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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栏 | 刘莞】在台湾寻访民国大师

时间:2020-03-09     作者:刘莞【原创】   阅读

在台湾最珍贵的人文景观之一,就是民国时期大师留下的痕迹。我在台湾访学期间,去观览了胡适、钱穆、林语堂等先生的纪念馆、故居。孟子说「知人论世」,踏查历史遗迹可以让人与先贤在某个时空内「相遇」。


因为我的访学单位是中研院,因此在地理位置上最近便的是胡适故居。胡适(1891—1962),是安徽绩溪人。他19岁留学美国,不到30便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极力主张白话文运动。胡适先生与台湾的渊源,并非是1950年代退居台湾后才开始的,早在他出生的那年,他的父亲胡传就被调往台湾做官。吾师陈复教授认为,父子两人最后因公过世于台湾,这本身就是一种冥契经验。


在胡适两岁的时候,他就随母亲到台湾跟父亲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胡适又跟母亲离开台湾回到上海。之后的五十年里,台湾沦落为日本殖民地。再后来,胡适的思想主张在台湾得以安放与延续。冥冥中,这位大师与台湾这块土地的缘分,似乎有着不可言说的玄妙。而我这位来自上海的人,看着胡适纪念馆,心中更有着丰富的感触在心头。


胡适纪念馆位于中研院院内,清幽静雅,基本上工作日都会开放。其中包含胡适故居,不过故居的部分不开放拍照,只能拍摄馆内陈列物,其中有一些胡适先生生前用品,也可睹物思人。胡适是五四时期引领一代风潮的人物,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西方角度的新视野。虽然他所主张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今天看来颇值得商榷,但是他奋力高张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至今仍然触动人心。我在大学时代读到胡适先生的作品,便有「一见倾心」的感动。后来又常听到陈复教授常提到,他的文章中彻底白话文的语言风格,就是深受胡适影响,从而更对胡适倾慕不已。


在中研院民族所的马路对面,是胡适公园,也就是胡适先生长眠的地方。这里有胡适之墓,胡适地旁边有胡适长子胡祖望之墓,次子胡思杜的衣冠冢,一家人终于在这里相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胡适公园附近也安葬着物理学家吴大猷、甲骨学家董作宾等人,他们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大师,我面向他们深深的致敬,希望他们安然长眠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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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生前所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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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常用的砚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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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生前常用的行李箱与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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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中有一个区域是「胡适与他的朋友们的婚姻」,介绍了傅斯年、徐志摩等人的婚姻状况。图为张幼仪在离婚后写给徐志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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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公园的胡适之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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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墓碑文


除了胡适纪念馆,我接下来心心念念要拜访的,便是钱穆故居了。钱穆(1895—1990)系江苏无锡人,也是著名的吴越王钱镠之后。用余英时的话来说,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他幼时接受旧式私塾教育,后来由于战乱辍学,靠自学成长为一代宗师,后又辗转台湾、香港,创办书院教育,培养出余英时、严耕望、陈启云等大家,在学术著作与教育方面都堪称近现代史上的典范。钱穆先生晚年在台湾的居所是素书楼,不过每当想到他在最后几年的时间里,还被奸佞小人欺侮,被迫搬出素书楼,就令人内心一阵悲凉。钱穆先生晚年领悟出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可惜当时已经无法自己写作,只能通过口述让人记录成文字,对其中的深刻意义也没有精力再深入阐释,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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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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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外观


钱穆先生故居位于东吴大学校内,在东吴大学的中文系附近,也就是吾师陈复教授在大学时代读书的地方。顺着大门的台阶走上来便是一小片竹林,果然中国文人不可居无竹。看到里面的陈设,想到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是先生生前使用过的,顿时有种神接古人的感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看到馆内陈列的钱穆先生的著作,后人单是要阅读与研究就要花去多少精神。中国传统士人著述立说,即便是在乱世也笔耕不辍,近代钱穆、陈寅恪,远到王船山,皆是如此。这需要超强的毅力与专注力,现代人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可获得的学术数据很丰富,检索学术数据的速度也是前人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受到无意义杂乱讯息的干扰,反而导致深耕的功力不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呢,还是没掌握好「鱼煮熊掌」的烹饪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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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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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阳台



最后一站,我拜访了林语堂故居。林语堂故居位于台北士林区阳明山附近。此地僻静悠然,加上林语堂先生亲自设计的蓝白搭配的色调,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先生本人洒脱飘逸的生命特质。故居中有一部纪录片,说到先生的父亲是牧师,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以至于上大学后,他的同学谈论基本的中国神话故事,他都不知道,于是他才发愤学习中国古典学问。虽然我之前知道先生对西方文化接受度很高,著作多是用英文写成再翻译成中文的,可是他居然之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知」到这种程度,也是令人惊讶。以前读他的《京华烟云》,那是对道家文化有很深的体悟,才能创作出如此美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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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故居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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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故居院落


纪录片中有一位受访者说:相比于同时代的鲁迅,林语堂要更爱中国文化。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鲁迅笔下的中国文化充满了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气,暴露的负面内容更多。而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文化,让人心生种种美好的向往,让人体会到的更多是温柔敦厚。会形成这种差别,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鲁迅自幼在私塾读书,读书遇到困惑也不敢问,因为他的问题是「小孩子不该问的」。后来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又被庸医耽误致死,所以他痛恨中医。再后来又被母亲安排了不幸的婚姻。这就是鲁迅的「生活世界」,偶从简单的表象来看,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生活,的确都是不幸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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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之墓,位于故居院内


林语堂先生生长于牧师家庭,受西式教育长大,他的「生活世界」与同龄人相比,想必是自由幸福的多。他从大学开始了解的中国文化,都是从书中认识的,可以说他直接去认识了最精华、最美好的部分。作为中国人,这些内容固然与他的精神世界是没有隔阂的,但是这些传统文化所衍生出来的「糟粕」,与他的生活世界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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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因为认识中国文化的路径不同,造就了鲁迅与林语堂阐释中国文化的不同。不掩饰地说,我更喜欢林语堂。在我还分不清楚何谓「左派」与「右派」的时候,看到「费厄泼赖」与「痛打落水狗」的争论,就更认同「费厄泼赖」,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更人性的价值观。鲁迅用其锋利毒辣的语言,痛陈中国文化的弊端,固然有其道理。可是人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文化的问题,仅仅是非常残酷地揭露出它最丑陋的本质就够了吗?这种揭露可以给人带来一时的精神快感,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文化中温柔敦厚的一面,更值得发扬。


温柔敦厚的中庸是一种精神能量,绝不是不辨是非和稀泥。用中道理性如实面对问题,不论面对多么不堪的现实,都不放弃对中庸精神的秉持,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而不是因为自己在生活世界的遭遇不幸福,便将这种痛苦的心理经验转化成凶狠的语言或毒辣的态度。乱世出俊杰,三位大师学问路径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扎根于深厚的学问根底,并勤勉耕耘,从中长出自己的生命风貌,我们后世学者,除掩卷叹息外,宁不委身效法乎?


备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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