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兰克史学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兰克史学的旨趣在于标榜客观主义，竭力主张写历史要客观工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夹杂个人任何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这种观点影响到傅斯年。傅斯年认为史学是一门*的科学，并在《史学方法导论》一书中指出“史的观念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以彰显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史学重视寻找、考订与辨析史料，这影响到傅斯年的史料观，傅斯年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的发现会促进史学进步，还把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兰克史学还影响到了傅斯年的同学姚从吾，姚从吾1934年回国后再北大讲授历史方*，传播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后来在西南联大、台湾大学执教40年，每年开设史学方*课程，为兰克史学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兰克史学也影响到陈寅恪。学者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一书中指出陈寅恪虽然没有接上兰克及其史学，但特别会融会贯通，能够把外来文化的学问与本民族的学问相互对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很重视史料、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推崇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信奉兰克的治史方法，曾经清华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介绍欧洲的汉学。陈寅恪怀抱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治史，笃守他的“*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结合王尔敏《史学方法》谈谈对研究选题、结构的认识
选题的意义：王尔敏认为研究学问的首要工作就是选题，何炳松也主张研究开始需首立主题，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方法》一书中如何选择主题有七点：第一，定主题之界限；第二，分史事之时期；第三，定史事之去取；第四，定各部因果之关系；第五，明陈迹之变化；第六，定史事之重轻；第七，定烘托材料之多寡。选择主题也收到时代分歧的影响，施亨利指出一时代之重大问题，引起一时代学者之广泛注意。许冠三也批判现代史学在科学派史家的主张与提倡下多注意小问题，忽略大问题。
选题性质有七点：一选题要具有开创性。二实验性：论题本身未必新，因为新实验使得选题产生新境界、新结论，具有重大价值。三突破性：旧问题从新角度挖掘突破。四总结式：对于很多人都讨论的问题，用统一贯穿、融会贯通的书写整合，批判吸收。五补充式：对前人成果的不足与重大缺漏进行讨论，引用前人观点要标出来。六翻案式：*常说，独创新观点。其他：慎戒蹈袭陈说、拾人牙慧、东抄袭补、改头换面。
选题的限制有四点：一论题的发展性与持续性。论题本身有无更多发展阶段；论题可否发展其他方向的相关问题；论题本身能否产生一下*的新问题；此论题将涉及其他问题。二、资料局限。如果资料短缺，就没办法完成研究。三、时忌限制。论题因为时忌，资料不公开，也不能畅所欲言讨论，也不适合做研究。四其他条件限制。
论题取决主要在于个人，指导老师只是辅助，不要拘泥于研究方法，而是根据自己论题的思考选择合适的方法，更不要制造学术垃圾。
结构的意义：论文要重视结构体系，拟定大纲，完成体系，呈现论文的全貌。结构的技巧难在文字技巧上。好的结构技巧代表的是一个人拥有全面的史学素养（史学、史识、史德、史才）。现代结构安排要注意四点：一、在各方面、各层次、各重点上面面顾到，不要遗漏。二不要太在意个章节的大小，但要考虑章节*分别的意义。三顾忌资料的安排与发挥。四不分章节也可以表达结构，结构在行文中透露。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从刘知己的二体到宋以后发展为三体，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现代通行的著作结构有四种：统计形式、编年形式、资料集形式、类书形式。结构的表达中最重要的是使人醒目易读，可以设置灵活巧妙的标题。结构开始在导论或引论部分提出问题，讲清楚论文的目的、态度和研究方法，结尾要澄清问题、总结推论、说明意义，要一一交代清楚。
3.解释严耕望《治史三书》中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严耕望认为原则的基本方法有六点：一是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因为专不一定能精，但精一定有相当的转，博不一定能通，能通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专精才能做学问做的很好。史学博通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史学本身的博通，对上下古今历史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对史学以外的博通，主义是指各种社会科学。一个人对学问的博通可以使得你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二是要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研究一个朝代，对上下相连的时代或朝代都要有所了解，这会帮助我们完整认识史事的来龙去脉。三是集中心力与时间做“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强进。一般史学家找范围狭小的问题作研究，以为能够出专精的成绩，但忽视了整体面的研究。在“面”的研究里，目标和范围更为广阔，也就是大题目里会包含许多小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并且能够产生大且精的成绩。并且全盘的研究容易发现材料彼此的冲突，可以及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连，可以相互补充。单个问题研究相互关联还好，但如果比较分散，不利于深入研究。“面”的研究要确定出一个重点的研究范围，深入讨论。四是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研究问题博通各种书目，研究具体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问题要看正史，把问题放在心中，从头到尾摘录内容，但也有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对正史有全盘了解和认识对后来的研究十分重要。正史以外的基本书籍也要看。如果只是抱个题目去找材料会发现学问的功底太薄弱，难以后继发展，博通阅读后在写论文的时候要谨守自己的专长，专精研究。五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稀有史料固然可贵，要尽量使用，但不要忽视旧的史料，而“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以新奇取胜，也不是一定要*前人旧说，另立新说，最重要的是把前人没有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而不是标新立异。如果旧说不当，需要提出新的看法，但要谨慎行事，因为破旧立新很容易流于偏激，可能越新异离开事实会越远，这一点要特别留意。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思想上下深工夫，从旧史料推陈出新。史前史和殷周史研究放在考古学上。六是其他几点意见。包括四点：（1）慎作概括性结论。（2）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3）概括叙述性证据与例证性证据。（4）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
4.简论中国新史学研究中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的关系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研究方式的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实为目标，此两者是中国新史学的“双轨”。科学重视经验、实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倾向于注重考证、整理和扩充史料，以便获得历史之真。中国七大新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都可以在“科学实证”的逻辑理路上找到根基，但他们的治史理念和旨趣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治史目标的求真与求理不同，梁启超在“史学革命”中建立以“求真”为宗旨的“新史学”，并寻求“历史进化现象之公理公例”，而其他六位新史学家在求真豫求理的追求上各有侧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以“博学通识”为基础的历史考据、胡适以“假设与求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顾颉刚“古史辨”以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无不采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考证、整理和扩充史料，目标都是建立历史事实之真。郭沫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指导下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符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但要注意忽略历史性作为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及历史学科的特殊性情况下，走到极端处容易造成历史研究的弊病与问题。重视文化阐释的历史学家是钱穆先生，钱穆先生认为文化是历史的本质，历史是文化的外在表现。钱穆新史学的特质在于注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具体做法就是“以士释史”，重视“通识”，求“博古通今”，强调历史的经世致用，建立新史学就是要以中国人的眼光去发现中国史的内在精神，对于西方可以采用他们的研究方法，却不能抄袭他们的结论，要在中国的史料中创造中国的新史学。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这两种研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贯通的，比如钱穆主张的历史研究主题与客体的统一观点与梁启超的“和合主、客二观”的新史学观，以及钱穆强调“史意”及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与梁启超的“历史目的在于将过去额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及著书之宗旨应“以为经世之用”的史学思想，都是非常契合的。钱穆与陈寅恪同样极具“博学通识”，都主张历史考证以“通识”为基础，通识又建立在“博学”之上，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以文化而不以血统区分民族，陈寅恪在讨论隋唐制度史的时候指出北朝以文化而非种族来划分胡汉。由此可见，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是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径，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对垒，其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相互补益，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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