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之际》的背后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陞，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编者按：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今年在台湾出版了新著《论天人之际》，这本书是余先生长年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起源问题思考的结晶。余先生的治学脉络在这部著作里有怎样的体现？曾出版余英时传记的年轻学者周言在此文中试图作出一个大致的梳理。

大约在三年前，我去普林斯顿拜访余英时先生，闲谈之余，他提及自己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我问及是否为之前曾经吐露过的关于唐代的高僧与诗人的相关研究，余先生给予了否定，并且说自己因为年长，加上2008年生了一场大病，所以这项研究被迫中断，而要出版的这本新书，与之前人们的猜测截然不同，他的新书名叫《论天人之际》。大约在去年，台湾《思想史》杂志创刊，发表了余先生这部大作的《代序》，余先生托朋友给我带了一册很珍贵的抽印本，随后在今年年初，得以见到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论天人之际》，这本书是余先生长年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起源问题思考的结晶，带有鲜明的典范意义。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论天人之际》一书的出版，正可以为余先生的学术研究做出一个总结，在书中，可以看出余先生治学的多重维度，一方面是其自少年时代开始对于西方学术思想、观念的理解和接受；另外一方面是余先生在美国高校执教期间对于中国先秦两汉历史的关注和研究，而最为重要的则在于，余先生在中年之后，开始集中用中文著述，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集中考察，便是在他中年之后。《论天人之际》，就是这样一部融汇了余先生少年、中年乃至中年之后各个阶段的思想结晶的书。由于葛兆光先生已经发表了《到“内在超越”之路》，对于余先生大作的精要已经做了准确的介绍和阐释，童子何知，只能在葛先生的文章之外，略谈一二。

一

要想理解《论天人之际》，必须回到余先生少年时代的思想历程，对此加以把握，余英时在书中提到，自己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读到了胡适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兴趣，随后找到梁漱溟的原文来读，也正是因为受到梁漱溟的刺激，余先生从那时开始，“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愿望被激发起来，而且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p2）而后余先生也提到，他对“轴心突破”这一概念初次接触时感到“似曾相识”，原因是在1950年代初读到了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p12）余先生少年时代对于西方思潮的理解和接受，其实在高中阶段并不明显，余先生对于西方思潮书籍的集中阅读，乃是1950年代在香港求学期间养成。

余英时之所以在香港时对于西方思潮产生兴趣并且集中性地阅读，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原因是余先生父亲余协中和母亲尤亚贤的影响，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余先生194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曾经仔细阅读了当时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毕业于卡拉格大学和哈佛大学，回国之后接替蒋廷黻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曾经在1930年代出版《世界通史》三卷本，是民国时期影响力较大的世界史著作，而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一度被翻印作为教科书参考。而余英时的母亲尤亚贤对余英时的影响也不小，尤亚贤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40年代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翻译的捷克史学家贝恩斯的《民主政治之现在与将来》，这本书对余英时影响很大，还曾经在其早年著作中多次征引，贝恩斯此著的具体观点，对余英时的少作《民主制度的发展》一书有着鲜明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发展》算是余英时第一本专著，因为在此之前余英时所出版的《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只是集合了在报刊上发表的专栏文章，较为零散，不够系统，而《民主制度的发展》则更为系统全面。余英时回忆写作这些著作的时代背景时指出，1950年代初期，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陷入一个空前的低潮，民主究竟怎样从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渐发展出来，当时一般读者不但不大了解，而且根本已失去了了解的兴趣，余英时当时住在香港，对这一情况体会得尤其深刻，因此《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这两册书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编写出来的。

