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 | 周学儒】疫情之下：再谈中医的科学性

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蔓延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笔者完稿之时，终于看到了一些趋势好转的情形。截止2月19日24时，全国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下降。若未来继续维持新增确诊下降的趋势，相信此次疫情可以被控制与结束。随着疫情的蔓延，中医药也大量参与到对确认病人的救治中，且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譬如在武汉，首个由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综合运用针灸、按摩、艾灸、太极等中医特色疗法，并且该院内所有患者使用中药汤剂，更是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江夏方舱医院总顾问张伯礼表示，在临床研究中，把52例患者分成2组，一组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另一组接受纯西医治疗。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组平均治疗天数5.15天，比纯西医组短2天；体温恢复平均时间短1.74天；平均住院天数短2.2天；CT影像好转率高19.4%；临床治愈率高30%；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只有5.9%的轻症转重症及危重症，而纯西医组则高达35.3%。

方舱医院医护人员 图丨 来源于网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截止2月17日，已经有10个省57个定点医疗机构的701例使用清肺排毒汤的确诊病例纳入观察，其中有130例治愈出院，51例症状消失，268例症状改善，212例症状平稳没有加重。对有详细病例信息的351例病例分析统计，在服用清肺排毒汤之前，有112例体温超过37.3℃，服药一天以后有51.8%的患者体温恢复正常；服药六天后，有94.6%的患者体温恢复正常；有214例患者伴有咳嗽症状，服药1天以后，46.7%的患者咳嗽症状消失；服用6天以后80.6%的患者咳嗽症状消失。同时对其他症状，如乏力、纳差、咽痛等也有明显的疗效。在这351例患者中，所有的轻型、普通型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型或者危重型；22例重症患者中有3例治愈出院，8例转为普通型；共有46例治愈出院。

虽然这些都还是初步的临床研究数据，更多的案例还有待于疫情结束后的深入研究，但是以可看出，在面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中，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有效性显著高于纯西医治疗。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深刻接受「科学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宁死都不愿接受中医治疗。笔者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关于中西医治疗肺炎的段子：

西医：你不科学！ 

中医：我在喝汤药！  

西医：你配方不严格！ 

中医：我在喝汤药！

西医：你未做临床三期！

中医：我在喝汤药！

西医：你过不了美国医药认证！

中医：我要出院了，您慢慢研究！

西医：这一定是自愈……

这虽然只是网络上博君一笑的段子，在中医却有疗效的背景下，背后却能看出某些中医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中医界对此常见的说法是，中医是一种有别于西医的不同的系统，不能用科学的思维来理解，这种说法虽然是在辩驳，但也默认了传统中医本质上不具备科学性。更有对中医的批评者认为，中医治疗产生的疗效，在药理作用机制不明的情形下，本质上只是一种安慰剂效应。

中草药 图丨 来源于网络

首先来看药理的作用机制，而药理的作用机制不能离开自身的理论范畴来认识。这种西药的化学分子物质作用于人体产生的效应，背后是一种「还原论」的哲学观，希望从微观的理解来获致整体宏观的认识，在药物层面，微观的抗菌或抗病毒效果会反映到整体宏观层面的症状好转。中医理论早期受道家思想影响，对病症持以整体论的方式来看待，认为人体生病是因为内在平衡被打破，而药材各有偏性，通过药材的偏性来扭转恢复人体的平衡。发展至《伤寒论》后，更是综合人体各方面对疾病抗争趋势的反应来辩证，譬如：阴、阳（身体的衰弱或强盛）；表、里（病位在体表或消化道）或表里之间。辩其方证而选择方剂给予治疗，这种方法讲究辩证时思维与逻辑的严密性，已经脱离了早期的玄学思想，呈现出某种理性意识。所以中医或西医的药理机制，只是在各自整体论或还原论的框架下，产生各自不同的认识，这里面涉及到认识论的差异，中西医其实都不能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对方，否则必然会产生极大的谬误。然而在「科学主义」思维当道，科学医学成为权威掌握话语权的今天，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中医学的压制。

再来看安慰剂效应，西药的临床研发过程中，通常需要设计双盲实验来排除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来获得药物真实疗效的数据。当「科学医学」将安慰剂效应弃若敝履时，背后反映出其只重视有形的物质力量而轻忽无形的精神力量。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科尔斯研究发现，从临床试验来看，抗抑郁药80%的疗效都可归功于安慰剂效应，数据显示，6种主要的抗抑郁药的临床试验中，这些药物的表现并未超过安慰剂-糖丸。安慰剂效应甚至能出现在外科手术上，2002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贝勒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中，为三组患了膝盖病痛的病人进行了外科手术治疗，第一组和第二组病人都使用的标准手术治疗，第三组病人得到的是一个有切口的，与标准手术过程相同的「模拟」手术。结果令人震惊，接受「模拟」手术的那组病人康复的情况与其他两组一模一样！由此看来，所谓「科学医学」在进行有效的药物治疗时，除了药物的疗效之外，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疗效来自其所要排除掉的安慰剂效应。据此笔者合理的估计，中医治疗的疗效，除了药物疗效外，不排除安慰剂效应的存在，这部分有待于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可以展开。

