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晋城的人文，从认识程颢书院开始
想要了解晋城人文、认识晋城历史、探究晋城明清建筑如此规模宏大且星罗云布的源头，就要从踏入程颢书院开始！程颢，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北宋教育家，「洛学」代表人物，从祀于孔庙，有着「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的美誉。程颢自小天资聪慧，智能过人，博闻强记并对传统的儒家学说有着独到的见解。成年后程颢性情温厚而洒脱，《宋元学案》中记载其「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被其弟子朱光庭盛赞听其讲课如沐春风。但程颢天不假年，只有五十四岁的寿命。这所书院，正是程颢在其三十四岁的时候，来晋城担任县令时，所兴建的第一所书院。
晋城的人文风貌如果有别于其他地域，那当属晋城有着世界上最独特、最美的古堡建筑群，然而晋城这一切令人叹为观止的明清古堡文化的源头，都要从程颢书院说起。在北宋之前，晋城这块土地经历了五代十国战火的炙烤，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也导致了华北人口向南迁徙的实况。这个时代的晋城，是人伦大崩解、社会失序的时代、因此也是严刑政治的时代，用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的话来说，这一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可以说简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以至于在唐末至宋初百年来，晋城这块土地上，长期累积出民风粗野、乡人鄙陋的文化窘境，长达百多年竟无登科者。程颢来到晋城担任县令后，了解到当地的人文实况，着手兴办书院，号召乡里孩童向学，恢复人伦、重建礼仪秩序。每当有乡民来办理各种事务，程颢一定会告知为人之道「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三年来，程颢兴办乡学达72所，仅从规模来看，就可以知道程颢在晋城教育上花费了多少的心血，正如历史所记载，程颢每到一地「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乃至十八年后，一位叫做（黄庭坚的叔叔）黄夷仲刑狱的在晋城考察，诧异晋城虽是穷乡僻壤，却常常听闻诵读声与古琴声，惊诧之余留有诗篇《行县令》，开头就感慨「河东人物气劲毫，泽州学者如牛毛。」至此之后，人才辈出，进士状元不胜枚举。金代的晋城状元李俊民说，在程颢办学前，泽州「其民之不喜欢儒术，境内贡举五六十年无一人登高第者。」而到了明朝重修程颢祠堂的时候，明朝人张进记载了程颢办学后的盛况「熙宁、元丰间，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数十人。」到了明清时期，沁河流域又一次出现科举鼎盛，造就了吏部尚书王国光，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等赫赫有名的官员，这与数百年前程颢在晋城兴办教育、文化启蒙的义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清朝翰林学士陈廷敬亲临程颢书院兵书写游记，游记中说：「君子之风，得宋程明道先生遗教。」
至程颢建立书院始，距今九百多年，历经朝代更迭与烽鼓祸结，却始终因为文人志士的倡导与坚持，让程颢书院在沧桑中兴盛于保存。九百多年来，一共经历了三次扩建——北宋程颢开其端，建立书院，于金代1214年在兵乱张被焚毁；明朝时（万历四十八年），晋城知州王所用立志复兴书院，大规模重建，并命名「文昌书院」；明末清初时，巡盐御史杨鄂捐赠学田三十三亩，并改名为「体仁书院」；清朝时（1621年），泽州知州伦大可，第三次修缮扩建书院；到了光绪初年，书院没落，以明道祠命名书院为「明道书院」。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文昌阁」，是万历四十八年泽州知州王所用，任职之时，闻听程颢兴学事迹，衷心敬仰与感动，发愿接继程颢遗志，在程颢书院旧址重建「文昌书院」。这个「文昌阁」所供奉的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在两宋以前并不存在。两宋以前，文昌帝君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文昌星，属于自然神，到了元朝元仁宗时期，将东晋时期蜀人张育祭祀敕封为「文昌帝君」，成为人格神。文昌帝君是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并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元明以后，文昌帝君受到历代朝庭的信仰，成为传承儒释道文化的守护神，新建文昌阁则饱含着知州王所用祈愿晋城文运昌盛、武德彰显，淳淳士风自此更盛的衷肠。