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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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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药真的有效吗?

(原文过长,分作两部分贴出)


抑郁症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疾病, 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抗抑郁药可以帮助患者改善病情。

 

你的悲伤感和内疚感淹没了你;你的困倦使思考都无能为力;你简单的快乐消失在无形的痛苦之中;你的头、背、胃都在疼痛,实打实的疼痛;你的灵魂就像一片沼泽,使你因绝望而窒息——这些都是你的错,你一文不值,生不如死。以上这些就是抑郁症施加给人的感觉,不过具体体验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大约十分之一的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节点经历这种可怕的疾病,而为了治愈它,数百万的人都服用过抗抑郁药物。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抗抑郁药物是无效的。

 

当然,想要知道抗抑郁药物是否有效,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能证明这些药物效用的最佳证据。针对这些药物曾有过许多实证研究,并且在过去大约十年中,关于这些研究也曾有过一些很好的荟萃分析(荟萃分析指将多个实验的数据汇集到一个分析中)。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专家们对这些实证研究的优点、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什么结论意见不一。也许哲学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科学哲学是一门研究科学的概念与方法的学科,它为我们理解科学证据所展现给我们的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见证了抑郁症的黑暗之处以及我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为其经历的挣扎之后,我开始用我作为哲学家所受过的训练来理解抗抑郁药的相关证据。而我在钻研抗抑郁药研究数据生成中的细节时发现,研究和报告表明这些药品几乎没用。

 

抑郁症影响着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如果你觉得本文中的论点令人信服,那么这里的结论可能会令人失望。如果你已经在服用抗抑郁药,你可能会决定停用,但我强烈建议你保持谨慎。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停用抗抑郁药物的后果,尽管有证据显示,人们可能会因为戒断而遭受痛苦。此外,对于其他干预方式,如谈话疗法或者改变生活方式,我们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其效用。所以,当患者打算调整他们的药物治疗或放弃药物治疗而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法时,需要格外小心。一篇探讨复杂问题的短文势必会牺牲其深度;想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一观点的阐述,请参阅我的书《医学虚无主义》(Medical Nihilism, 2018)。如果你患有抑郁症,而且你的医生或心理治疗师具有临床经验并且洞悉你的病情(尽管事实上大多医生高估了抗抑郁药的好处而低估了其坏处),你仍应该继续咨询他们——也许带着这篇文章。

 

译者注:请确认完加粗部分,再继续阅读。

 

证明抗抑郁药效用的最佳证据来自于一些随机试验和对这些试验的荟萃分析。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被这些药物的制造商资助和控制着,而这显然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这些研究一般只持续几周——远比大多人服用抗抑郁药的时间短。这些受试者被精心挑选过,通常不包括老人、同时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和同时服用几种不同药物的患者——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经常开抗抑郁药的人。这意味着从这些试验中推断出的结论在真正的患者身上并不可靠。

 

支持抗抑郁药的试验结果被发表了,而那些表明抗抑郁药无效的试验结果往往不被发表。(这一常见现象被称为“发表偏见(publication bias)”。)举一个突出的例子,2012年,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承认了一项刑事指控,罪名是在儿童中推广使用其抗抑郁药物帕罗西汀(Paxil)(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对儿童有效),并谎报了试验数据。

 

 

 

每次抗抑郁药物的试验都会使用一个量表来衡量试验前后受试者的抑郁程度,但这些量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们使研究结果倾向于高估抗抑郁药的有效性。其中常使用的一个典型的量表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它包含着17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有几个可能的答案,而每个答案都有一个特定的分数,最后得到的所有答案的分数之和就是对于抑郁严重程度的总体评估,最高分为52分。当对一种新的抗抑郁药进行试验时,希望的结果就是药物组受试者在试验后的抑郁严重程度得分会比安慰剂组受试者的得分下降更多。该量表由英国精神病学家马克斯•汉密尔顿(Max Hamilton)于1960年发明,自那以后一直在使用(下文我提到的抑郁严重程度分数就是指这个量表的得分)。

 