美国新生物学家利普顿（Bruce Lipton）对于人体细胞的一些研究发现，细胞的细胞膜在功能与结构上相当于一个电脑的硅芯片，这意味着细胞的行为是可编译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推论是，编译者在细胞之外。（利普顿，2015:78-79）细胞透过细胞膜的受体蛋白效应，将外界的信息转化为细胞的生理行为，人体的生理系统中有一个优先权，要求细胞遵从从头部「老板」神经系统发出的指示，即使这些信号与细胞本地信号有冲突。（利普顿，2015:125）这些研究结果，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安慰剂效应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由此可见，安慰剂效应本质上是种「信念效应」，当人全然的相信（包括意识和潜意识）某种疗法是有效的，身体和细胞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反应在身体上，就是呈现了症状的缓解与消失。我们应该要肯定安慰剂效应的正面意义，其背后有着超出物质的精神层面在发挥作用，不能因为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就否定某种疗法在物理层面是无效的。

利普顿《信念的力量》 图丨 来源于编辑拍摄

当人们对于中医的辩论最后沦为「信」或「不信」的时候，有些人基于个人或身边被中医治愈的经验选择了相信；有些人基于所受的「科学主义」教育认为中医不科学，理论与药物作用机制不明，选择了不相信。当事情被导向「信」与「不信」这种简单粗暴的对立时，使得双方都在各说各话，让这件事情就失去了可被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对于中医是否科学、是否有疗效，需要透过「体证」与「论证」这两个层面的检视。首先「体证」是要透过个人被中医治疗的经验，用自己的身体来体会感觉病症是否有好转，也可借助现代医学的诊疗仪器观看内部病灶是否能维持或减少。

而「论证」的层面当无法使用西医的认识论来检视中医理论的时候，则需要回到科学哲学的角度来检视，以更开放和多元的哲学视角来看待中医理论。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主张「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他指出：任何观察或实验都会受到理论的污染，当人身处一个理论中时，通常只能看到符合这个理论的「事实」，却看不到背离理论的「异例」（黄光国，2013：204）。费耶阿本德主张尊重各种可能的研究方法，认为唯一不会妨碍进步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行得通就行（anything goes）」（黄光国，2013：210）。依照「行得通就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主张「增生原则」与「韧性原则」。「增生原则」主张：即使某种理论已经得到高度确证和普遍接受，科学家还是要发展与公认观点不一致的理论，因为习惯于使用单一理论思考问题的心智，会不容易注意到其最明显的弱点，建构新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这种心理盲点；「韧性原则」主张：一个旧理论即使受到事实的反驳和否证，它也应当被保留下来，因为它的内容可能对得胜的对手理论有所贡献，如果因为某种理论不符合流行的科学观点、原理或理论，便要坚持将其排除，这等于是要把科学的一个暂时性阶段，变成争论的永久仲裁者，这不是科学的胜利，反倒会导致科学的退化（黄光国，2013：207-212）。

费耶阿本德 图丨 来源于网络

台湾东华大学陈复教授认为费耶阿本德的观点虽然非常深刻且具创意，但不应未经反思就无条件接受，导致对严格的科学精神带来伤害。他在费耶阿本德原有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三大原则：一、「观念系统原则」：该观念已构筑自成脉络的系统，提供自具圆善的说法；二、「实践有效原则」：依循该观念发展的实践，经实际检验证实有具体效果；三、「脉络关联原则」：该观念与该实践两者具有高度对应与相互影响的脉络。只要符合这三个原则来检证，则任何技术成果背后的理论脉络都可被视作其符合「科学」（science），属于具备「科学哲学的方法」与「科学哲学的实践」（陈复，2019：37-38）。

经由以上论述可见，笔者对于中医及其科学性的「相信」不再是某种未经思考与反思的「盲信」，而是一方面来自于个人被中医治疗的「体证」经验，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科学哲学视角的思辨「论证」。经由「体证」与「论证」这两个角度视野的张开与整合，中医界不能只抱持着中医的疗效来说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大力发声说明其理论的科学性，沿着既有的脉络积极的发展，并以更现代性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理论，以消弭中医理论中的术语对现代人产生的隔阂性。我们认可现代医学在一些领域却有其价值与先进性，同样也要看到现代医学成为权威掌握话语权后，因为自身还原论的盲点，在治疗过程中对人造成的伤害。承认中国医学的科学性，让中国医学的理论与实务成为对现代医学的补充或反思，来帮助人们面临疾病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治疗视野，不再因某一理论与实务的片面性，造成对人们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