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君王论》11：德性政治学

德性政治学⊙陈复

请注意，我们的社会常常活在贫富不均的状态里，权贵往往掌控更大的权柄，影响社会整体财富的配置，使得大家都会对有钱人有着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彷佛有钱就是罪过，有钱人就是罪人。

孟子谈论的政治观念，如果拿今天的语言来说，可称作「德性政治学」，为什么会是说德性政治学呢？因为在孟子的观察里，政治制度虽然重要，却不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关键因素，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人，不在制度，需要的是有觉醒的人治，法治只是配套措施而已。我们常有一个很习惯性的见解，动辄就说过去的时空是「人治」，今天的时空是「法治」，而法治绝对比人治恰当，或许我们能从法律制订的数量与执行的认真程度，来评论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孰为人治孰为法治，但，《老子》第五十七章不是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显然法律订的越繁杂，并不表示社会越太平，这评价要如何说得清呢？

当然，制订法令却不认真执行，或着法律竟然会看人而「转弯」，意即是说遇到权贵阶级或者是走后门贿赂的人，法律就被模糊掉或被刻意遗忘，使得法律只是限制可怜人，或成为保护权贵的法律，法令就不会被人尊重了。重点显然不是法律，而是实践法律的人，那背后的心态。因此，不能由法律制订的数量来观看某个时空是法治或不是法治，如果大量的法律背后的立意只是在图利某些人并伤害某些人，这种法治只会积累民怨。

当然，更不能用落实法律的认真度来辨识那个时空是法治，或那个时空不是法治。认真落实伤害人性的法律，那就等同于伤天害理了。法治不是信仰，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自觉幸福，那才会是政治领导人的信仰，落实这个信仰的过程里，法治只是种实践的办法，如果这种实践还不能落实让人民获得幸福的信仰，那对制度的坚持就会显得僵化，权变，这是落实信仰的补强与救济，没有信仰，则权变会酿就灾难，没有权变，则信仰往往会变做教条。

执行法律的认真与否，同样不是影响国家兴衰最关键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公正的意识，来制订法律，去认真地实践，那是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原因？或许答案偏向正面，或许我们能说，这是国家兴衰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如果我们要说什么是促使国家兴衰的关键原因，那还是「人」。因为是人的心态使人会偏私或是公正，人有没有德性的意识，使得他制订法律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就会影响法律的面貌，因此影响法律的因素还是「人」，不是「法」。

我们确实需要怀着公正意识来订定法律，但，重点更是有没有人愿意认真实践这公正的法律，更精确点说，人本身有没有德性的意识，去尊重已经尊重全部人的善良愿望而制订的法律，毕竟法律是消极的防范，且只是种原则，人的意识会影响到细节。说到这里，有意思的状态就在这善良愿望，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法律，通常不是来自对善良愿望的落实，而是来自对现实利益的落实，因此法律的制订常常会顺应某些人的意或违背某些人的意，这些顺应或违背的数量可能很庞大，譬如顺应中产阶层的意，却违背无产阶层的意，即使情况完全相反，其考虑点就是利益的配置，而不是生命意义的圆满。因此，不论你怎么制订，都会引来一些人高兴，一些人反对！

然而，如果高兴或反对都与德性无关，其高兴或反对都不能成全生命的圆满。譬如说，如果父母过世了，法律只着重在如何使遗产给其子女做最公平的配置，并顺道缴纳些遗产税给政府，却丝毫不关注如何使父母的遗产做最有意义的转让，譬如集中交给最有德性的子女，用来做阐发家族门风的事情，譬如设立祠堂祭祀先人，设立基金来奖励文教，设立机构来照顾孤贫……，或者，政府收取百姓的遗产税，是否能拿来做提倡德性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能激发人性的善良面，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其哲学立论就是个人主义，按个体为计量单位，只管公平，不管意义。

