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分析得当,这将是证明抗抑郁药对临床没有益处的最佳证据。值得考虑的荟萃分析,如前文提到的一例,要从抗抑郁药的所有试验结果中收集证据,包括尚未发表的试验结果。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一次荟萃分析是否包含了所有未发表的证据,因为发表论文的偏见问题带有欺骗性,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尽管如此,通过搜尽可能多的数据,这类荟萃分析还是真的想要解决发表偏差的问题。那么,这样它们又能展现出什么呢?
在包含尽可能多证据的荟萃分析方法中,药物组个体的抑郁严重程度比安慰剂组的降低大约2分。仅仅“2分”。要知道,只要个体停止焦躁,抑郁的严重程度可以轻易降低4分。然而,这个由抗抑郁药物的拥护者和评论家发现的实验结果,已经被重复利用了十多年(比如由2008年Irving Kirsch、2010年J C Fournier、2017年Janus Christian Jakobsen做的荟萃分析)。盲目解除,安慰剂效应和尚未解决的发表偏见题,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这微不足道的2分。
我们在前面提到,临床指南是如何认定药物必须将抑郁严重度的分值降低3分才被视为有效。以此衡量,抗抑郁药不过关。更糟糕的是,一些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个标准太低了——他们认为,想要判定抗抑郁药是否有临床价值,与安慰剂相比,它必须将抑郁症的严重程度降低至少7分。但没有药物做到这一点。
总之,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抗抑郁药对那些饱受抑郁折磨的人没有临床价值。相反,我们知道这些药物会引起许多副作用,比如增重、性功能障碍、疲劳以及失眠。一些研究表明,抗抑郁药物与暴力行为、自杀、儿童和青少年暴力倾向及女性的精神疾病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一项早期的抑郁症研究发现,抑郁症由低浓度的5羟色胺引起。由于被称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抗抑郁药有助于提高血清素水平,因此人们普遍相信用SSRIs治疗抑郁症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如今认为,该这一抑郁症理论过于简单,会造成误导。
5羟色胺不足理论站不住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该理论认为,SSRIs能有效治疗抑郁症。推理如下,前提一:SSRIs调节病理性5羟色胺水平;前提二:SSRIs治疗抑郁症; 结论:抑郁症是由致病的5羟色胺含量导致。请注意,SSRIs有效本来作为一个推理的结果在这里却是一个前提,就算是这种推理有说服力,这条推理也因缺乏独立性而难以支撑SSRIs有效这个结论。所以,人们不能用“但我们有理论依据证明抗抑郁药是有效的”来反驳本文。而且本文的论点质疑第二个前提是否成立。
与此相反的,还有另一种理论似乎在声讨抗抑郁药。 一些批评者称,许多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病例并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正常的生活被“医学化”——正常的悲伤,压力,焦虑或仅仅是“郊区悲伤”( 指郊区生活的种种不便、生活枯燥乏味、没有盼头,久而久之带来的悲伤情感)被划入药物的管辖范围。如果一个悲伤的情况被误诊成疾病,那么接下来用药物来治疗也会不合适。但是,我发现对抗抑郁药的批评不能让人信服。在这种批评的表面下,隐藏着具有争议的问题如什么是病,什么是正常,如何妥善用药。我们常利用外部帮助来克服生活中许多正常不过的情况,例如靠咖啡驱赶清晨的倦怠,用酒精战胜内心的羞怯,用药物克服勃起功能障碍。简而言之,在看待抗抑郁症药物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无论是用病理生理学看待抑郁症,还是“医学化”抑郁症,这些考量无论怎样都没有说服力。
也就是说,有些理论将抑郁症描述成一种简单疾病,认为抑郁症是因为某些化学物质的缺失,对此,但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正如大多数研究人员所认识到的那样,抑郁症不像坏血病(由缺乏维生素C导致)或一型糖尿病(由胰岛素缺乏导致)。我们可以用维生素C治愈坏血病,用胰岛素治疗一型糖尿病的效果也很令人惊叹。但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我们总不能盼着能像治疗坏血病一样,调节一下化学物指数就能治愈抑郁症。
我一直专注于收集关于抗抑郁药物试验的证据。除了我提到的这些试验中的问题外,这些试验,仍然是我们关于抗抑郁药有效性的最佳证据来源。然而,还有另一种证据值得我们考虑,那就是抑郁症患者的亲身经历。你,你的朋友,或者至亲至爱的人可能服用过抗抑郁症药物,你可能因此相信这类药物对某些人有效。
关注病人的自述是进行有效治疗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但这样的证据通常不能很好地指导因果推理。首先,在衡量抗抑郁症药物是否有效上,自述并不可靠,原因至少有三个。首先,抑郁症症状的严重程度起伏不定,并可能随时间推移有所改善,而且当症状加重时,人们会倾向于寻求治疗。因此在被诊断治疗后,症状可能有所改善,不是因为治疗方案有效,而很可能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就像伤口的自然恢复一样。
其次,抑郁症对安慰剂反应强烈。就安慰剂组试验中的大部分受试者来看,抑郁严重程度评分可降低多达10或15分。安慰剂效应是很惊人的,比如更大的安慰剂药片比小药丸影响更大。其三,确认偏见现象,是指人们倾向于注意那些证实他们预期的证据,而忽视那些与他们预期相反的证据。这种认知失败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服用抗抑郁药后,相比于自己健康恶化的情况,人们往往会注意到自己健康状况改善的迹象。
因此,如果你听闻有些人服用抗抑郁症药物后情况有所改善,这可能是因为,疾病症状浮动的正常进程(服药后正好处于低潮),或是随着时间推进的自身改善,其中还夹杂着安慰剂效应,以及因为确认偏见的存在,正面效果被夸大。这不是在质疑病人的说辞,归根结底,他们的亲身经历对于医学界来说肯定是最真实、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倾听。但当我们远离临床试验,坐在办公桌边上带着统计学、科学知识,去冷静思考,去倾听时,我们听到了什么?听到的是安慰剂,而不是百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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