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爱吾师更爱真理

经常有朋友好奇地问起，你们记者一篇文章要写多久？回答通常是这样的：千字文大概花费一个小时，困难一点的需要一个半小时。新闻讲求“新”，“新”的基本要求是写作速度。 

此次写韦政通先生，4000字文章居然用时9小时，创从业以来写作最慢纪录，原因如下：首先，韦先生人生经历大异常人，少年时揣上10块银元，怀着浪迹天涯的幻想只身赴台，没有接受过任何学院式的正规教育却能够通过自学成为大学问家，其人生故事着实精彩，颇费记者笔墨；其次，韦先生与诸名家如牟宗三、徐复观、劳思光、殷海光等均有渊源，记者需翻阅查询资料，费时颇多；再次，韦先生学术涉猎极为广阔，兼顾中西，纵横古今，即使不需要全部理解其学术观点，为了保证不出现常识性错误，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困顿岁月靠木瓜充饥 

记者眼中韦政通先生是一位豁达乐观的长者，他总是用“有趣”来形容他的经历，不过讲起年轻时代的那段艰难岁月，他却有点感叹：“人生那么的艰难，几十年就这样挣扎过来了。” 

韦政通先生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殷实之家，父亲希望儿子们也能像他一样，继承家业做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韦先生对记者说，他从童年起性格上就有点反叛，好奇心特别强，心里充满着浪迹天涯的幻想。 

1949年，正在上海读大学一年级的韦政通因为一个“戏剧性”的原因，怀里揣着10块银元只身来到台湾。当记者向韦先生追问“戏剧性”原因的时候，他笑着说，当时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她到台湾去了，自己就追去了。 

这是一个爱情的“戏剧”。当韦政通千辛万苦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位“意中人”却结婚了。韦政通说那时他并没有感到伤心，而是为她的幸福高兴。 

1954年对于韦政通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一年他辞掉了相对舒适的新闻工作，搬到山上一座茅屋住下，决心以卖稿为生。在辞工前，韦政通数次一个人爬到山顶反思自己的生活，痛感生活之浑浑噩噩，而就在焦虑不安的时候，韦政通认识了劳思光先生，劳先生也是靠写稿维持生活，在生活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中西文化、哲学的研究，这让韦政通深受鼓舞。 

山居3年，韦政通就是依靠在杂志上连载小说和发表文学感想的微薄稿酬维生，生活多次陷入困境，有时稿酬无以为继，只能依靠庭院里的木瓜充饥。 

物质生活虽然困顿，然而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韦政通此时开始大量阅读宋明理学方面的著作，由于生活艰难，买书是很难想象的，只能借助于手抄。韦政通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手抄的罗近溪的《盱坛直诠》、王龙溪的《语录》，以及当代名家牟宗三和唐君毅的早期文章等。 

一次，韦政通在台北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八册的《陆象山先生全集》，要价150元，他犹豫再三，咬咬牙典当了当时惟一的一套冬季西服。寒流一来，没有了冬衣的韦政通无法出门，只能拥着被子在床上读书，一直读到深夜。 

当时，韦政通对宋明理学诸家的生平很感兴趣，当他读到王船山（王夫之）的时候，韦政通的心灵被震撼了。韦政通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思想家比王船山的生活更苦，抗清失败后，他隐居四十年，生活条件极差，但凭着内心的信念，潜心著述，著作等身。在同样困顿的岁月中，遇到船山这样的精神典范，韦政通心中又多了一股动力。 

师从牟宗三 

在采访的间隙，韦政通先生不知何时端来了一杯酒，老顽童似的地问记者喝不喝，看到韦先生如此好兴致，记者也举杯与之对饮，一时好奇地问：“牟宗三先生喜欢喝酒吗？”韦先生微微一笑：“很喜欢喝，当年我们也像这样一起喝酒，不过他酒量不好。” 

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牟宗三先生在韦政通眼中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师者，上个世纪50年代，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他有感于大学教育专业分割，专以知识为务，而于生命性情、精神志趣、观念方向、文化理想等反相隔阂而不相贯通。于是，牟宗三先生定期举行持续开放之师友讲习，名曰人文友会，每周三晚上义务讲学。生活困顿专心读书的韦政通也成为人文友会的常客。 

韦政通说，牟宗三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你看到他，你就想向他学习，他总会让人有理想主义的冲动、知识的崇高感。1959年暑假，韦政通和几位同学在牟宗三先生住所聚会，白天听牟先生讲课，下午讨论，晚上就睡在地板上，韦政通说，牟先生是个真性情，有时会骂人，谈得兴起每开怀大笑，大家对他敬而不畏。 