当法律只在消极做防堵的管制，却不能积极创造鼓励人向善的诱因，我们就会很自然开始重新思考德性存在的深意。具有德性意识的人，从根本就没有负面的心态，没有负面的心态，就没有负面的举止。如果从根本就没有负面的心态与举止，法律消极防备的需要就不存在。因此，显然在制订各种完备的法律前，应该要先让人培养德性的意识，这能尽量减低忙于制订法律对人精神的消耗与限制，而让人的精神集中在喜悦能量的荟萃里。因此，关键点在于人有没有德性的意识，这就是孟子在提倡的「德性政治学」。

政治领导人有没有德性，跟他的私人生活的奢华与节俭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厘清一个观念，一个人有德性，绝对不是说他就要穿着补丁的衣服，在衣服的外观上搞得坑坑洞洞，官做得越大，样子越寒酸，好像只是个工人或运动员而已，那样就表示他很清廉自持，或喜欢与人民在一起了？不，那只是在表演而已！

早在汉武帝时，这种表演政治学就已经上演过了。那个被后人笑话的丞相叫做公孙弘，后来有个成语就称作「公孙布被」，意思是说人活着虚情假意，喜欢沽名钓誉。公孙弘家里人人都衣衫蓝缕（包括全部仆人，真奇怪，他家里还有仆人），整个家寒酸到蜘蛛结网，连被子都有大补丁，而且被子里面都捆着茅草而不是棉絮，冬天冷得大家睡觉都要发抖不已，这个消息传到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大家看穿他的心思，都引为笑谈。

齐宣王问孟子说：「听说周文王养鸟兽的园子有七十方里的面积，而周文王养鸟兽的园子被称为『苑囿』，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古书上确实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感到很惊奇，再问孟子说：「规模真有这样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认为这园子太窄了。」齐宣王很狐疑问说：「寡人的苑囿面积不过四十方里，百姓却认为这样太大了，请问夫子这是什么道理？」

齐宣王不能想通这道理，固然是他后知后觉，但他能听见百姓不满的声音，这还是齐宣王的细心，他还算是个认真想为百姓办实事的君主，因此对人民对自己的不满很在意，这就是孟子想认真指引齐宣王的原因。请不要认为这种事情很容易，即使在声称民主的时空里，总统不管民瘼，却依旧能靠意识型态的控制与操作，煽动弱智的百姓强烈的爱憎而当选者比比皆是，有时是藉由宣传爱国主义侵略弱国，有时是藉由挑引不同阶层与族群的冲突而获利，他们当选后就只过着自己的舒服日子，因为人民的心智被他的诉求给绑架了，大家虽然对他的做人处事很不满，只要没有明确犯法，却都无可奈何，而他却毫不在意人民的不满，因为他是竞选机器，只要时间到了，他就靠玩几个激情的概念而继续当选，这显然比君主的时空来得更狡诈。

孟子听见齐宣王的问题，这样回答：「周文王的园子虽然有七十方里，平常想砍柴的樵夫，想割草的农人，都能去那里寻觅适合采集草木的地点，甚至有猎人会跟周文王一起打野鸡或捉兔子，大家没有任何顾忌。当周文王跟百姓共同享用这块园子，百姓就会认为这范围太窄了，这不是很应该吗？」

孟子继续说：「臣初到贵国的国境，就问清楚守卫的士兵有关贵国最大的禁忌，然后才敢进来贵国。臣听说在齐国的郊关里，有个四十方里的苑囿，只要有人杀掉里面的一头麋鹿，就视同犯杀人罪，那就像在四十方里的土地，挖个超大陷阱来陷害百姓，百姓动辄得咎，一不留神就会被杀，因此普遍认为这园子实在太大了，这不是很应该吗！」孟子在这里提到「郊关」，在过去国家实际掌握的土地范围里，在国土外围差不多一百平方里，会派士兵设个关卡来检查来往人员与其行李，并防备敌国侵略，这就是郊关了。