从余英时在《民主制度的发展》书后所列出的参考书目可以知道当时余英时阅读西学著作的范围，这其中包括了亚当斯的《中世纪的民主》（George Burton Adams,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亚瑟·伯克的《公元五六五年前罗马史》（Arthur E R Boak,“History of Rome to A.D.565”)，哈瑞特的《民主的历史》（Harriet F Bunn ，“Story of Democracy”)，约翰·布理、鲁塞尔·梅格思合著《希腊史》（J B Bury, “History of Greece”，2nd.)，乔治·凯特林爵士的《政治哲学家史》（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 “A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亚瑟·伯维尔·戴维斯的《民主乃人类之广阔未来》（A Powell Davies, “Man’s Vast Future, A Definition of Democracy”)，菲利斯·道尔的《政治思想史》（Phyllis Doyle ,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基尔克的《中世纪的政治理论》（Otto von 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史蒂芬·金·贺爵士的《我们自己的时代，1913-1938》（Stephen King-Hall， Sir. “Our own times, 1913-1938”)，贝克尔的《现代民主》（Carl L Becker, “Modern Dmocracy”）。这些书出版的年份大多在“一战”之后，也有当时出版不久的新书，可见当时余英时的思想受到了战后西方学者的很大启发。

而在《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中，则集合了余英时在《自由阵线》上所写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在探讨近代文明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新发展，余英时集中考察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对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近代国家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尤其重要的是，余英时花了一章专门探究极权主义起源的问题。

而通过余英时在《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一书所征引的书目来看，其阅读的著作主要有罗素的《自由与组织》、汤姆森的《平等》、舍威尔的《欧洲史》、霍布逊的《帝国主义论》等，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余英时充分吸收了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欧战之后人类思考文明的新成果。而对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索，并不止于此。余英时在1950年代出版的《民主革命论》一书中，集中对于革命作出反思。

余英时在《民主革命论》中征引的书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共和国》（又译作《国家篇》），古朗治的《古代城邦》，弗劳德的《英国史》，牟赛尔的《革命与反革命》，布罗甘《革命的代价》等书，这些书和以往余英时所阅读的书有很大的不同，开始偏向于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余英时在哈佛转向研究古代中国史，与此不无关联。

而余英时的《民主革命论》一书较诸以往的几部著作，更为明显的区别是阅读量更大，引用的书目更多，同时每立一言，必要引用几段材料支撑论点。同时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是，余英时数次引用了当时出版不久的新书，可见余英时对当时学术界最新动态的观察和思考。同时余英时的视野更为开阔，将世界各地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做出了对比，突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异同。

民主、自由、革命，这些是少年余英时经常谈到的内容，在此我要特别点到余英时与《自由中国》杂志之间的关系，正如余英时所言，他思想的底色来自于储安平的《观察》，余英时曾经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刊登《平等概念的检讨》一文，这是他的《自由与平等之间》一书的主干，集中体现了当时余英时对于平等概念的认知。

余英时曾经为人人出版社翻译过汤姆森的《平等》，这本书的翻译是促成余英时对于自由与平等这一话题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对于自由这个问题，余英时从严复的翻译谈起，继而征引诸家之说，讨论“自然自由”、“积极自由”等几个概念的异同，余英时同时引用拉斯基和瓦尔克的著作，讨论社会自由及其实现的途径。

余英时后来谈及这些少年时代的作品时感慨：“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 ‘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广西师大出版社几年前出版《余英时文集》时，编者沈志佳几次提议将这些少作收入，最终余英时经过仔细考虑，接受了沈志佳的建议，谈到再版这些少作的原因，余英时强调：“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余英时后来谈及这些少作，不改初衷，他说：“年轻时是没什么学力，虽卖文章吃饭，却都写自己相信的话，并不胡写。”

王汎森曾经谈到过余英时的《自由与平等之间》和余英时的其他少作，王汎森指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大概当时非常饥渴地阅读了各种西方近代历史文化书籍，并且那么有条理地梳理这种趋势，已然显示出他后来的学术路向，里面那种梳理、论证的方式、看法，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岁。

而在《论天人之际》中，余先生对于雅斯培（Karl Jaspers）《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轴心突破”的借用，可以看出其对西方思潮的倚重，而余先生对于“轴心”这一概念从雅斯培提出到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过程有着深切理解，余先生特别点出了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Shmuel Noah Eisenstadt）所提出的“轴心文明”的概念，同时也强调，近年来宗教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 Bellah）和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对“轴心”这一概念作出了深入探讨。

