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心理学大师中，荣格（C.G.Jung）是对中国文化最情有独钟者，他对《易经》给予极高的评价，曾说：
“《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
在荣格隐居波林根时，他经常坐在塔楼旁的百年老树下，身边放着《易经》，用芦苇代替蓍草来卜卦，他觉得《易经》经常能提供某些出乎意料的中肯的提示。
对于尘世间一些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巧合和灵验，荣格以“共时性”（synchronicity）来解释。所谓“共时性”是指自然事物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心”与“物”之间──内心感知的事件与外界现实会互相呼应，内心的预感经常变成真实，亦即一个人内在主观的心灵状态与外在客观事件中会有一种奇妙的一致性。
自然因果律或线性逻辑推演所描述的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但它们总是有例外。而“共时性”现象就是这些例外中最值得注意的，因为里面可能隐藏了被人类所忽视的“另一种真理”。
荣格认为，作为中国古典命定论源流的《易经》，就是他“共时性”理论的中国先驱。在其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一书里，荣格曾提到在1930年代，他和胡适的一次见面：他兴趣盎然地问这位来自中国的哲学家对《易经》的看法，但胡适的回答却是：
荣格问他有没有用《易经》占卜的实际经验。胡适倒是提到了下面这个经验：有一次他和一位友人同行，友人告诉他正被爱情所困，两人刚好经过一座庙宇，胡适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你不妨进去求个签吧！”于是两人进庙里求签。
荣格问胡适签词里的神谕是否准确？
胡适不太情愿地说：“的确有点准。”
而且胡适基于好玩的心理，自己也问了个问题，然后求签。
荣格又问：“那它是否提供你一个有意思的答案呢？”
胡适有点犹豫、不自在地说：“哦，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希望做这种解释的话。”
这显然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见面与交谈。但多少也表示，荣格与胡适对占卜和《易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心态。
做为杜威门生的胡适，服膺的是逻辑、理性与实证。从理性与逻辑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操作四十九根蓍草、十二粒黑白棋子，或者抽签，其所得的结果就跟掷骰子一样，是机率的问题，“每次都不同”。我们怎么能以其中的“一次”结果来预卜什么未来呢？而即使有一两次看来似乎可以做“应验的解释”，也纯属巧合，在大量观察下，它们就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荣格却认为，不管是八卦、灵棋卜、掷杯茭、抽签，虽然无法像自然因果律般“反复验证”，但它们的应验率似乎总比或然率要高出一些，甚至无法用或然率来解释。这表示当事者在问卜时的“心灵状态”跟“外在事件”之间有一种超乎自然因果律的“共时性”现象。他感兴趣的是这些少数的例外、个别的事件。
基本上，胡适与荣格间的不愉快是来自“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的龃龉。
从某一角度来看，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内在心灵与外在现实间奇妙的“意义与和谐”，其实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种陈述，而它也正是中国古典命定论、甚至是汉民族宇宙观与生命观的神髓。
但像胡适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易经》是不太可能抱持如荣格般单纯、浪漫与诗意的看法的。这不只是心态的问题，还有文化现实的问题。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胡适对《易经》来龙去脉的认识，特别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各种命运判读法则在中国民间流行情况的了解，必然千百倍于荣格。
纵使《易经》含有深奥的哲理，但无可讳言地，它亦是中国民间诸般迷信、魔法与巫术的渊薮，而只有每天呼吸这种文化空气的人，才能感受到它那巨大的幽暗与可怕的阴影。
胡适是在一个充满鬼神迷信与古典命定论气氛的中国乡间长大的，他在《四十自述》里，曾提到他十一二岁时看《资治通鉴》所获得的重大启示。其中一则是范缜的“神灭论”主张，另一则则是范缜和竟陵王萧子良对“因果”的讨论：
范缜不信佛家的因果报应，萧子良问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
范缜回答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胡适说，范缜这一段“明白有理”的话像一盏明灯，“在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引领胡适走出由因果报应及其它古典命定论所编织的可怕的天罗地网，而且也使得日后的胡适想引领他的同胞走出那幽暗与蒙昧的文化酱缸。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让荣格欣赏的是《易经》所显示的抽象概念，但让胡适摇头的则是由这些抽象概念衍生出来的愚昧迷信。
中国先哲，在河图洛书原型意象的基础上，演绎了《易经》之伏羲先天八卦图，以及文王后天八卦图。
《易经》内在的结构与规律，皆关乎河图洛书之原型意象。《易经》，象征着人类心性置身宇宙的最初努力之一。
（文章刊载于《今日信息报》2007年10月22日第B02版《国学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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