如果政治的领导人，不能跟百姓共同呼吸，过百姓过的生活，或不让百姓过他们的生活，那就是不能跟百姓「齐心齐德」了。如果领导人能让百姓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或让百姓参与自己的生活，使得百姓跟自己没有贫富的差距，更没有阶级的差距，百姓跟政治领导人呈现同心同德的状态，我们或许可给个名称，叫作「王民不二」，这意味着王者与他的人民，共同拥有整合在一起的精神与物质，彼此的情感紧紧依附与依偎。

这得要真情实意，不真情实意，只要几个动作，就会被人民识破，尤其现在电子媒体如此发达，人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其实透过电视整日反复播放，人看几眼就会一目了然。因此，活在这个毫无隐私的时空里，政治领导人显然更需要真诚面对自己，真诚面对百姓，他要真心喜欢跟人相处，帮人解决问题，否则他的政治生命很快就会结束了。

一个有心创造盛世的国家，王者与百姓会有这样的特色：她的王者要能过百姓的生活，她的百姓同样要过着王者的生活，这种平等性的重点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精神的富饶。百姓都拥有王者的尊严，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卑微，王者很真实把照顾他的人民当作照顾自己身体一般，认真与细致的对待。这就是王道政治的景象，这就是孟子的观念。

孟子强调政治领导人要有「德性」，才会跟着让他的百姓活出「德性」，而他的私人生活是贫或富，那不是事情重点，如果这个王者是个有钱人，能够不断推动公益的事业，使得很多需要被照顾的人能获得他的恩德，他的百姓反而希望他越来越有钱，或是百姓不会计较他到底有钱或不有钱。请注意，我们的社会常常活在贫富不均的状态里，权贵往往掌控更大的权柄，影响社会整体财富的配置，使得大家都会对有钱人有着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彷佛有钱就是罪过，有钱人就是罪人。其实有钱跟德性，并不是见得是呈现反比的关系，并不是说你越有钱德性就越糟糕，更不是说你的德性越高就会越贫困，如果政治的领导人真真实实在办事，只要他本人的精神焦点都放在人民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有钱与否，又怎么样呢？他的有钱不是罪过，因为物质都愿意投身于他，物质在他那里能好生好死，获得善终。

我们过去常听见这样的话：「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如果政治的领导人都想聚敛自己的金钱，他的人民都会离开他，如果领导人能使他的财富有效配置，使得有需要的人因此获得适当的照顾，那么财富更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当周文王的园子规模如此辽阔，人民却还嫌小，因为周文王让园子获得最好的配置，让百姓能在这里获得安身，因此，老百姓都对周文王有钱感到喜悦。如果周文王禁止百姓进来他的园子，甚至只要一进来就会被逮捕处死，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是个暴君，他跟我们人民过着不一样的日子！

有钱与没钱，都各有因缘，然而，政治领导人负有特殊的责任，那就是他不能让物质只繁华着自己，他应该把物质转出精神的意义，并让百姓都跟着过着物质与精神平衡的人生，这其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提倡文化与教育，文化与教育是国家的根基，如果人人都能受着德性的教育，并展现在生活里，过着有伦理与秩序的人生，那就是我们反复在说的盛世了。

物质与精神其实是不断在流转的状态，使得你有时很难说哪个是物质，哪个是精神。譬如说，男人的精液如果不外放，则身体会有丰沛的能量感，整天觉得精神饱满，如果太常射精，则会感觉极度疲惫。外放出的精液当然是物质，然而不外放，展现在生命的就会是精神。再继续讨论，外放在女人的体内，如果生出孩子，那孩子的存在或许是物质的存在（当然不只是物质），如果不外放，却拿来写出优美的文学作品，或者拿来认真办外王的事情，那种展现的过程与结果都是精神的高度展现（当然不只是精神）。因此，物质与精神，其实常具有高度的混淆性，我们只能在某些时刻里特别说某种存在属于精神或物质，然而，就只是那个时刻而已，或许换个时刻，其存在的质性就会发生新的转变。

