卫礼贤的内心认知“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更像是荣格自己的内心认同，1950年，卫礼贤已经去世整整20年，75岁的荣格自己觉得终于达到有资格为卫礼贤的易经英译本撰写序言的生命境界。他在这篇序言中写道：
“中国的圣人似乎更关注事物的实际形式而不是理想形式。对他们来说，自然律的繁复构成了经验的现实，其意义更胜于对种种事件所做的因果解释。”“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沉思，其方式颇有些类似现代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家无法否认：他的世界模型完全是一种心理结构。微观的物理事件中包含着观察者的观察，恰似《易经》中的现实在其瞬间情境的整体性中包含了主观的心理状态一样。”“我总是试图不怀偏见、充满好奇地看待一切——正所谓‘乐新而不疲’。为什么不冒险与这据称有灵的古书作一次对话呢？它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读者则可以见识到一种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中被反复运用的心理学程序，此程序无论对儒家还是道家，都代表了最高的精神权威和哲学奥义。”
但卫礼贤回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之后，荣格却看到了与“初见”时不同的变化。
逆方向的被动同化与始终如一的“传教”目的
“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的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别无二致。”
荣格曾试图提醒卫礼贤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对他说“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卫礼贤的回答是“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
荣格认为“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潜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潜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卫礼贤的精神抵触危机状态持续了几年，到他去荣格家里做客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而且变化急剧，每况愈下。后来听说卫礼贤住进医院，荣格曾去到医院探望他，在荣格眼前他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卫礼贤告诉荣格他做的一些梦，在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广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的中国，他正寻找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精神抵触时期卫礼贤撰写了《中国心灵》，他在书中写道：“我更情愿采取一种新方式在中国传教。……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过一种与基督精神相符的简单生活，通过在学校和医院的工作来影响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亲密关系，同时相信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也许能够走的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从这些相关的描述，应该说“精神抵触”在卫礼贤的“意识”层面一直存在着，他的“传教”目的始终如一，这种情形在今天更多的频繁来往于中华大地的基督教等宗教背景的人身上更为普遍，甚至可说傲慢而肆无忌惮。荣格先生认为卫礼贤被中国文化征服了、同化了，显然受到他自身对中国文化深度认同的影响，与基督教比起来，过于夸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深度。
但荣格提到了“忠诚”，这可以说才是正中卫礼贤的要害。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诚”与“信”，这一点卫礼贤不可能不了解。而中国文化的“诚”“信”要求是自我反省、“自得之”为主，《礼记·中庸》中写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更具体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道德经》也讲“道法自然”。而卫礼贤倾力翻译的《周易·系辞传》中对“中孚”卦九二爻辞的发挥则是“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也就是说若你不能做“诚”与“信”，不但影响深远，而且是“自遗其咎”而咎由自取。
综上，可以说卫礼贤并没有如荣格说言被动被西方因素同化，而是始终如一的“传教”信念让他从深入中国文化开始便有了精神危机。卫礼贤告诉荣格“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他，那也不是荣格以为来自西方文化或基督教，而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力量。若他的老师劳乃宣还活着，卫礼贤或许有机会摆脱这个“攫住”他的强大力量，可惜劳乃宣在《周易》翻译完成后便寿终正寝。这也算是卫礼贤的命吧，命中早已注定他要遭遇这个致命的精神危机。
中国人常常讲谁被什么“克”死了，卫礼贤是不是呢？
西方文化“克”中国文化
荣格对基督教态度与东方文化差异的认识，却也很适合用来解释卫礼贤晚年的境遇。荣格认为西方基督教所表现的更多是意识层面的对峙和紧张（表现在卫礼贤身上则是“传教”与“被同化”的矛盾与冲突），“东方的古老智慧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智慧的人应该对自己有自知”，表现为对无意识的重视（五日三省吾身、自得之、道法自然），重视无意识是东方人格保持均衡与完满的重要基础。在《金花的秘密》评论中荣格写道：“中国哲学史表明，中国从来没有远离过核心的心灵因素（ cental ），因此没有陷入单方面地过分发展过分自大的单一心理机能，也就保持住了自我。中国人对于生命体内部与生俱来的自我矛盾和两极性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立的两方面永远是彼此平衡的 — 这是高等文明的象征。而片面性（ oneside-ness ）尽管它提供了动力，它仍然是末开化的标志。如今在西方发端的反抗理智崇尚情感或者崇尚直觉的这个反响，我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意识对专横的理智设定的过分狭窄之界限的突破。” 如同钱穆先生称东方文化为内倾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倾文化。而荣认为“无意识”决定“意识”，从中国文化的相生相克来讲，“无意识”克“意识”吉；反之，则凶。
