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傅佩荣

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七年）逝世至今，匆匆已经三十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亲切，而他的学问更让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叹。作为念书人，能有像方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值得终身感恩与自我鞭策的。

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我应北京大学之邀，为该校所主办的“企业家国学班”一百多位学员，主讲“儒商华夏论坛”。北京出版界的朋友特地安排大陆知识界最重视的《南方周末报》作专题采访。该周刊的记者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著作中一再提及一位老师，就是方东美先生，请问：方先生在哲学上有何创见，可以让你如此推崇？”

这真是“大哉问”，我该怎么回答呢？如果只因为方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他好，那么显然是私情胜过公谊，忘记了「学问是天下之公器」这句格言了。当时我说了一段学术理由，而记者也表示听来合理；但是我心中所记得的方先生实在丰富生动多了。近日受沪祥兄之托，说《传记文学》为纪念方老师逝世三十周年将出版专号，乃援笔写就较为完整的「方师印象」，聊表思念之情。

得缘亲炙

初次听到方东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堂课上。我于民国五十七年以第一志愿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辅大哲学系以西方哲学见长，尤其是天主教系统的士林哲学。大二时，系主任钱志纯教授开了一门"笛卡儿哲学"，就是在这门课上，钱教授郑重推荐方东美先生的一本书，名为《科学哲学与人生》，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教授介绍方先生时，说他是与胡适之、冯友兰同一辈的学者，这听在我们年轻学生的耳中，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胡适之先生当时已经作古，冯友兰先生则远在大陆，以《中国哲学史》而为世所知，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这门必修课时，就是以冯先生的书为主要参考数据。因此，听到钱教授说方先生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顿时想到“今之古人”一词，虽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象会有亲炙的机会。

民国六十一年毕业时，我以第一名考取辅大哲研所硕士班，同年考取的有杨世雄（现任教于政大）与黄藿（现任教于中央大学），但是我放弃不念，选择去念台大哲研所硕士班，为此钱教授对我颇不谅解，因为他当时担任辅大哲研所所长。由于这个选择，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名是「中国大乘佛学」。

方先生的课排在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十七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许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只见方先生手拎一个大型公文包，由学生开道挤进教室，站上讲坛之后，神闲气定地说：“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人在独白。”

方先生说对了一半，三周之后教室人人有座位了。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听方先生的课依然吃力，因为在辅大没有念过佛学，只有在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课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就是、“天马行空”与“画龙点睛”。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十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一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三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因为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学问，不是像蚂蚁一般储存积粮，而是像蜜蜂一般采花酿蜜。他不是埋首书堆的老夫子，而是向往“老鹫抟云的意境”可以在学问天地中悠游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创见以启迪后学。

方先生于民国六十二年自台大退休。辅大哲学系的系主任张振东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台大的学生，他亲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讲座聘书，邀请先生到辅大授课。当时从台北到辅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须搭出租车，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学生陪同搭车。在这样的机缘下，台大哲研所的学长游祥洲带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访，算是正式引见，比一般在课堂上听课的师生关系要深了一层。游祥洲事先告诉我说：“我们观察了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做人处事都还认真负责，所以要带你去见方老师。” 他没有解释“我们”是哪些人，后来我也变成他口中的“我们”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学问并且愿意“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一群先后期同学。

方先生去辅大教书，自然是由辅大毕业的学生陪同而去最为合适。这真是因缘巧合。我自六十二年暑假之后，就于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师来回辅大，并且负责上课录音，以便将来整理出版。直到六十五年暑假我去服兵役，这项工作才转手他人，而方先生于六十五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课了。这段亲炙方先生的机缘，成为我治学的转折点。

方先生是哲学教授，一生教书五十几年，他在哲学界的弟子自然为数甚多。让我稍感惊讶的是：他很少公开提及谁是他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在哲学界或其它行业卓然有成。他念念不忘的，倒是两位数学家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