这一量表的问题在于,受试者实际抑郁情况的细微变化,能造成得分的巨大变化。比如,这一量表中有三个问题是关于受试者睡眠质量的,共包含六个分值,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受试者的烦躁情况的,包含四个分值。这意味着一种能简单地改善睡眠、减少烦躁的药物就能让一个人的抑郁严重程度得分降低多达十分。与此相对应的背景是,英国最近的临床指南只要求药物能在这张量表上平均降低三分。当一个测量量表能够有效测量我们想要测量的东西时,我们说这个量表有“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抑郁严重程度量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建构效度,这导致了对抗抑郁药物有效性的过高估计。

 

安慰剂效应指一位病人的病情好转仅仅是由于它们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而不是得益于药物的生化特性,这意味着单是你对治疗后好转的期望本身,就能够使你的病情好转。有些疾病相比于其它疾病对安慰剂的反应更为强烈,而抑郁症正是反应最为强烈的疾病之一。由于许多临床试验旨在找到药物真正有效的生化特性,所以试验通常会设计一个使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有时对照组会使用竞争药物),而药物组和安慰剂组的分配对受试者是保密的(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盲试验(blinding)”)。为了评估药物有效的生化特性,药物组的测量结果将会与安慰剂组的测量结果进行对比。

当药物的副作用出现或缺失时,可能会出现受试者准确地推测出他们属于哪一个测试组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作“盲试解除(blind-breaking)”。比如,抗抑郁药的两种常见的副作用是体重增长和性功能障碍,所以当一位抗抑郁新药试验的受试者发现自己体重增长并且难以达到高潮时,她可能会准确地猜测她属于药物组。这种准确的推测可能会导致她产生抑郁症将会改善的预期,之后她的症状也就可能仅因为这种安慰剂效应得到改善。在抗抑郁药物的实验中并没有太多经验证据表明这种“盲试解除”现象的普遍存在,不过许多专家认为这个数字非常高。(一个简单的改进试验则要求受试者在试验尾声猜测他们的组别归属,这将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关于这次试验中安慰剂效应的线索——尽管这种改进试验很容易实现,但只是偶尔被用到。)

 

由于“盲试解除”在抗抑郁药试验中如此常见,而抑郁症本身又如此易受安慰剂效应的影响,一些知名研究人员(如哈佛医学院的欧文·克什(Irving Kirsch)和曾在丹麦北欧科克伦中心的皮特·戈奇(Peter Gøtzsche))认为,在这种试验中无论结论得出了何种微小的积极影响,都可能完全是由于安慰剂效应。

 

一旦研究人员从抗抑郁药物的试验中得到了测量数据,他们就必须采取一种能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关于药物效用的有效证据的方式来分析数据,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分别测量药物组和安慰剂组抑郁症严重程度的下降,然后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其结果被称为“效果值(effect size)”。

 

作为一个真实的普通病人,它会粗略地告诉你,通过药物你的抑郁症症状会有多大程度的改善。之后我将会告诉你们一个结果,它是由我们尽可能仔细地分析所有关于抗抑郁药的数据得出的。不过,首先要警惕的是,统计数据可能是欺骗的武器。

 

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许多方法去分析试验数据,从而其变得毫无意义且不可靠。比如,2018年,一篇抗抑郁药的荟萃分析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医学期刊之一),这篇由牛津大学精神病学家安德里亚·西普利亚尼(Andrea Cipriani)及其同事所撰写的文章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分析,但其中有一项简单的统计数据被广泛讨论——抗抑郁药有益的“优势比”。

 

在这些研究中,当抑郁的严重程度降低超过一半时,我们认为其“有效”。该优势比是指,药物组中有所受益者的所占比率,除以安慰剂组中受益者所占比率。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显示优势比是1.5。从表面上看,这个结果很合理。但事实上,我们能从中获得的信息非常少。

 

