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建议大陆政府应该将唤醒公民良知视作国家核心发展目标，发起有如公元1934年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推展的「新生活运动」，立基于良知来当作反思的出发点，从国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到全面社会风气革新。当年蒋中正指出革命的环节在「生活革命」，他说：「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

智慧咨询能够产生疗愈人心的效果，本质上来自于心理咨询师能够长年进行心性的涵养，在身心上孕育出自性的能量，从而可以在咨询的现场将这股能量传递给当事人，帮忙当事人自身的能量获得转化与提升。而要从事于心性的涵养，一方面需要心理咨询师长期坚持祝祷、静坐、冥想、书法、绘画，特别包括事上磨练等修养工夫，另一方面也需要心理咨询师能够持续吸收各种正确的观念，并通过思辨的过程去架构自身的观念世界，来让自己通过修养工夫获得的各种体会可以不断深化，从而让心性的涵养更为紧实与细密。这两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儒家经典里一直在提及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当智慧咨询师循着这两条路径不断成长，他其实也正走在儒家修身养性的成圣道路上。

人生难免会有诸多的不幸，身患绝症的人们能够因为社会的关注和医疗保险的帮忙，可以负担的起治疗与维持生命的费用，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如果「陆勇们」因为自己的生命处境直面死亡，进而从这生死的困局之中去超越死亡，探寻生的意义与价值，来完成自己自己的生命，我们确信在那个当下我们生命的完整性。人的一生顺随因缘各有其长短，但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是要当个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活死人」；还是要做个即便肉身已逝，却精神不朽的「死活人」。

现代意义的「自我」在古代宗法制社会文化中是毫无存在空间的。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了富贵、金钱，却绝对不能以此彰显自己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必须让位于宗族的礼制。在如此严密的宗法礼制下，如果有人违背这些规则，就会背负宗族中的人道德谴责。宗族关系网络是古代人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人会与此为敌。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人上千年，直到十几年前尚未受到工业化严重冲击的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宗族体制内的人都会严格按照辈分彼此称呼，哪怕辈分高的比辈分低的小十几岁，一般人也都会遵循这一规则不越雷池。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文化没有西方个人主义的英雄，「不可张扬自我」这一观念已经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里。

我一向不大喜欢「孝」这个字。这并不是表达亲子之间正向、健康情感的词汇，而是带有压迫与服从的性质。亲子之间的感情，本来是非常自然而美好的，父母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给他最无私的爱，孩子在爱中长大，也会以同质的爱去爱父母。可是在「孝」文化的语境里，孩子对父母的爱，却被外化为道德规范，甚至变成约束人的道德枷锁，成为封建时代主政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例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使得「孝」成为博取功利的重要工具。「百善孝为先」也成为评价人品行的第一标准。可是人毕竟是一个整体，当自然情感被外在规范束缚，必然会寻找其他的宣泄口。这种以道德枷锁扭曲人性的情况，至元代《二十四孝》出，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第一次看到《二十四孝》种种故事，非但不觉得感天动地，反而觉得触目惊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些故事主角们大概也都是被孝道的伦理压抑太深，只能用这些极端行为完成消极反抗了。埋儿奉母的郭巨，以孝为缘由杀掉儿子，这是用「陷亲于不义」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愤恨。卧冰求鲤的王祥，芦衣顺亲的闵子骞，则是通过「自毁」「自虐」来展现「孝道」带来的精神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