二

《论天人之际》的另外一方面，则反映出余先生长年在美国学界研究先秦两汉史的过程。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选择汉代为研究方向，显然受到了其导师杨联陞的影响，1956年他刚到哈佛没多久便在《新亚学报》上发表了《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而考察杨联陞的学术历程也可以看出，杨早在1930年代便已经发表过汉代研究的论文，1935年在《食货》上发表《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 一文，1936年又在《食货》上发表《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斑》一文，杨联陞在清华读书时，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一文，同时还曾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书评，点评韦第柏的《前汉奴隶制度》一书。其中《东汉的豪族》一文，是杨联陞1949年之前研究汉代的代表作，数年之后其后人为其编订的文集便以此为题目。

但是余英时的研究和杨联陞的研究也有不同之处，杨联陞更着眼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考察汉代的经济与社会变动，而余英时更着眼于汉代的思想状况，其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便是分析汉代人们思想中生死观念的变迁，也就是从《东汉生死观》开始，西方学术世界对于余英时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一位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

1962年余英时的博士论文《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东汉生死观》）完成，随后第一章修改后以《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为题发表于1964-1965年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966年余英时离开密歇根大学回到哈佛大学任教，随后在1967年出版《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汉代贸易与扩张——胡汉经济关系结构的研究》），从时间上推断，余英时此书的成稿和修改，应该是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而此项研究也使得余英时在学术界受到较多关注。

大约在1968-1969年这两年间，西方学界对于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的评论大约有七八篇文章，而且立场迥异，支持者以许倬云、Tsing Yuan（袁清，袁同礼之子）、Jack L. Dull为主，反对者主要有E. G. Pulleyblank（蒲立本）、A. F. P. Hulsewé（何四维）、Judith M. Treistman等，但是总的来说以褒扬为主，批评者在展开批评之前，都会对全书的优点作细致的说明。

许倬云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所发表的书评中指出，汉代为中华文明中许多基本要素形成之时，中国、日本、英国及许多其他西方学者都对汉朝时的对外关系有所研究，而余英时将这些现代学者所做之研究进行整理并呈现在读者面前，此书之主要议题是汉帝国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2世纪间怎样发展并影响东亚秩序与格局，而余英时通过军事，政治，文化等层面来分析汉帝国扩张之过程。许倬云进而指出，书中所用材料不仅有流传千年至今的古文材料，还包括很多最新的考古学发现，而余英时将这些材料巧妙地联系起来，向读者揭示了一份翔实有据的汉朝历史之图面。

而袁清则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发表书评指出，对于汉朝经济的论述向来纷繁复杂，而且观点各自相去甚多，所以学界长期以来需要一本书对各种论述加以全面且稳妥的总结，余英时的著作“终遂此愿”，并且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早期中国对外扩张这一动态过程之变化，另外余英时在书中将各语言中与此主题相关之研究成果分门别类的铺陈出来，此种安排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作者书中所得之结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有着绝对的权威性。而此书中另一独有价值之处便是作者对在中国边疆新近出土的汉代遗址等考古学材料进行了审慎的运用。

Jack L. Dull在《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的书评在赞扬此书之余，尤其强调书中最有意思的一章是关于贡纳体系的论述，Jack L. Dull指出，自汉以降，贡纳体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经常被用到，而余英时在书中一大半论述了汉朝怎样对待归降的胡族人，以及汉朝边境上对胡贸易的变化规律，虽然其中很多资料并不十分新鲜，但把他们综合起来看的话，就变得很有意义，而余英时在全书最后一章中对他研究主题的历史后续问题做了广阔的探索：他用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等史实来阐述汉朝之后胡人在五胡乱华时期的影响应归功于汉朝期间的经济和扩张政策。

求学香港时期的余英时

与之相反的是，E. G. Pulleyblank（蒲立本）等人的批评则要激烈得多，蒲立本在《Pacific Affairs》上发表的书评自称自己对余英时在研究中所持立场和基本研究方法表示“深切不满”，蒲立本进而指出，在古代，中国人将自己放在“中央”地位并将周边视为“胡人”以体现优越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而他们这种世界观也是以他们无可匹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但这些“胡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但由于他们大都是不通文字的，因此我们很少找到从他们观点出发的记载，当然我们不难想象“胡人”之世界观必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大为不同，而现在的史学家们，即便他是中国人，也应当认识到这一点。蒲立本进而援引正如另一位书评人W.Eberhard的观点，认为“胡人”一词在余英时的这本书中被肆意使用。