卫礼贤也许正因此而遭遇自身难以克服的精神危机，进而躯体化与他多年的旧病融合为一。据本人多年临床心理实践和研究，今天遭遇此类精神危机躯体化的已经不再是某些特殊个体，而是作为群体而存在：一类是中国人和某些华人群体；一类是西方人和某些华裔群体。
对此卫礼贤自己也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不过无法“切近己身”。他在《中国心灵》最后一章“东方和西方”的结尾如此写道：“要把人性从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还需要做两件事：深深地潜入人性的潜意识层次，直至从那个深度往上，所有充满活力的、只能以一种神秘的统合的关照加以体验的道路完全获得自由。而这恰恰是东方的专利。另一方面，人性还需要对自主个人的最终的强化，直到其获得能与外部世界的全部压力相匹敌的力量，而这却是西方所长。“
这与荣格认为卫礼贤身上存在东西方精神抵触的冲突是相呼应的，它们可以相克相生，但必须是东方“克”西方，而不是相反。原因之一，也许就是荣格所言：“无论如何，西方人在心理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上帝的恩典来自四面八方，却永远只能是自外而内，此外任何观点都是异端。这样便不难理解人的心理为什么被估计得如此之低。…与之相反，东方人则同情地容忍‘较低’的精神发展。”也许正因此，所以荣格晚年选择了东方克西方的道家生活，无论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比如胡适怎么评价他“迷信”的《易经》，更无须在意后来的中国人如何评价他对道家所知多么有限，总之，荣格坚定的选择了自己最后一段生命之路，获得生命的安静平和，得以安然病逝于苏黎世湖上的家中，享年86岁。而卫礼贤则是从中国回到欧洲不满十年便旧病转深沉，死在57岁的壮年。
当然，卫礼贤病情日益加深的那段时期，他也意识到“欧洲思想及相关的人类文化可预知的发展”之前景——“关于人类目前所走的道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正向一个灭绝孤芳自赏的和受地域限制的文化的时期迈进。……各种具有传统倾向的基础结构也已彻底崩溃了。……这里面存有极大的危险。本土的、超独立文明的物质毁灭将使整个人类化为乌有。在此过程中人类顶多只能求助于机器。我们确已到达危险的边缘，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人类的没落与灭亡。“
这也很像是卫礼贤对自己4年后就将因为深刻的精神危机而过早去世的预言。
在卫礼贤临死前，荣格曾被一幅幻影强烈震撼：“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荣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从荣格委婉的表述中，可以做出一些判断：首先这是凶信，关于卫礼贤即将去世的消息；其次透露了卫礼贤的真正死因以及他梦中找寻的“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第三阴中包阳，凶中有吉，预示了荣格生命道路的转折点，以及他晚年的选择。
关于卫礼贤的内心冲突，荣格留下这样一段话“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其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他直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距离卫礼贤去世，又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过去了。距离荣格去世，也已经整整五十八个年头了。今天的中国人正在大规模接受西方心理学林林总总的侵袭，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很多领域西方文化外倾的特征汹涌澎湃的“克”着内倾的、重视“无意识”的中国文化。这给中国人精神领域带来的注定是凶多吉少、险象环生的境况。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是这种相克造成的呢？而今天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诊治判断又有多少是舍本逐末的因治病而致病呢？有多少人会记得并在意卫礼贤的教训和荣格的谆谆告诫呢？
卫礼贤在他去世前四年所著的《中国心灵》中写道：
“我见识过旧中国，它的一切那时看来还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我也目睹了它的崩溃，看着新生活的萌芽怎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但是，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
“这个过程的开始虽很缓慢，但行动的巨轮却越转越快，这是复兴的巨轮，它旋转着，把旧的一切从一无所有中培植出来。但新事物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的根仍然在过去，只有懂得阐释进化之根的人，才能从过去中预测未来。”
参考文献：
《中国心灵》（德·卫礼贤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98年1版）
《荣格自传》（瑞士·荣格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05年1版）
《荣格手稿 红书》（瑞士·荣格 中央编译12年1版）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瑞士·荣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年1版）
《周易集解纂疏》（清·李道平 中华书局1994年1版）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版）
《杜维明思想学术文选》（孔祥来 陈佩珏 上海古籍2014年1版）
《儒家角色伦理学》（美·安乐哲 山东人民 2017年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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