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第五章“四端”与“五常”：儒家的伦理与道德有感
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之学要求成德，外王方面要求成事功，二者也皆重实践。唯外王事功方面的客观实践，重点不在成道德，必要时，它可以运用谋略，而多有开合变化与权宜方便，不同于内圣工夫之坦坦康平。笔者思考：季札仁德宽厚、知书达礼，三次让位，躲到山野耕作，获《史记》施以重墨，赢得后人美评为“视富贵如秋风，不羡王位的千乘王”，但如若他继位施以仁政，历史会不会改写呢？继位或不继位的选择下，哪个对天下苍生的贡献更大一些呢？而残暴如秦始皇阖闾者，虽不足以仁德宽厚，是非功过又怎能说得清。
“积极义务”可说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伦理学中所说的“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它是要求个人“作为的义务”（duty of commission）。黄光国教授在《内圣与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与开展》中谈及儒家伦理之积极义务时提到：依照儒家的构想，“士”一旦出仕之后，他实践儒家文化理想的最重要途径便是“以道事君”，只要“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因此，做臣子的人，最重要的职责便是“格君心之非”，引君于正途：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人各有志，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如能恰当认识自己，依份迹而活已属不易。若是能挑战自身，外拓儒家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社会意义，不论我们身处哪个社会群体内，亦不论大君小君，个体都能有所担当，让所学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既能妙手著文章，又能铁肩担道义，笔者认为也是儒家内圣外王精神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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