要弄清这一点,可以思考这样一个类比。想象我们正在测试一种减肥药。在药物组的每100个个体中,有三个个体减重1kg,其他97个个体增重5kg。在安慰剂组中的每100个个体中,有2个个体减重4kg,其他98个个体体重不变。那么药物的减肥功效如何?可得减肥的优势比是1.5,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人均体重增加或减少的重量——事实上,这个数字完全掩盖了药物的实际效果。尽管很极端,但该类比还是表明,我们在解读这一广受赞誉的荟萃分析法时,必须多加谨慎。然而不幸的是,在本文所讲的这些研究中,大家是这么反应的:许多领先的精神病学家纷纷庆祝,新闻头条则误导大众声称“药物确实起作用”。在从这些研究人员的努力工作,到你最有可能听到这项研究的新闻报道的曲折路线上,一个简单的数字变成了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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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抑郁症本身为何会被认知为生理性的某种化学物质缺失导致的,这种极其片面的看法,完全忽视心理和精神本身对情绪和生理的影响,将心理和精神问题躯体化,而却不能认识到躯体化的症状恰恰是由心理问题导致的。所使用的药物治疗,且不说有没有效果,即便有效果,也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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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受制于商业运作,研究的时间过短,药物试验的受试者经过了精心挑选。试验无效的结果往往不会被发表,甚至有谎报试验数据的现象。


2.衡量试验前后受试者抑郁程度的量表存在很大的缺陷,问题在于受试者抑郁情况的细微变化,能造成得分的巨大变化,而这些细微变化不足以说明药物的有效性。譬如量表其中一项的问题是了解受试者的睡眠情况,这一项的分值是十分,而确定受试抗抑郁药物的有效性,只要求降低三分。那么,只要受试者在睡眠上有稍微的改善,就可以降低十分,从而证明药物的有效性。但,人的身心状况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只据此来证明药物有效性,显然说服力不够。


3.抑郁症相对其它疾病,更容易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而抗抑郁药物效果的试验,通常设计并不严密,受试者通过药物的副作用,很容易判断出自己属于药物组,从而产生安慰剂效应。


末学邵明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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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完毕!即使是在西方如此严苛的药物检测体系下,药物的药理检测可以做到绝对的客观,但是在对于人体的应用来说,药物本身就带有一种心理象征意涵,我想这就是西方的药物临床测试会用动物试药的原因,因为动物不会受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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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药三分毒,用药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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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的药物长久以来遭受质疑,很多人认为这是药物制造商制造出来的幻象。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科学哲学系讲师,著有《医学虚无主义》(Medical Nihilism,2018)。文内的讨论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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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析得当,这将是证明抗抑郁药对临床没有益处的最佳证据。值得考虑的荟萃分析,如前文提到的一例,要从抗抑郁药的所有试验结果中收集证据,包括尚未发表的试验结果。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一次荟萃分析是否包含了所有未发表的证据,因为发表论文的偏见问题带有欺骗性,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尽管如此,通过搜尽可能多的数据,这类荟萃分析还是真的想要解决发表偏差的问题。那么,这样它们又能展现出什么呢?

 

在包含尽可能多证据的荟萃分析方法中,药物组个体的抑郁严重程度比安慰剂组的降低大约2分。仅仅“2分”。要知道,只要个体停止焦躁,抑郁的严重程度可以轻易降低4分。然而,这个由抗抑郁药物的拥护者和评论家发现的实验结果,已经被重复利用了十多年(比如由2008年Irving Kirsch、2010年J C Fournier、2017年Janus Christian Jakobsen做的荟萃分析)。盲目解除,安慰剂效应和尚未解决的发表偏见题,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这微不足道的2分。

 

 

我们在前面提到,临床指南是如何认定药物必须将抑郁严重度的分值降低3分才被视为有效。以此衡量,抗抑郁药不过关。更糟糕的是,一些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个标准太低了——他们认为,想要判定抗抑郁药是否有临床价值,与安慰剂相比,它必须将抑郁症的严重程度降低至少7分。但没有药物做到这一点。

 

总之,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抗抑郁药对那些饱受抑郁折磨的人没有临床价值。相反,我们知道这些药物会引起许多副作用,比如增重、性功能障碍、疲劳以及失眠。一些研究表明,抗抑郁药物与暴力行为、自杀、儿童和青少年暴力倾向及女性的精神疾病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一项早期的抑郁症研究发现,抑郁症由低浓度的5羟色胺引起。由于被称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抗抑郁药有助于提高血清素水平,因此人们普遍相信用SSRIs治疗抑郁症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如今认为,该这一抑郁症理论过于简单,会造成误导。