对于这个质性，我们有时透过语言不断要给出解释，时而偏向精神，时而偏向物质，最统摄性的词汇，就是「能量」，古人则称作「气」这一字。往较深层面说，盛世就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能量，酝酿出一股崭新的序列组合，这个序列组合与其开创者，就是那位王者，有绝对重要的关系，王者的擘画经营，会影响到这个序列组合出的型态。或许，不论什么样的型态，人的生活什么都没有什么实质改变，然而就是有种核心的感觉变了，人人感觉活得更清新，对未来更有希望感，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在每天的日子里畅流。其实，就是这股盛世的能量在畅流着，有人或许会称作「正性维生元」，它自身会招引频率相应的能量过来荟萃，因此，在这个社会，人进来与出去共同呈现出极其奔放的交流，而社会整体会不断重组与扩大，藉此适应局面的不断更新。

往较浅的层面来说，管理政治背后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有没有真心实意的平等思想，这个思想贯穿古今，不要动辄就说过去的时空是君主专制，现在的时空是民主自由，好像民主政治的道德性就高于君主专制？殊不知君主不见得就会专制，而且民主政治往往只是个幌子，真正在控制人民声音的常就是几个拥有权柄与资金来操控媒体与舆论的人。

老师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就是把某些根深蒂固的成见打破掉，去看清这些表象后面实实在在的情况，重点不是君主与民主，重点不是有钱或贫困，重点是统治者能照顾人民如同照顾自己身体一样，重点不只是统治者有德性，还能让百姓有德性，重点不是谁有德性，而是有股能量被酝酿出来了，因此，归结就是那四个字：「王民不二」，当人心性纯粹的时候，就能呼唤盛世的降临，而盛世不是种口号或想象，其存在不只是种精神，还是种物质，这种物质能引发出整个社会现象的祥和。

 请注意，我们的社会常常活在贫富不均的状态里，权贵往往掌控更大的权柄，影响社会整体财富的配置，使得大家都会对有钱人有着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彷佛有钱就是罪过，有钱人就是罪人。

孟子谈论的政治观念，如果拿今天的语言来说，可称作「德性政治学」，为什么会是说德性政治学呢？因为在孟子的观察里，政治制度虽然重要，却不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关键因素，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人，不在制度，需要的是有觉醒的人治，法治只是配套措施而已。我们常有一个很习惯性的见解，动辄就说过去的时空是「人治」，今天的时空是「法治」，而法治绝对比人治恰当，或许我们能从法律制订的数量与执行的认真程度，来评论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孰为人治孰为法治，但，《老子》第五十七章不是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显然法律订的越繁杂，并不表示社会越太平，这评价要如何说得清呢？

当然，制订法令却不认真执行，或着法律竟然会看人而「转弯」，意即是说遇到权贵阶级或者是走后门贿赂的人，法律就被模糊掉或被刻意遗忘，使得法律只是限制可怜人，或成为保护权贵的法律，法令就不会被人尊重了。重点显然不是法律，而是实践法律的人，那背后的心态。因此，不能由法律制订的数量来观看某个时空是法治或不是法治，如果大量的法律背后的立意只是在图利某些人并伤害某些人，这种法治只会积累民怨。

当然，更不能用落实法律的认真度来辨识那个时空是法治，或那个时空不是法治。认真落实伤害人性的法律，那就等同于伤天害理了。法治不是信仰，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自觉幸福，那才会是政治领导人的信仰，落实这个信仰的过程里，法治只是种实践的办法，如果这种实践还不能落实让人民获得幸福的信仰，那对制度的坚持就会显得僵化，权变，这是落实信仰的补强与救济，没有信仰，则权变会酿就灾难，没有权变，则信仰往往会变做教条。

