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娄篇》侧重于推行王道的规矩。离娄有超凡的视觉能力，可以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如果不凭借五色及形状，也无法做到。公输子虽然是能工巧匠，被后世的木匠尊为祖师，但是，如果他不凭借规矩，也无法确定做出的器具是否符合方圆的标准。师旷辨别五音的能力超凡出众，但是，如果他不凭借六律作为标准，也无法说清音色是否标准。尧舜施行王道，成为圣王，如果没有仁政，王道就无法落实，仁政也就是王道的法度、标准、规矩、措施。因此，任何目标的达成，都需要有标准和措施。此篇所强调的就是标准和措施的重要性。
孟子指出，当时不是没有有爱人之心的君主，如齐宣王对一头牛无辜被*而感到不忍心，所以下令用一只羊代替，不能说没有仁心，但是，齐宣王之时，没有使齐国百姓安宁；也不是没有有爱人之名的君主，如梁武帝一整天只吃一次饭，而且是吃蔬菜和素食，就连宗庙之中的祭祀都是用面粉做成动物的形体作为牺牲，但是，当时却使江南大乱。像齐宣王、梁武帝这样的君主，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泽，无法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不遵奉先王之道而行，却往往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孟子得出结论说：只有善心却没有善政，其政治不足以达到国治天下平；只有善政却没有善心，善政不会自己去落实自己。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就是说，君主有仁心，然后能自正正人，再进而遵循先王之法度，才能使国治天下平；先王的法度，必须凭借有仁心的君主才能落到实处。《孟子》的前几篇已经强调了仁心的重要性，这里所强调的是法度的重要性，所以，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告诉人们说，要想在政令上没有过错、没有遗漏之处，就应该遵循先王的典范和法度；如果能遵循先王的典范和法度，结果却在政令上有过错，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离娄、公输子、师旷都不是不用自己既有的才能，离娄将自己既有的视觉能力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公输子将自己既有的才能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师旷也将自己既有的听觉能力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但是，他们还要凭借五色的标准、规矩、六律，然后，使他们的能力落实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之中。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可谓“竭目力”；圣人听取天地万物自然之声，可谓“竭耳力”；圣人尽心尽性、通达道义，可谓“竭心思”。这种“竭目力”、“竭耳力”、“竭心思”，其实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一致。惟有像离娄、公输子、师旷这样的人，才能定五色标准、方圆平直标准、六律标准，有了这样的标准，然后可以使他人、后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惟有修身已成的圣人，才能确定道义的标准、仁政的法度，然后可以使天下君主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圣人“既竭心思，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圣人既然已经为天下君主确立了道义的标准、仁政的法度，那么，天下的君主能够遵奉，就好比是要想把房屋建得更高一些需要凭借丘陵，要想把房屋建得更低一些需要凭借河流湖泊。要想使政治达到王道，却不遵循圣人确立的道义标准、仁政法度，目力不如离娄、技巧不如公输子、耳力不如师旷、心思不如圣人，却凭借一己的所谓聪明，自以为是、自作主张，难道算是有智慧吗？古今中外漫长的历史之中悲剧不断重演的事实，难道不正证明了这个道理吗？
惟有有仁心的人，才能行王道仁政；惟有有仁心的人，才不忍心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不忍心生灵涂炭。所以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如果是没有仁心的人处在高位之上，即使有仁政也会成为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迫害贤者、拉帮结派而贪求个人私欲的假仁假义，使其邪恶传播得更广，使更多的人深受其害，所以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这也就是说，王道仁政必须要由有仁心的人来落实执行。如果在上位的人不顾道义，不遵法度，也就不能自正，又怎么能够正人？在下位的人不能以法度自守，他们自己都会徇私枉法，又怎么能本着爱民之心去执法？朝廷不能相信道义，当然也就不能遵奉道义，那么，所制订的政令也就难以不违背道义了。官吏不相信法度，也就不能遵循法度，那么，政事必然混乱不堪。君子不遵循礼义，君臣之礼必然荒废，那么，一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小人不顾刑罚，铤而走险之事必然不断发生，那么，天下必然大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能存在，只能是侥幸，只能是偶然。其实，在此情况下，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所不同的也只能是早晚的事。不知先王之道的君主，常常把治国的重点放在军事力量的强大和财富利益的富有上，却不重视道德礼义。对此，孟子明确指出，城池修得不完备，兵器铠甲不充足，这不算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未能开垦种植，国库的财物不够充足，这不算是国家的祸害。灾难由内而生，祸害由外而来。国家的灾难与祸害是什么呢？孟子指出，在上位者无礼义，在下位者无学识，这才是国家的灾难和祸害。城池以及兵器铠甲都是为战争而用的，如果君主不得民心，本国都难以保住，又如何抵御外来侵略呢？如果君主遵奉先王之道，使在上位者有礼义，在下位的守礼义，那么，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即使有外来侵略，也可以上下齐心协力，共同赶走侵略者。天下那些有先王之道而不遵的君主，已经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了。
上面的话，是孟子对君主而言的，可谓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准则。然后，孟子引用《诗经》之言，既是对君主的告诫，又指出了臣子的责任。孟子所引的诗句是《大雅·板》，此诗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周厉王为什么谥为“厉”？因为他“杀戮无辜”。君主杀戮无辜，意味着上天将要颠覆周朝，夺去当初由文王所接受的天命，所以说“天之方蹶”。然而，不是上天要有意颠覆周朝，而是因为周厉王杀戮无辜，违背了道义和法度，舍弃了先王之道。“天之方蹶”，意味着上天即将颠覆周朝但尚未颠覆，在此君主杀戮无辜的情况下，臣子应当“无然泄泄”——不要如此奢侈懈怠。要使国治天下平，当然首先在于君主有仁心且行仁政，但是，也要臣子能以道辅君。《孝经·卿大夫章》中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如果臣子不能遵奉先王之道，则“事君无义，进退无礼”，即使臣子没有追求奢侈享受，也是懈怠其位、不忠不孝之举。
臣子应该怎么做？首先，以先王之道“责难于君”。天下君主没有不能遵奉先王之道而达尧舜之治的，所以，对于君主来说，遵奉先王之道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可是，天下君主最终能够达到尧舜之治的却非常少，那是因为君主自认为遵奉先王之道是困难之事，是因为君主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甚至是昏庸荒淫。忠贤之臣，尽心尽力以先王之道引导、辅佐君主，使君主能达到尧舜之治，这才是“尊君”。其次，臣子向君主陈述善道仁政，节制君主的私欲，避免君主的邪心作祟。如果君主不知善道仁政，臣子有责任陈述于君主；如果君主有私欲邪心，臣子为了避免使君主陷于过错境地而加以劝谏。只有这样才是“敬君”。再次，臣子如果认为自己的君主没有能力施行王道仁政，那是在害君。天下君主，没有不能遵奉先王之道而行仁政的，只是是否想要遵奉的问题。臣子认定君主不能遵奉先王之道，则必然会把君主引向不仁不义的偏邪之道，其结果必然是害君、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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