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近代人对儒家礼教的批判，着墨点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孝道文化上。尤其是*以来孝道对个人的束缚和主角对婚姻自由的向往是用来制作戏剧冲突的引爆点之一，自此以后只要提起孝道，就会自动与封建挂钩。这绝对不是某种偶然，文字中往往隐藏着文化的基因秘密，儒家最重教化，而「教」字的左边正是一个「孝」字，所以《孝经》中会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认为孝是教化的源头，由此可见，难怪孝道会成为近代以来西风东进时最先被否定的传统之一。即使如此孝道在我们生活中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中是否孝顺仍然会成为其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
孝道是中华文明很早以来就有的共识，早在四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甲骨文中的孝是一个会意字，它是由一个省略了的「老」字和「子」字上下相叠组成，其字形是一个小伙子搀扶着一位有着长长胡须的驼背老人。但是其真正在文化中开始凸显是从周朝开始，孔子在《孝经•圣治章十九》中说「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在这里 周公将商朝以来的祭祀对象由鬼神和天转换为父亲，在这里也可以发现在古代常常被彰显的是父性，在《孝经•士章第五》中孔子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在这里孔子认为对母亲是爱，对君主是敬，对父亲是爱兼以敬。而近代以来文化领域的重大转变之一是由歌颂母亲光辉的文化创作明显多于父亲，这可能是传统文化衰落后人心日趋轻浮，而持重持敬的空间越来越被消解的缘故。
但是孝道的重要性却并没有从此确定，周王室权威衰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连年征战除了造成社会动荡生民之苦，也使的社会价值体系开始崩塌，贵族阶层中子弑父，兄弟阋墙的人伦悲剧轮番上演，正是如此孔子希望可以从孝道开始重建人间的秩序，所以当孟懿子问孝子说「无违。」当樊迟御追问什么是「无违。」时，孔子说活着的时候以礼相待，去世的时候按照礼仪来安葬，祭祀的时候以礼仪来祭祀。而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只要每个人遵守自己的份位，其中就有礼有孝。在孔子这里被系统化和深化，并成为理论教化的基础，儒家的学问是一以贯之，身内身外，家里家外并不是割裂的状态，这个一以贯之的源头在于修身齐家，修身齐家的源头正是来自于孝道。为什么孔子认为孝道这么重要，在孝道中父亲可以超拔至与天并立的位置，是因为个人的生命可以追溯的源头是父母，而父母的生命可以追溯的源头是一代一代的祖先，这种生生不息的状态正是常人人可以最直观体会到天道的状态。在混乱的时代里，战争不仅摧残着无数的生命，也瓦解了无数家庭伦理所带来的温情。到了秦代，由法家主导的以吏为师带来的结果是人情间的温情被高压的制度钳制，直到汉代之后儒家成为显学，孝道也被公开的倡导，后来还发展到孝子可以被「举孝廉」入仕，至此社会才恢复到其应有的温度。并一直在历史中延续下来，在延续的过程中孝道本该是人性中天性的自觉发生了扭曲，最骇人的莫过于由元代郭守正辑集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一个人为了追求孝道居然可以将自己新生的孩子活埋。
但是这种对于孝道的观念并非一直都是僵化的，并非是绝对伦理，而是一种相对伦理，比如在《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中，曾子问孔子「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孝道，已经听过了天子的教诲，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这是甚么话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五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五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孔子家语•六本》中也同样记载着「曾子耘瓜」的故事：曾子锄瓜，不小心锄断了瓜的根。父亲曾皙非常生气，举起一根大棍来击打他的背。曾子倒地不省人事许久。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曾子高兴地(从地上)爬起来，走近曾皙问候道:「刚才我得罪了父亲大人，您为教导我而*打我，您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吧?」退下去回到房里，曾子边弹琴边唱歌，想让父亲听见以知道他的身体健康无恙。(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得罪于大人，大人*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告诉门下弟子:「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自认为没有过错，托人向孔子请教。孔子说:「你没听说过吗?昔日瞽叟有一个儿子叫舜，舜侍奉父亲瞽叟，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参侍奉父亲，放弃身体来等着被父亲暴打，父亲要打死他，朝死里打也不躲避。他如果真的死了就会陷他父亲于不义，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你不是天子的百姓吗?杀了天子的百姓，那罪过怎么样?」曾参听说了这些话，说:「我的罪过很大啊!」于是拜访孔子为自己的过错道歉。(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孝的目的不在于孝本身，而在于成全孝背后的义。
随着儒学的发展到了心学的阶段，阳明先生更清晰了指出了尽孝的背后是天理的发作与完成，是知行合一的落实，因此他在《传习录•徐爱录》中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正是由于阳明先生心学的阐发与展开，明代对于孝道的落实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很多受心学影响的士人在嘉靖皇帝「大礼议」的事件中对明武宗的遗诏展开重新诠释，解决了明世宗祭祀父母的问题。而阳明先生的弟子钱德洪在其父亲去世后并未按照礼制守孝三年，而是四处奔走开展讲学，通过讲学将阳明先生和父亲的精神生命延续下去。
孔子这里，通过孝道不仅可以扩充至天地造化，更可以使人产生冥契经验，他在《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中说「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所以在后来由民间故事集结成的《二十四孝》中有很多「哭竹生笋」「涌泉跃鲤」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很多明显是有着朴素的愿望却被扭曲。反而在是民国年间王凤仪的身上有着清晰的印证，王凤仪在父亲去世后筑草棚守孝三年，「我守墓时人们都谤我，我安然不动，不过百天真就灵了。第二年正月初六日，我同白勤赴六家子宣讲堂，晚间回来时，有个像月亮似的东西，在前面引着我走，到草芦时忽然不见了。我的族弟宝元怕我冷，去给我烧炕，因为没有火就没烧，他就在我的屋里睡去，我没回来时，他觉得很冷，我回来他就觉得暖和了。他出去对旁人说，我二哥的小屋是神仙洞啊，第二天我的小屋里光明了一夜，诸神诸佛都来了。次日回家，我就大吵吵着说：『姜太公的封神榜到我手里了！』人都说我疯了，要给我找医生调治，我就笑世人太迷了。有个族兄，他说我疯了。我说：『你也说我疯啦，你父子不和算对怎的。』他说：“『不着调吗。』我说：『你爹不着调，该你说的吗？他不好，是你当儿子的没当真，真儿子不管老人好不好，先自己好了，老人自然就好啦。』他说：『我得怎的？』我说：『你今后，永远不许说你爹不对，不许怨你爹。』还有一个人说：『你封我一个神吧。』我说：『你不遵道行事，我封你一个什么神！』其实，封神只是指示你本分应行的道，你照道行去，不就是神吗。」
到今天这个时代，传统文化又开始被倡导，而要使得传统得到恢复，必须要关注到儒学中对于以孝道为基础的亲情伦理的关注，这在于农业传统被工业文化及其衍生出的生活方式对亲情的冲击，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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