蒲立本指出，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时便已对周朝造成威胁，但是对中国而言，他们经过长时期的扩张并与羌狄部落联合才踏上了草原高地，而很令人吃惊的是余英时在书中没有在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对中国与北方边关游牧民族关系的分析上做更多阐述；而从另一角度而言，蒲立本认为自己更愿看到汉胡关系以时间为轴的发展历程，但与此相反的是，余英时却更愿意展现中国边境关系的整体态势而非对细节进行阐述。

A. F. P. Hulsewé（何四维）对于蒲立本的观点表示赞同，他在《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发表的书评，批评余英时的几个论点上和蒲立本的交集颇多。何四维进而指出，从余英时在附记中所列的《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可以看到，余英时读过Bielenstein（毕汉思）关于汉朝早期历史的作品，但他对其中所展示的如古史中名词解读等史学史基本理念却未必赞同，另外关于中国向南扩张这一点，Hervouet（吴德民）对司马相如的研究可谓佳作，其中对中国向云南的扩张一点处理得极为出色，但这样一份细致且坚实的研究成果却被余英时完全忽略。

与此相比，Judith M. Treistman的批评则比较含蓄，Treistman在《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的书评强调，余英时在关于内外胡人的讨论非常有趣，他强调了汉朝扩张的双重性和将外族人归纳进帝国版图的政策，而这种“绥靖政策”有着与当代的关联性。但是Treistman也强调，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会推测贡纳关系式游牧民族和中国农耕民族所达成的一种生态上的微妙平衡，但很遗憾的是，余英时在此书中对于经济关系处理得过于正式，而且有些内容并不与主题密切相关，如果在生态学上有些描述，那么论述会更有价值。

而在汉学界之外，余英时的“同门”，钱穆的学生陈启云对于余英时的汉代研究曾经发表过非议。陈启云和余英时不仅都曾经师从钱穆，而且都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导师都是杨联陞，陈启云还曾经和余英时合写《剑桥中国秦汉史》，担任第十五章《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的写作，是《剑桥中国秦汉史》撰写成员中为数不多的华裔作者，当时余英时在东部的耶鲁执教，陈启云在西部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执教，陈启云对余英时的驳难，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美国学界尤其是某一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分歧。

陈启云对余英时的驳难在汉代问题上，主要是关于西汉初年“儒法合流”的问题，余英时曾经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认为，汉代重用儒生的结果是“儒生法吏化”，而“法吏”是“反智”的，于是“主智”的结果是“反智”；陈启云认为余英时在论理逻辑上存在问题，陈启云进而解释：“从史证上看，即使照余英时的论点，把‘反智’的‘法家’和‘主智’的‘儒家’绝然分划，汉代‘儒法合流’的后果，是如余氏所说的‘儒生法吏化’，抑或是我所注重的‘法吏儒士化’？”

陈启云认为，西汉初年“儒法合流”有很多因素，韩非、李斯同为荀子门下，和儒法诸子都源自西周“王官之学”，是思想上的原因，其次从汉初历史境况而言，历代帝王几乎都是道家的支持者，但是当时的儒生靠着本身的学问，以文化教育工作谋生，由于汉初很多人珍惜“书本”重视“古学”，因而儒学的影响力，在政府体制之外，大有增进，而政府中人也因时代需要和文化社会上的压力不得不选用儒生，这样入仕的儒生在“法吏”官员间任事，不能不了解、熟稔甚而胜任此种“文法吏事”职事。陈启云进而认为，余英时是以一己之私怨偏见，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歪曲事理，把法儒的学理抹杀，加上“反智”的标签（等同政治上的帽子），是“曲学阿世”。

