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书院讲会的态度，对后来的心学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万历年间心学士人萧良斡论及书院讲会在士人为学进德过程中的作用时就说到，人的良心，不触则不发，良心发用之后，不聚则不凝。朋友的一番点拨，就会有一番觉悟；朋友间一番聚会，就会有一番警惕。个人在为学修德过程中需要朋友的提携与鞭策，因此古人非常重视讲会。王畿门人查铎在《水西会条》中也谈到：“故学也者，所以存此几希。学矣而有会也者，正求与朋友合并讲明此几希而求存之也。此会之不可以
书院讲会在明代中后期绵延逾百年，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很广，社会影响很大。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明代中后期知识界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阳明心学学者书院讲会的情况涉及甚多，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多姿多彩的书院讲会活动图景。这里只选取几条具代表性的材料展现阳明心学学者致力于书院讲会的情形。
阳明去世后，散处各地的王门弟子后学继承阳明之志，在各地创建书院，兴办讲会，使当时讲会之风大盛。仅从王阳明《年谱》附录所记录的嘉靖年间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略窥心学学者书院讲会活动盛况之一斑。
如王阳明弟子、江右王门领军人物邹守益一生各个阶段都讲会不辍，讲学范围遍及江南大部。据明儒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记载，嘉靖十年秋，邹守益在会稽“聚同门讲学于天真书院”。嘉靖十五年，大会于复古书院。二十一年秋，“会西里”。二十三年，“会北里”。次年，又“会富池”。二十五年，“大会于青原，遂会白鹭”。翌年“游庐山，开讲于白鹿洞”。二十七年，“会复古、石屋”。次年，“会复古”。二十九年，至祁门，会讲于东山书院。三十一年，“会复古”。三十四年，“会复古”。三十六年，“会白鹭”。三十七年春，“会复古”，夏天又再次讲会。三十九年，以古稀之年赴怀玉书院讲会，随后又到天真书院开讲。四十年，在复古书院讲会。四十一年八月，邹守益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大会于复真书院。按照明儒徐阶之说，邹守益一生“凡为会七十余，大会十。”可以说，邹守益终其一生都与讲会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些讲会活动，大都面向平民大众，影响面很广。嘉靖三十六年邹守益的白鹭洲书院讲会，听讲者数以千计，盛况空前：“生儒以千计听讲。”
又如王门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开门授徒，远近皆至，同门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他一生中长期从事书院讲学活动。据其《年谱》载，仅嘉靖三年至九年间，王艮的讲会活动就相当频繁：嘉靖三年（1524年）春，“请阳明公筑书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四年，邹守益在广德“建复初书院，大会同志，聘先生与讲席。”五年秋八月，“会讲安定书院。”六年，至金陵，与湛若水、吕柟、邹守益、欧阳德聚讲新泉书院。七年，“在会稽，集同门讲于书院。”八年，往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九年，与邹守益等“聚讲鸡鸣寺”。七年之中，每年一会，从中可以大略窥见王艮频繁参加书院讲会活动的情况。
此外，从明代学者的各种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关心学学者讲会的记载。如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以讲学为事，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间，京师灵济宫之会，先生与徐少湖、聂双江、程松溪为主盟，学徒云集至数千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王门高弟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另一高弟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年八十，犹周流不倦。”
王门弟子、后学们的这些讲学活动，涉及地域广、受众面广，对心学的传衍流布促进作用很大。同时，他们的举动也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建书院、立讲会的风气，一时书院讲会风起云涌，“阳明殁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
当然，并非只有心学学者才进行书院讲会。明代后期，一些由朱学学者举办的书院讲会活动也相当活跃。如朱学学子的东林书院讲会、紫阳书院讲会都很有名气，规模、声势很大。但是，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处于体制之外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压抑乃至禁罢的学术理论，相对于处于正统地位的朱学而言，对书院讲会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同时，从心学的理论特点看，它着眼于在人心上用功，重视价值立场的确立，强调简易直接的致良知功夫，这比强调通过长期知识积累以求一旦豁然贯通的朱学更适宜于采用讲会的组织方式。因此，明代中后期的书院讲会，以王门最为兴盛也最为典型。