 执行法律的认真与否，同样不是影响国家兴衰最关键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公正的意识，来制订法律，去认真地实践，那是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原因？或许答案偏向正面，或许我们能说，这是国家兴衰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如果我们要说什么是促使国家兴衰的关键原因，那还是「人」。因为是人的心态使人会偏私或是公正，人有没有德性的意识，使得他制订法律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就会影响法律的面貌，因此影响法律的因素还是「人」，不是「法」。

我们确实需要怀着公正意识来订定法律，但，重点更是有没有人愿意认真实践这公正的法律，更精确点说，人本身有没有德性的意识，去尊重已经尊重全部人的善良愿望而制订的法律，毕竟法律是消极的防范，且只是种原则，人的意识会影响到细节。说到这里，有意思的状态就在这善良愿望，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法律，通常不是来自对善良愿望的落实，而是来自对现实利益的落实，因此法律的制订常常会顺应某些人的意或违背某些人的意，这些顺应或违背的数量可能很庞大，譬如顺应中产阶层的意，却违背无产阶层的意，即使情况完全相反，其考虑点就是利益的配置，而不是生命意义的圆满。因此，不论你怎么制订，都会引来一些人高兴，一些人反对！

然而，如果高兴或反对都与德性无关，其高兴或反对都不能成全生命的圆满。譬如说，如果父母过世了，法律只着重在如何使遗产给其子女做最公平的配置，并顺道缴纳些遗产税给政府，却丝毫不关注如何使父母的遗产做最有意义的转让，譬如集中交给最有德性的子女，用来做阐发家族门风的事情，譬如设立祠堂祭祀先人，设立基金来奖励文教，设立机构来照顾孤贫……，或者，政府收取百姓的遗产税，是否能拿来做提倡德性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能激发人性的善良面，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其哲学立论就是个人主义，按个体为计量单位，只管公平，不管意义。

当法律只在消极做防堵的管制，却不能积极创造鼓励人向善的诱因，我们就会很自然开始重新思考德性存在的深意。具有德性意识的人，从根本就没有负面的心态，没有负面的心态，就没有负面的举止。如果从根本就没有负面的心态与举止，法律消极防备的需要就不存在。因此，显然在制订各种完备的法律前，应该要先让人培养德性的意识，这能尽量减低忙于制订法律对人精神的消耗与限制，而让人的精神集中在喜悦能量的荟萃里。因此，关键点在于人有没有德性的意识，这就是孟子在提倡的「德性政治学」。

政治领导人有没有德性，跟他的私人生活的奢华与节俭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厘清一个观念，一个人有德性，绝对不是说他就要穿着补丁的衣服，在衣服的外观上搞得坑坑洞洞，官做得越大，样子越寒酸，好像只是个工人或运动员而已，那样就表示他很清廉自持，或喜欢与人民在一起了？不，那只是在表演而已！

早在汉武帝时，这种表演政治学就已经上演过了。那个被后人笑话的丞相叫做公孙弘，后来有个成语就称作「公孙布被」，意思是说人活着虚情假意，喜欢沽名钓誉。公孙弘家里人人都衣衫蓝缕（包括全部仆人，真奇怪，他家里还有仆人），整个家寒酸到蜘蛛结网，连被子都有大补丁，而且被子里面都捆着茅草而不是棉絮，冬天冷得大家睡觉都要发抖不已，这个消息传到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大家看穿他的心思，都引为笑谈。

齐宣王问孟子说：「听说周文王养鸟兽的园子有七十方里的面积，而周文王养鸟兽的园子被称为『苑囿』，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古书上确实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感到很惊奇，再问孟子说：「规模真有这样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认为这园子太窄了。」齐宣王很狐疑问说：「寡人的苑囿面积不过四十方里，百姓却认为这样太大了，请问夫子这是什么道理？」

