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心理学》读书报告 | 张辰

美式心理学使得人离开自己的传统

                 ——《和平心理学》读后感

《和平心理学》是美国的两位心理学教授，杜艾文 (Alvin Dueck) 和凯文·赖默 (Kevin Reimer) 共同合作的心理学著作。这两位教授以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对于美国现代心理学在面对全球文化传统（包括美国基督教文化）、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僭越与侵蚀，对因此产生的美国心理学君士坦丁主义的霸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探索心理学如何能够产生含摄文化的可能性。美国现代心理学的兴盛来源于二战时期，当时纳粹上台后，展开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柏林精神分析学院的医师以及奥地利、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医师大多都是犹太人，迫于政治的高压逃亡到美国，甚至有人声称这次学者大迁徙是将维也纳搬到了曼哈顿。正是因为这些精神分析学者进入美国，并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鼎盛发展，顺势以一种普世心理学的尊荣出口到其他国家。二战后，因为美国对于全球非基督教地区的军事介入，造成了很多复杂的地区政治与军事冲突，在对于战后心理创伤的疗愈工作中，本书作者对于美国现代心理学种种问题展开了探究。

首先作者洞悉到，心理学来到美国，不可避免的受到美国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使得美国的心理学呈现出「去宗教」的世俗化特征。美国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正是美国向全世界出口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这种输出的背后，就是美国帝权的推动，美式心理学也呈现出与美国的帝权思维的连接与依从。在我们的印象中，帝权就是强权国家以武力的方式殖民其他国家。但是，美国的帝权思维与形式转换为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宪法精神，让其他地区的民族与国家因此认同美国标榜的价值为「正确」，而这种「正确」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只有被生活在其他地域与国家中的人群广泛接受与认可，美国的军事行动就会合理化，并被广泛的理解与支持。美国宣传的宪法精神，如自主、公正、自由、平等的口号，很难让人认为其是邪恶的。因此，美国可以理直气壮的用自己的普世宣言，轻易去全球任何地区来指点江山、无视该地区的传统、强势评断该地区的过去与未来，达成美国的愿望与目的，而称之为「世界和平」。该书作者认为，如果美国心理学反映的是自由式民主，那么美国心理学就不可能处于中立态势。菲利普·库什曼（Philip Cushman）认为，美国心理学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发展壮大，在美国政治和经济优先的社会中，心理学被当做工具，帮助制造经济模式，且服务于军事（卡麦洛特项目Project Camelot）。人人都想提高生活质量、个人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见的高离婚率以及破裂家庭。库什曼认为，在鼓吹竞争与积极、极其功利的美国工商业社会中，美国心理学其实是在制造病症，同时又承诺能治疗这些病症。这在实质上，美国心理学成为美国帝权扩张的「共谋」，美国心理学「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地区后，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以及启蒙的理念也被传播出去。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政权屈从于神权，使得宗教成为掌控政治的机构，并成为独断横行、迫害异己的工具。中世纪天主教的贪婪敲诈、奢靡腐化、荒淫无度也引发了后来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是美国现在政教分离政治的历史渊源。故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而是发端于欧洲历史的，反*的一种传统，美国民主自由的本质将权利赋予个体而非群体。政教分离的附加条款，就是确保宗教群体不得掌控世俗政治，然而却没有保护宗教传统免遭世俗文化观念的支配与强加，如此削弱了种族与宗教特性。美国对于多元文化的接纳，只是在其服饰、饮食、上接纳，当涉及到宗教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公共场域就不可避免的被排斥，尤其是与美式民主自由主义相背离时，就会被斥为病态与「不正确」。美式民主自由主义是一个传统、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比宗教传统更中立，民主自由主义将个*利置于团体特性之上，使宗教私人化，迫使个人使用世俗语言。目前流行的心理治疗尊崇民主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以「客观性」为最高准则，对于文化的多元化也仅仅是口头上的奉承。而在心理咨询的实务中，咨询师的公共语言，其背后是有着一种假设的共识背景，即：功利、成功、自由、客观，当事人自身种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成为咨询过程中的一种干扰与负担。这并不利于当事人厘清自己的人生意义、目标与价值，以及来自自身文化的人际逻辑、人际伦理都被排斥在工具理性之外，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就只剩下一种声音、一种逻辑。当事人的生活感触、道德伦理、宗教信仰都会通过咨询师习得的美国心理学的概念转译成可被咨询师理解的内容，这种远离当事人真实困惑的咨询，只有通过当事人被限制在心理学理论的模型中，替换当事人内在的文化系统，才能换得当事人症状暂时的消除，来证实与维护美式心理学的专业性。而文化、传统、宗教都被隔离在咨询室外。

美式心理学就其理论背景而言，无法脱离自然科学的底色。意即，人如同自然界的客观对象，研究的向度里具有一种行为预测与管控的性格。这是因为当代的心理学并不是某个心理学家的发明，而是欧洲过去五百多年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历史变迁的产物。如同目前流行的心理学所讲的「情绪管理」，如何管控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表现尽量符合社会的观感，或者用宣泄、运动、音乐的方式来消除症状，甚或将情绪转换成可被社会承认与接受的创造力、生产力、进取心。这正是因为来自美国的心理学无法摆脱，其为社会服务、为经济服务、为功利服务的意识形态。至于情绪的来源，是非、善恶与对错，都用相对主义的诠释来替代。这种号称普世的心理学，对人性的理解，只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下，看待人性的构成，辅助于社会的需要。当这种心理学来到中国，在讨论人心理的场域，中国传统中数千年来遗存的学术成果——关乎于生命重要核心的性命之学，就被排拒在「专业」之外，道德与心理成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这使得人对于痛苦的理解，限制在违反了自然定律、社会规则、人格发展规律的范围内，至于因果、善恶、伦理都被隔离在讨论范围之外。来访者在与咨询师对话的过程中，必须使用让咨询师专业知识可以诠释的语言来完成对话，对话被限制在美式心理学专业知识内，有效咨询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远离自己的传统，接纳与认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知识，而当事人的问题却不可能与自己的出生的背景文化无关。在书中，作者举例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来访者，与咨询师对话所使用的语言是信仰、顺服以及饶恕的宗教语言，而咨询师则是探讨概率、内心投射、多元论以及行为主义的专业语言，这两种语言一种是关于苦难与赎罪的，另一种是病理化的语言，且这种语言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涉及标准差、生化失调、遗传影响、心理创伤以及潜意识冲突。咨询师可能会认为宗教信仰属于私人范畴，或者是非理性的心理防卫工具，这会让当事人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疗愈资源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