 

5羟色胺不足理论站不住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该理论认为,SSRIs能有效治疗抑郁症。推理如下,前提一:SSRIs调节病理性5羟色胺水平;前提二:SSRIs治疗抑郁症; 结论:抑郁症是由致病的5羟色胺含量导致。请注意,SSRIs有效本来作为一个推理的结果在这里却是一个前提,就算是这种推理有说服力,这条推理也因缺乏独立性而难以支撑SSRIs有效这个结论。所以,人们不能用“但我们有理论依据证明抗抑郁药是有效的”来反驳本文。而且本文的论点质疑第二个前提是否成立。

 

与此相反的,还有另一种理论似乎在声讨抗抑郁药。 一些批评者称,许多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病例并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正常的生活被“医学化”——正常的悲伤,压力,焦虑或仅仅是“郊区悲伤”( 指郊区生活的种种不便、生活枯燥乏味、没有盼头,久而久之带来的悲伤情感)被划入药物的管辖范围。如果一个悲伤的情况被误诊成疾病,那么接下来用药物来治疗也会不合适。但是,我发现对抗抑郁药的批评不能让人信服。在这种批评的表面下,隐藏着具有争议的问题如什么是病,什么是正常,如何妥善用药。我们常利用外部帮助来克服生活中许多正常不过的情况,例如靠咖啡驱赶清晨的倦怠,用酒精战胜内心的羞怯,用药物克服勃起功能障碍。简而言之,在看待抗抑郁症药物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无论是用病理生理学看待抑郁症,还是“医学化”抑郁症,这些考量无论怎样都没有说服力。

 

也就是说,有些理论将抑郁症描述成一种简单疾病,认为抑郁症是因为某些化学物质的缺失,对此,但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正如大多数研究人员所认识到的那样,抑郁症不像坏血病(由缺乏维生素C导致)或一型糖尿病(由胰岛素缺乏导致)。我们可以用维生素C治愈坏血病,用胰岛素治疗一型糖尿病的效果也很令人惊叹。但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我们总不能盼着能像治疗坏血病一样,调节一下化学物指数就能治愈抑郁症。

 

我一直专注于收集关于抗抑郁药物试验的证据。除了我提到的这些试验中的问题外,这些试验,仍然是我们关于抗抑郁药有效性的最佳证据来源。然而,还有另一种证据值得我们考虑,那就是抑郁症患者的亲身经历。你,你的朋友,或者至亲至爱的人可能服用过抗抑郁症药物,你可能因此相信这类药物对某些人有效。

 

关注病人的自述是进行有效治疗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但这样的证据通常不能很好地指导因果推理。首先,在衡量抗抑郁症药物是否有效上,自述并不可靠,原因至少有三个。首先,抑郁症症状的严重程度起伏不定,并可能随时间推移有所改善,而且当症状加重时,人们会倾向于寻求治疗。因此在被诊断治疗后,症状可能有所改善,不是因为治疗方案有效,而很可能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就像伤口的自然恢复一样。

 

其次,抑郁症对安慰剂反应强烈。就安慰剂组试验中的大部分受试者来看,抑郁严重程度评分可降低多达10或15分。安慰剂效应是很惊人的,比如更大的安慰剂药片比小药丸影响更大。其三,确认偏见现象,是指人们倾向于注意那些证实他们预期的证据,而忽视那些与他们预期相反的证据。这种认知失败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服用抗抑郁药后,相比于自己健康恶化的情况,人们往往会注意到自己健康状况改善的迹象。

 

因此,如果你听闻有些人服用抗抑郁症药物后情况有所改善,这可能是因为,疾病症状浮动的正常进程(服药后正好处于低潮),或是随着时间推进的自身改善,其中还夹杂着安慰剂效应,以及因为确认偏见的存在,正面效果被夸大。这不是在质疑病人的说辞,归根结底,他们的亲身经历对于医学界来说肯定是最真实、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倾听。但当我们远离临床试验,坐在办公桌边上带着统计学、科学知识,去冷静思考,去倾听时,我们听到了什么?听到的是安慰剂,而不是百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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