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批判现代性哲学和历史有两个目标：一是探讨西方理性兴起的「历史条件」；另一是从事「此时此刻之分析」，检查作为现代文化之精神基础的理性，以探讨我们的世界是如何立足的。「人类主体如何把自己当做知识对象？」傅柯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要在「制度的游戏、阶级关系、专业冲突、知识的模态和理性主体的整个历史中」做整体的考量，将整个复合体及其错综复杂的元素重新拼凑回来。
疯癫与文明
1961年，傅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讲述了西方历史上「疯癫论述」的几个阶段。在中世纪时代，疯癫被视为是神圣的，疯人甚至被看做是掌握有某种魔力的人物。在文艺复兴时代，疯癫变成一种带有讽喻风格的高度理性的特殊形式，例如塞万提斯所描绘的唐吉坷德。跨入现代之前，疯癫的概念逐渐移向不健全的方向，象征性地被放逐。十七世纪中叶，十字军东征结束，麻风病消失，麻风病院改装成疯人院，成为疯癫病人的收容所。
十七和十八世纪，即所谓「经典时代」，理性主义者把疯癫作为非理性放置在充满伦理色彩的「病理学」的诅咒之下，使它变成了一无是处的疾病。十八世纪末到整个十九世纪，社会倡导人道主义改革，解放了对疯癫的物理限制，然而疯人院制度却通过巨大的道德监禁更严密地掌握着他们的心灵。在我们的时代，对于心智健全和疯癫的两极性，弗洛伊德以精神官能症的概念连接起来，并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傅柯以「考古学」指称「使知识成为一定思想形式的历史」，它处理必然的、无意识的和匿名的思想形式，傅柯称之为「知识型」。知识型是思想的基底，是潜藏在所有人类知识倾向底下的心灵超结构，是一个类似「先验历史」的概念框架。在每一个知识型的阶段中，所有的知识领域间都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同构型态，而傅柯所辨认出来的四个知识型之间是不连续的。
傅柯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前经典知识型」，透过相似性来思考。相似性有四大类型：邻近，意谓空间上的连接或概念上的接触；对照，克服了距离，使不邻近的事物也能相似；类比，建立在关系的相似上，范围及于不可见的知识；同感，认为实在界的每一片段可以导向另一片段，范围可以大到整个世界。「相似」知识型有一个特别的认知惯用语：「征象」，这个时期认为，上帝把征象放在事物之上，而这些征象多是隐匿的，知识即是对此进行注释，所以知道即是猜测，认知只是依普遍相映的原则在解释。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期的「经典知识型」，变为以「同一」和「差异」作为基础的「表象」，它的主要结构是数学以及有序表列的分类法。对经典时代的人而言，「认知就是分辨」，知识就是辨识某一事物和某一记号所表象者是否同一。每一个记号都是独立的，不需要再有任何意义的分析。
1765年到1825年，全新的「现代知识型」出现，更深层的动力取代了经典知识的表面规则，「人」的存在开始受到承认。「具体的人」应当取代抽象的「人之本性」，并特别重视他作为「有厚度之实在」的中心地位。人是创造知识的主体，透过对「人」的分析，我们才能了解什么使知识成为可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会把人放置在一个可怕的立场上，成为怪异的「经验╱超验」的双重体，这样一个模糊的知识型态，必然会遭到瓦解的威胁。
王岳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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