回忆起当年的“人文友会”，韦政通还记得牟宗三先生门前挂着的“东坡山庄”的小木牌，大厅中央的那个很厚重的木制棋盘，韦政通通常是下午4点以后去拜访，牟先生就在棋盘上加个小木板作为餐桌，与韦政通共进晚餐。每值会期，一位同学就会雇一辆三轮车来迎牟先生，从晚上8点开始约两小时，牟先生开始讲学，明代王学、存在主义、黑格尔哲学，无所不讲，青年人经常和牟先生进行讨论，韦政通说，当年“人文友会”的那种超拔流俗的精神，使青年人有人生的意义感，历史文化的使命感，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得到了。 

韦政通说，很多年轻人就在牟宗三先生这样的精神感召下发愤治学，其中也包括他自己。那段时间，韦政通除了继续博览群书外，全身心投入研究荀子。在儒家的传统里，荀子是位海纳百川式的人物，上达老、庄、孔、孟、墨诸家，下及韩非子，韦政通勤梳密证，苦读荀子七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韦政通后来在很多场合下都对青年人说，一个青年如果有志在学术方面作长期奋斗，选择一个大家进行全面深入的钻研实在是有必要。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1963年3月24日，韦政通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韦政通要和尊敬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等新儒家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他要独自走一条“冒险远航”的学术之旅。 

实际上，这个转变看似偶然，实质也存在必然。首先，韦政通是个性极强的人，他很早就认识到每个人都 

有其独特的人生道路，“言必称儒家或者言必称牟宗三”不符合他不羁的个性；更重要的是，随着对儒家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加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韦政通渐渐发现儒家的许多缺陷，如消极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匮乏的经济、载道的文学和道统偶像的建立。很快，韦政通一系列批判儒家传统的文章陆续发表在红极一时的《文星》杂志上，一时间，众多儒家门徒对韦政通进行广泛的文字攻击。 

尽管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韦政通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作为一名在儒家传统滋养下走出来的学者，在内心深处，他对于老师牟宗三有种负疚感，但他更加认同西方以追求知识为主的师生关系，“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韦政通认为只有这样，知识才能推陈出新。 

上个世纪60年代，韦政通经历了一段思想历程的严重困境，儒家信仰崩塌，向着陌生的世界艰难探索。这个时候，韦政通与著名哲学家殷海光的交往使他终身难忘。 

当时殷海光先生正在写作《中国文化展望》的最后部分，他看到韦政通发表在《文星》上的《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大感兴趣，在书中评价素不相识的年轻学者韦政通“就我迄今所知，对儒家的批评超过吴又陵（虞）及陈独秀这些民初人物的是韦政通。” 

不久，殷海光先生通过一位学生跟韦政通取得联系，并约韦政通见面，韦政通的著作《传统的透视》出版后殷海光先生还特地坐的士到韦政通家中，就书的内容谈了一下午。 

更加令韦政通感动的是，他的《传统与现代化》及《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出版后，殷海光先生各写了一篇书评，而殷海光先生花大力气写的这两篇书评只给韦政通一人看，不打算发表，这个时候，殷海光先生已经是癌症的晚期，离去世只有一年半时间。韦政通默默接下这份情意，他说回报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继续努力工作。 

晚年要回祖国大陆讲学 

殷海光先生曾经在信中鼓励韦政通，希望他“严重地工作25年”，现在看来，韦政通足以告慰师长。 

从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韦政通打破学院僵硬的科际局限，从人文学科到社会学科到自然学科，都曾广泛涉猎，每天坚持工作，心无旁骛，数十年如一日，在写作震撼海峡两岸的近百万字著作《中国思想史》的时候，曾经连续工作16小时，进入“非我作诗，乃诗作我”的境界。 

从为学开始到现在，韦政通共出版了有关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著作近30部。除此之外，韦政通尚有对现世关怀方面的各类论文、杂文约150篇，计70余万字。对韦政通思想和学术经历颇有研究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学者王立新评论说，学者、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这是韦政通自定的三种使命，在这些长短不一的篇章中，体现了韦政通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对人生、对社会、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由衷关切。 

韦政通说，从2003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回到祖国大陆的大学里讲学两个月，这是他晚年的心愿，他希望能和年轻人在一起，而这次是他第一次来到深圳，跟深圳的大学生待在一起，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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