除却对于西方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研究的关注之外，余先生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有关注。而余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也出版了日文版，在日本学界有一定的反响，这一点和日本杰出的历史学者岛田虔次有关。岛田虔次对于余先生非常推崇，曾经多次推介余先生的著作翻译成日文。余先生的学生河田悌一，后来成为关西大学校长，也加紧了余先生与日本学界的联系。河田悌一最近将藏书捐给了华中师范大学，这其中似乎有余英时先生与华中师大章开沅先生的旧谊在起作用。而余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也引用了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如小野泽精一的《齐鲁之学中气的概念》（p44）、狩野直喜的《支那上代の巫、巫咸について》以及《说巫补遗》和《续说巫补遗》（p45）、前川捷三的《甲骨文、金文中所见的气》（p205）、加藤常贤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p166）等等。

三

《论天人之际》的另外一方面，则是余先生自中年之后对于中国思想史的集中考察，余先生在1950年代曾经有文章探讨过魏晋时代的士林风气，但是当时没有深入；1976年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在台湾出版，此书收录了其关于思想史以及知识人研究的代表作，随后在1982年出版《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内容大多与知识人研究相关，这两本书引入大陆后经过挑选，保持了大体布局，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士与中国文化》两书在大陆出版，这是余先生在大陆出版的最早的两本书，尤其是后者，一纸风行，长盛不衰，曾在大陆多次再版。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明清尤其是清代思想史的重新解释，余英时在密歇根任教的后期，开始对方以智产生兴趣，并且在哈佛任教期间着重研究明遗民方以智，随后在1972年出版《方以智晚节考》，此书看似和余英时之前的研究没有关系，其实暗中所接续的乃是余英时在1958年所写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对此余英时曾经多次加以申说。1986年，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中曾言：“《方以智晚节考》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皆为考据之书， 然其旨则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证以外者，盖亦欲观微知著，借‘个人良知’以察‘集体良知’也。‘考证’、‘笺释’虽皆属传统文史研究之体制，若善尽其变，则亦未尝不能与时俱新，以供今之研治文化史与思想史者之驱遣。”

在进行方以智研究的同时，余英时把自己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了清代的思想史，并且锁定了两个关键人物：戴震和章学诚，随后在1976年出版《论戴震与章学诚》。与此同时，余英时有关清代思想史的一些想法集中体现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篇文章当中，余英时的学生黄进兴后来回忆：“初次看到余英时老师是1975年2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二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

按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所述，“是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余英时指出，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大转变，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史学家先后已提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说法虽各有根据，但他始终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可以否认，既然如此，这一转变必然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缘方面所能解释。而余英时在书中所提出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尤为聚讼的所在”，因此余英时在1996年增订本《自序》中作了一次较扼要的回应，余英时指出，“内在理路”是相应于书中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他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途径，不过余英时同时指出，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竞其全功。

这一“内在理路”，在余先生的《论天人之际》中也有体现，尤其是第四章《从巫传统到气化宇宙论》，最能体现余先生对于“天人合一”这一概念演变的理解。在此之前，余先生讨论了礼乐传统与中国轴心突破之间的关系、随后又援引雅斯培和韦伯的论述来考察中国“天人合一”概念的变迁，在第四章中，余先生集中讨论了巫传统在先秦的变迁，同时探讨了气化宇宙论这一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尤为重要的是，余先生在该章开头援引了张光直著作中的观点（p135），以示他对于这位已经去世的老朋友的纪念。

从总体而言，《论天人之际》虽然不是像《论戴震与章学诚》与《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一样，乃是用全新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但是却对诸多业已形成的概念形成了挑战，比如余先生在第五章《孔子与巫传统》中批评胡适对于孔子的诠释过于牵强，“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解释，而且也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p159）再比如援引其故友秦家懿对于“天人合一”的论断，指出秦的论点大致成立，但是“只是一种推测，无从取证”。（p192），诸如此类，可以看出余先生历史考据学的实证主义作风。

从总体而言，《论天人之际》虽然不是像《论戴震与章学诚》与《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一样，乃是用全新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但是却对诸多业已形成的概念形成了挑战。

——余英时

原文地址：http://www.cnpubg.com/book/2014/1008/223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