文昌阁上嵌有「古书院」的石刻，这是因为时值明朝复建之时，程颢书院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往里走，进入院子）现在的院子规模虽不能与明清时候期所记载「白水相萦回，万斛明珠泻」的盛景相提并论，但是在布局上，还是尽量还原了北宋清雅的文化氛围。正如与程颢同年进士的苏东坡所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宋人对于竹子的偏爱到了一种心神向往的地步。程颢也有诗曰：「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所以，知州王所用也特别刻制了一块「竹韵书声」的石匾，由于王所用致力于书院的修复、文教的运作，使得程颢书院在明朝发展成为城堡式的建筑群，具备祭祀、讲学与藏书的功能，书院三面环水，中心有街。后，书院又在明末巡盐御史杨鄂与清初知州伦大可的号召、捐赠学田财物的推动下改名「体仁书院」并继续扩大书院规模，竣工之时，陈廷敬踏访游览书院书写《体仁书院记》，由衷敬慕程颢对于晋城的教化之功，疗愈了五代战火的文化疮痍，并表示，虽然已过数百年，但自己还是把程颢作为师表楷模。
书院是最具中国传统人文特色的文教实体，它既不同于寺庙有着明确的宗教属性，也不同于现代大学院校只是做知识训练的性质。书院凝结着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历史，培育出数不尽的圣贤豪杰志士，她是蕴藏着中华智慧的人文资产，历经千年，滋补着每一个愿意深刻的心灵。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书院在唐朝唐玄宗时期出现，就是「丽正修书院」，这时候的书院功能只是藏书、整理与核校的功能。而书院全面的兴起正是在北宋，北宋时期，社会面临着三大问题，第一、五代战乱让民风日下、伦理崩解；第二、战乱时期，生灵涂炭让人觉得生死的无常，*佛教给予人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北宋隆佛之风盛行，到宋真宗年间，僧侣数量已达45万人之多。形成不重人事重事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治政倾向。在追求出世解脱与祈鬼神而崇无为的社会风潮下，不论仕宦还是文人，逐渐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国族理想与责任里解放出来，与僧尼道士一起形成一个不事生产的庞大群体，使得整个国家弥散着对隐逸生活、无为境界与长生不老向往的气息，不但失去自发担当国族之命运的士大夫精神，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与物力来供养。因此程颢对于整个国族的命运甚是堪忧，忧心忡忡的说：「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
北宋以降，有志于阐发大道的儒家士大夫，为了追求*的学术思考、振衰起敝、福泽苍生、而创办书院来移风易俗，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也让儒家文化对于普通民众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令「耕夫贩妇，亦知愧谣诼，道文理，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在宗教昌盛的时空里，如果没有书院的存在，宋朝与明朝的儒学将失去扎根的土壤，中华文化的能量更会无法释放，书院是启迪觉悟，开启智慧的机构，书院的存在，让人道贯通天道的理想才有可能被实践的生机。程颢在晋城建立书院之时，正是北宋范仲淹庆历兴学（教育改革）失败之时，而程颢建立书院则是沿用了庆历兴学的教育方法——苏湖教学法。苏湖教学法由宋初三先生（胡媛、孙复、石介）之一的胡媛创发的，苏湖教学法在书院设立「经义」和「治事」，经义是对于经典的义理的体证与思辨。设立「治事」已经初具现代大学专业分科的雏形，分为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方面的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而我们现代教育，已经演变成知识的机械训练，以考试为中心，在思想、智慧乃至公民素养方面的教育则乏善可陈。人心的问题并不能由知识来解决，如果人的生命欠缺自觉，公民素养就毫无扎根的土壤，中华思想的主流本来就由民间乡土滋养茁壮，公民素养的养成本该由书院开始，让中国人有机会面对浩瀚的天地吐纳能量，在漫天星空里探索人生，转出让社会振衰起敝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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