齐宣王不能想通这道理，固然是他后知后觉，但他能听见百姓不满的声音，这还是齐宣王的细心，他还算是个认真想为百姓办实事的君主，因此对人民对自己的不满很在意，这就是孟子想认真指引齐宣王的原因。请不要认为这种事情很容易，即使在声称民主的时空里，总统不管民瘼，却依旧能靠意识型态的控制与操作，煽动弱智的百姓强烈的爱憎而当选者比比皆是，有时是藉由宣传爱国主义侵略弱国，有时是藉由挑引不同阶层与族群的冲突而获利，他们当选后就只过着自己的舒服日子，因为人民的心智被他的诉求给绑架了，大家虽然对他的做人处事很不满，只要没有明确犯法，却都无可奈何，而他却毫不在意人民的不满，因为他是竞选机器，只要时间到了，他就靠玩几个激情的概念而继续当选，这显然比君主的时空来得更狡诈。

孟子听见齐宣王的问题，这样回答：「周文王的园子虽然有七十方里，平常想砍柴的樵夫，想割草的农人，都能去那里寻觅适合采集草木的地点，甚至有猎人会跟周文王一起打野鸡或捉兔子，大家没有任何顾忌。当周文王跟百姓共同享用这块园子，百姓就会认为这范围太窄了，这不是很应该吗？」

孟子继续说：「臣初到贵国的国境，就问清楚守卫的士兵有关贵国最大的禁忌，然后才敢进来贵国。臣听说在齐国的郊关里，有个四十方里的苑囿，只要有人杀掉里面的一头麋鹿，就视同犯杀人罪，那就像在四十方里的土地，挖个超大陷阱来陷害百姓，百姓动辄得咎，一不留神就会被杀，因此普遍认为这园子实在太大了，这不是很应该吗！」孟子在这里提到「郊关」，在过去国家实际掌握的土地范围里，在国土外围差不多一百平方里，会派士兵设个关卡来检查来往人员与其行李，并防备敌国侵略，这就是郊关了。

如果政治的领导人，不能跟百姓共同呼吸，过百姓过的生活，或不让百姓过他们的生活，那就是不能跟百姓「齐心齐德」了。如果领导人能让百姓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或让百姓参与自己的生活，使得百姓跟自己没有贫富的差距，更没有阶级的差距，百姓跟政治领导人呈现同心同德的状态，我们或许可给个名称，叫作「王民不二」，这意味着王者与他的人民，共同拥有整合在一起的精神与物质，彼此的情感紧紧依附与依偎。

这得要真情实意，不真情实意，只要几个动作，就会被人民识破，尤其现在电子媒体如此发达，人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其实透过电视整日反复播放，人看几眼就会一目了然。因此，活在这个毫无隐私的时空里，政治领导人显然更需要真诚面对自己，真诚面对百姓，他要真心喜欢跟人相处，帮人解决问题，否则他的政治生命很快就会结束了。

一个有心创造盛世的国家，王者与百姓会有这样的特色：她的王者要能过百姓的生活，她的百姓同样要过着王者的生活，这种平等性的重点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精神的富饶。百姓都拥有王者的尊严，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卑微，王者很真实把照顾他的人民当作照顾自己身体一般，认真与细致的对待。这就是王道政治的景象，这就是孟子的观念。

孟子强调政治领导人要有「德性」，才会跟着让他的百姓活出「德性」，而他的私人生活是贫或富，那不是事情重点，如果这个王者是个有钱人，能够不断推动公益的事业，使得很多需要被照顾的人能获得他的恩德，他的百姓反而希望他越来越有钱，或是百姓不会计较他到底有钱或不有钱。请注意，我们的社会常常活在贫富不均的状态里，权贵往往掌控更大的权柄，影响社会整体财富的配置，使得大家都会对有钱人有着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彷佛有钱就是罪过，有钱人就是罪人。其实有钱跟德性，并不是见得是呈现反比的关系，并不是说你越有钱德性就越糟糕，更不是说你的德性越高就会越贫困，如果政治的领导人真真实实在办事，只要他本人的精神焦点都放在人民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有钱与否，又怎么样呢？他的有钱不是罪过，因为物质都愿意投身于他，物质在他那里能好生好死，获得善终。