在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讲会活动都是非经常性的学术聚会，参加者往往是临时应邀出席，对会 期、地点、组织等没有规定。朱张岳麓书院会讲、朱陆鹅湖之会等就是如此。而明代中后期的书院 讲会，则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这一点，从明中叶以后大量出 现的书院《会约》《会条》中可以看到。
万历年间，耿橘作《虞山书院会约》规定：“每月初三日诸生会文于精舍、经房，儒学监会”；“每月初六日孝廉会文于弦歌楼，本县亲阅”；“每月初九日讲书于学道堂，本县辍政半日往听焉。佐领、儒学各官、乡荐绅、孝廉、生童、孝子、善人，悉会听讲”；“会讲午饭四位一桌，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外境来住宿书院者，加早饭，一荤二素。教主倍之。上司与教主同。”等等，在这里，有关会讲的会期、地点、内容、参加人员、后勤供应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又如崇祯年间，刘宗周作《证人社会约》规定：“会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遇远方贤者至，则特举一会，以展求教之诚，望后听诸生自举会课一次”；“会讲：诸友就座，司会者进书案，特于诸缙绅下设虚位二席，待讲友及载笔者。另设一案于堂中，以待质疑者。司赞传云板三声，命童子歌诗。歌毕，复传云板三声，请开讲”；“会费：每期，司会者具看烛于先圣先师前。会友既集，先进茶。茶毕，开讲。……听入会者捐资，自一钱以上，多不过三钱”；“会录：每会推掌记者记会中语言问答”；“会戒：凡与兹会，毋谑言，毋戏笑，毋交足，毋接耳。……犯者司约纠之。”等等，规定涉及会期、会讲仪式、会费交纳、讲会纪录、讲会纪律等，各个方面都有固定程式与细致安排。显然，到明代后期，书院讲会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
对于书院讲会的制度化，王阳明的促进作用甚大。早在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王阳明在归余姚后，就十分重视讲会活动组织章程的制订，力求使讲会活动成为经常性的、有固定日期的活动。据《年谱》载：“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 对讲会时间作出规定。同时，他还作《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阐述了定期讲会、使讲会制度化的必要性。王阳明谈到，诸生在他回越中时聚集门下，析疑问学，确属难能可贵。但是他居越中时间不长，往往仅能会聚三四次。如果分别之后，大家就离群索居，一年半载不再相见，这不更甚于一曝十寒吗？如此而企求善端萌蘖，最后畅茂条达，何以可能！基于这种考虑，王阳明希望诸生不要因为他离开越中就疏于讲会，应该每隔五六天或八九天就相聚一次，即使有俗事缠身，也须拨冗与会。以此使大家相互诱掖奖劝、砥砺切磋，日益养成道德仁义之习，远离世利纷华之染。为了保证讲会的效果，他还对诸生参加讲学的态度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虚心谦逊，相亲相敬，相互尊重。即使议论不合，也应该平心静气，相感以诚，不得斗气求胜。在嘉靖六年出征思、田途中，王阳明仍十分关心越中书院讲会的情况，他写信给弟子，希望能将定期讲会的制度坚持下去：“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驰，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
王阳明促进书院讲会制度化的努力为门人、后学所继承。嘉靖五年（1526年），阳明门人刘邦采在安福创惜阴会，规定“间月为会五日”。王阳明去世后，其门人弟子后学也在各地举办了经常性、制度化的讲会。嘉靖十一年，门人方献夫和同志会于京师，“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十五年，安福知县程文德与邹守益共建复古书院作为讲会之所，“有田若干亩，以资会馔之费，会有期，司会有长，会凡若干人。”二十三年冬，王艮门人颜钧游扬州邗江书院，“为会十日”，翌年八月，“复会天宁”。在颜钧准备南渡之际，“会约约以每月之五日，食宿会所”。颜钧为此作《扬州同志会约》，阐明立讲会订会约的必要性：“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斯约凝心志礼，受约规心，凝礼成会，合嘉美嘉会以约，动罔失遗，夫然后大学之要，运在掌矣；聚友之盟，将永贞矣。……会约之举，岂小小云乎！”二十九年，阳明门人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延四方同志讲会；馆谷之”。当时众多王门同志“定期来会，常不下百余人”。到崇祯初年，王门后学沈国模筹建姚江书院于余姚，阐扬阳明致良知之学。姚江书院有关讲会的制度已相当完备，讲会日期、程序、礼仪、后勤供应等都有涉及。
总之，到明代后期，书院讲会制度已经逐步发展成熟，许多书院讲会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出现了“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的情形。上文提及的还古书院、虞山书院、证人书院、姚江书院如此，其它如东林书院、共学书院、紫阳书院、关中书院亦如此。这一情形的出现，虽不能完全归之于阳明心学的兴起，但无疑与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对书院讲会制度化的重视、促进以及因此形成的社会氛围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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