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曾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概念。他认为“轴心期”是人类各主要文明的起源期，并强调：“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如果我们认同雅斯贝斯的这一观点，那么在今天重读先秦经典（冯天瑜先生称之为“中华元典”）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的兴趣，而且也是我们直面当下的生活世界和应对自身的生存问题的一种必须。然而时殊事异，古今悬绝，要把握经典的真意并开掘其现代价值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重读经典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而在中外众多的文本释读方法和解释学理论中，台湾学者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无疑是其中系统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都比较强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可供我们在重读经典时引为参考。
傅伟勋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研究领域最广、语言工具最为齐备、训练最为完整的学者之一”（《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编序》），兼通中、英、德、日四种语言，并且对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语言哲学以及日本哲学和大乘佛学均有精深造诣，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据他自己介绍，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研读《老子》时，他就已经开始思考建构一种“一般的”解释方法论理论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探索，以《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的发表为标志，终于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解释学方法理论，即他所说的“创造的诠释学”理论。这套理论强调“真理”与“道理”的区别，认为经典的解释工作并不以追求一种客观的或确定的真理性知识为目的，而在于探寻一种“相互主体性”的“道理”，因此，经典的解释实际上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对话”的过程，从而也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历史性的辩证过程。在操作层面上，则以经典文本为依据，以探求经典作者的原意为出发点，而以对经典（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为最终目标。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个依次进行而“不能随意越等跳级”的步骤或层次：
一、“实谓”层次——探讨“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What exactly did the original thinker or text say？）这一层次的工作重心实际上是对诠释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文本对象）作文献学意义上的考据和审定工作，如版本比较、文字校勘等；其目的或意义在于通过严格的实证化操作手段，确定一个具有考证学依据的理想版本，从而为之后的诠释步骤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傅伟勋认为，由于这一层次所独有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使得任何在这一层次所获得的“崭新而证成的结论”，都会立即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几个层次的结论；但他同时指出，尽管这一层次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仅仅是“创造的诠释学必须经过的起点，但非重点所在，更不可能是终点”。事实上，对于文本诠释特别古籍诠释而言，要确定一个完全客观的理想版本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即使真的存在具有纯客观性的原本或祖本资料（即完全无误的原始材料），也不能保证对其解释的客观性。正是因为有这种所谓“诠释学差距”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停留在“实谓”层次，而必须上进到“意谓”层次，通过进一步的诠释学操作去探索原思想家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涵。
二、“意谓”层次——厘清“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What did the original thinker intend or mean to say）在这一层次，诠释者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全面的背景考察和细密的文本分析（包括语词和概念分析）去尽可能“如实客观”地了解经典或原思想家的“原意”。傅伟勋坚持认为：“诠释乃是一种对谈。”既然诠释是诠释者与原思想家之间的一种“对谈”，那么弄清楚原思想家的“原意”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而在这一思想“还原”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诠释者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随后体验”原思想家的致思历程，即要在全面了解原思想家的生平传记、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发展历程等信息的基础上，去重复思考原思想家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段思维历程。其次需要对文本进行一番“尽量客观的语意分析”，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种：“脉络分析”、“逻辑分析”和“层面（或次元）分析”。所谓“脉络分析”，大致相当于清代朴学家所擅长的字词考释与训诂方面的工作，只不过针对清代学者只重视字词的“本义”的偏差，傅伟勋特别强调了“每一字句在不同的脉络中有产生意义变更的情况”，即不仅重视字词的“本义”，更重视字词的“语境义”。与“脉络分析”紧密相关的是“逻辑分析”，即通过文本前后文的对比对照，并借助对字词“语境义”的梳理，尽量去除原文本“只是表面上的思想或语句表达的前后矛盾或不一致性”。而所谓“层面（或次元）分析”，指的是在上述操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本思想内容的“多层义涵”。总而言之，通过“意谓”层次的传记研究、背景考察、随后体验、语意探索、逻辑分析以及脉络澄清等手段，诠释者应当完成使用自己的语言对原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条理化、结构化和系统化的重构工作，从而获得一个尽可能“客观忠实地”反映原思想家的“意思”（meaning）或“意向”（intentions）的解释。当然，在傅伟勋看来，这一层次的解释工作仍有两大不足：一是仍然属于共时性的平面分析，而不能获得原思想家表达的“深层义蕴”或“深层结构”；另一是这种“尽可能客观忠实的解释”实质上仍然是诠释者自己的一种个人理解和主观建构，因此事实上很难避免诠释的片面性和诠释者个人的主观臆断。为了克服这两种缺陷，我们便不能只满足于这一层次的成绩，而应当进一步上升到“蕴谓”层次的解释学探索。