我们过去常听见这样的话：「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如果政治的领导人都想聚敛自己的金钱，他的人民都会离开他，如果领导人能使他的财富有效配置，使得有需要的人因此获得适当的照顾，那么财富更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当周文王的园子规模如此辽阔，人民却还嫌小，因为周文王让园子获得最好的配置，让百姓能在这里获得安身，因此，老百姓都对周文王有钱感到喜悦。如果周文王禁止百姓进来他的园子，甚至只要一进来就会被逮捕处死，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是个暴君，他跟我们人民过着不一样的日子！

有钱与没钱，都各有因缘，然而，政治领导人负有特殊的责任，那就是他不能让物质只繁华着自己，他应该把物质转出精神的意义，并让百姓都跟着过着物质与精神平衡的人生，这其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提倡文化与教育，文化与教育是国家的根基，如果人人都能受着德性的教育，并展现在生活里，过着有伦理与秩序的人生，那就是我们反复在说的盛世了。

物质与精神其实是不断在流转的状态，使得你有时很难说哪个是物质，哪个是精神。譬如说，男人的精液如果不外放，则身体会有丰沛的能量感，整天觉得精神饱满，如果太常射精，则会感觉极度疲惫。外放出的精液当然是物质，然而不外放，展现在生命的就会是精神。再继续讨论，外放在女人的体内，如果生出孩子，那孩子的存在或许是物质的存在（当然不只是物质），如果不外放，却拿来写出优美的文学作品，或者拿来认真办外王的事情，那种展现的过程与结果都是精神的高度展现（当然不只是精神）。因此，物质与精神，其实常具有高度的混淆性，我们只能在某些时刻里特别说某种存在属于精神或物质，然而，就只是那个时刻而已，或许换个时刻，其存在的质性就会发生新的转变。

对于这个质性，我们有时透过语言不断要给出解释，时而偏向精神，时而偏向物质，最统摄性的词汇，就是「能量」，古人则称作「气」这一字。往较深层面说，盛世就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能量，酝酿出一股崭新的序列组合，这个序列组合与其开创者，就是那位王者，有绝对重要的关系，王者的擘画经营，会影响到这个序列组合出的型态。或许，不论什么样的型态，人的生活什么都没有什么实质改变，然而就是有种核心的感觉变了，人人感觉活得更清新，对未来更有希望感，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在每天的日子里畅流。其实，就是这股盛世的能量在畅流着，有人或许会称作「正性维生元」，它自身会招引频率相应的能量过来荟萃，因此，在这个社会，人进来与出去共同呈现出极其奔放的交流，而社会整体会不断重组与扩大，藉此适应局面的不断更新。

往较浅的层面来说，管理政治背后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有没有真心实意的平等思想，这个思想贯穿古今，不要动辄就说过去的时空是君主专制，现在的时空是民主自由，好像民主政治的道德性就高于君主专制？殊不知君主不见得就会专制，而且民主政治往往只是个幌子，真正在控制人民声音的常就是几个拥有权柄与资金来操控媒体与舆论的人。

老师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就是把某些根深蒂固的成见打破掉，去看清这些表象后面实实在在的情况，重点不是君主与民主，重点不是有钱或贫困，重点是统治者能照顾人民如同照顾自己身体一样，重点不只是统治者有德性，还能让百姓有德性，重点不是谁有德性，而是有股能量被酝酿出来了，因此，归结就是那四个字：「王民不二」，当人心性纯粹的时候，就能呼唤盛世的降临，而盛世不是种口号或想象，其存在不只是种精神，还是种物质，这种物质能引发出整个社会现象的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