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
傅柯描述的第一个时代，是公开酷刑的年代。它的背景是断头台，君王是权力象征的核心。法律是国王的意志，攻击君王个人便是违犯法律。第二个时代是在1830年以前，由于社会契约论的流行，犯罪变为是违反了社会的誓约，或危及社会的整体，惩罚的方法是把违犯者关到社会内的适当地方，并矫正他们对社群所犯下的错误行为。当肉体酷刑废除后，人们设计出「表象的技术」，使犯人明了他们受惩罚的逻辑，因此特别关注违犯种类和惩罚等级间的合理性。惩罚的严厉性缓和了，但是更普遍而且更必然的惩罚，却使惩罚的权利深入于社会化的身体中。
惩罚不应该带来恐惧，而是悔过。现代悔罪系统包括：隔间、道德指引，以及对每个入狱者作彻底的观察和记载。现代布尔乔亚文化的政治之梦是「一个有纪律的社会」，达成这个目标须具备四个支柱，第一个是空间切割的艺术，在功能性的隔离技术中，保有最大的可见度；第二个是恰当的活动控制，规划每日的行程，把规则强加在行为上，从而传递到身体的移动上；第三个是磨练，这不再是为了解脱，而变成军队和学校中「身体忍受政治技术的方法」；第四个是队形或者「力的组合」，把许多人以极大的技能和精确度放置在一起，或一起移动，或做有秩序的行动。
考试是纪律仪式的核心之一，观察、监督和惩罚的权利都深深地相互交缠在考试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考试更可以让人完整地看出权利和知识的重叠。但考核超越考试，档案和报告的使用遍及所有社会活动的领域，社会科学因此而和规训、正常化或考核相互结合，人类科学的摇篮就是在医院和刑罚这类「卑下」的档案中建立起来的。
性意识史
对希腊作家而言，性的不道德在于过度，而不是性本身，他们把性的节制看作是「自我主宰」的关键。在中世纪时，告白是产生真理的主要仪式，在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中，发展出忏悔的神圣体系、考验和定罪的质问法、宗教裁判法庭等。在现代以前，西方人开始转变成为擅长于审查自己的罪恶意图，并精通审视其情感困扰的技术。随着时间的进展，告白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从十八世纪起，「性」变成一个需要受到管理的事，权力和知识再次缔结了联盟，人文科学抓住「告白」的身体，以之作为社会关切和政府操纵的对象。 ·
王岳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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