三、“蕴谓”层次——追寻“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what c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 have said or what c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s sayings have implied？）在傅伟勋看来，由于经典的诠释是一个开放性的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因此“原典或原思想家的语言表达历经思想史上种种创造的诠释发展而积淀下来的历史的深度，已成伽达玛所云'历史传统’的原典或原思想家的历史意义”；而“蕴谓”层次的工作，就是要对思想史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关于原典的诠释学说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从中归纳出几种“较有诠释学份量”的代表性观点或致思路线，从而发掘原典本身具有的“深层义理”和“多层诠释蕴涵”，以克服在“意谓”层面可能出现的诠释片面性和诠释者个人的主观臆断。这一层次的诠释，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的逆向操作，即在预设原思想家实际未说但可能说出的东西应当在他以后的思想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或学说中得到彰显的前提下，通过考察思想发展的结果来推断和清理原典本身可能具有的种种思想蕴涵。通过这一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原典思想的多种解释方案，从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原典思想的理解，并为“当谓”层次的解释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四、“当谓”层次——进一步思索“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What sh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 have said or what should the creative hermeneutician say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l thinker？）我们在“意谓”层次通过文本分析、随后体验、背景考察等方法已经获得了一种关于经典思想的诠释方案，在“蕴谓”层次通过对经典诠释史的考察又获得了更多的关于经典思想的诠释方案；到了“当谓”层次，我们的工作是要在上述两个步骤的基础上对经典作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并对已有的各种诠释方案进行分析、对比和批判性考察，以便重新确立一个“具有解释学的最大强制性或优越性”的诠释方案。傅伟勋认为，“意谓”层次的诠释方案是基于文本分析和历史平面考察的产物，只能还原经典或原思想家思想的“表层结构”；而“当谓”层次的诠释方案则不同，它与诠释者的“具有独创性的诠释学洞见与判断”息息相关，其目的在于发掘和揭示原有思想“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他指出：“我们一旦掘出深层结构，当可超越诸般诠释进路，判定原思想家的义理根基以及整个义理架构的本质，依此重新安排脉络意义、层面义蕴等等的轻重高低，而为原思想家说出他应当说出的话。”在傅伟勋看来，判断一个最佳诠释方案（即所谓具有“最大强制性或优越性”的方案）的标准在于看它是否发掘出经典原有思想的“深层结构”，而这一“深层结构”的判定与揭示则有赖于诠释者自身的“诠释学洞见”。可以看出，“当谓”层次的诠释已经超越（并非无视）了纯客观性、对象性和实证性的研究，而对诠释者本人的主体性条件（如学识、灵感、洞见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必谓”层次——阐明“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What must the original thinker say now or What must the creative hermeneutician do now，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unfinished philosophical task of the original thinker？）“当谓”层次的诠释工作已经完成了对经典或原思想家之思想进行深度理解的任务，但对于“创造的诠释学家”而言，这还不是诠释工作的终点；由于“创造的诠释学”的目的是要实现对原有思想的“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因此还有必要从“当谓”层次的诠释进一步上升到“必谓”层次的诠释。在这一层次，我们不仅要帮助原思想家克服其思想的局限，“彻底解消原有思想的任何内在难题或实质性矛盾”，从而“救活”原有思想；而且还要在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时发展原思想家的思想，“完成他所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可以看出，在“必谓”层次的诠释活动中，经典及其思想通过诠释者的创造性诠释获得了延续和“现代性转化”，从而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和“亘久常新”的价值；与之相对应，诠释者的身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批判的继承者”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由“哲学史家”、“思想史家”转变成了“哲学家”和“思想家”。这就是“创造性诠释”试图呈现的最终结果；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创造的诠释学家”才实现了经由批判的继承而创新的理路和方法的诠释目标。
以上便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当然，作为一套完整的诠释学理论范式，“创造的诠释学”理论还包括这一方法所依据的理论内核，以及遵循这一方法所进行的诠释学实践（即“范例”），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理论虽然关注和面向的是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但在一般的经典阅读中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不仅可以从其中获得一套具有很强操作性的阅读和理解经典的程序，一种正确对待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态度，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思维活动的周延性和严密性，以及一种关于文本诠释的丰富想象力。因此，“创造的诠释学”完全可能而且应当成为指导我们阅读经典的一般性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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