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心理治疗：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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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22日举办的“督导与伦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化”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段昌明教授，做了题为《文化与心理治疗：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的精彩报告，报告中指出了文化对心理治疗的潜在影响，强调了中国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视频后附报告文字稿）

我是一个站在中美两国文化中间的人，对中国的心理咨询和对美国的心理咨询了解的都不够，还“不够格”来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这个话题。今天我所分享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一我有多年在美中双重文化下生活的经验，二作为美国社会少数族裔成员之一，我对西方传统心理咨询理论局限性有一些观察；三是我对跨文化心理的研究兴趣。我特别渴望通过今天的报告开启一个新的对话，渴望中国心理咨询领域的老师们能够开始思考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在中国适应性的问题。

在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职业化可能是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发心理咨询师证书开始的，也是从这时候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开始以“整体销售”的方式被引入进中国。但是将西方心理咨询理论直接倾售到中国的时候，就会遭遇很多的不适合。

首先是个体层面上的不适合，这些理论并不能很好的服务中国文化中的人；其次是社会层面上的不合适，从某种意义上讲将西方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化就是允许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入侵”，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了中国大众群体。第三，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已经将中国心理咨询界的“市场”占满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捆绑住了中国的许多优秀学者，让中国几乎没有发展自己咨询理论的领域和空间。第四，这种应用也限制和变相剥夺了中国心理咨询者从传统中国文化智慧之中获益的机会。

西方的理论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创建的，也是为他们这个少数群体服务的。这些理论有三大文化基础：一，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权益；二，以我为中心，强调个体内控感；三，以己世界观为中心，并认为它优于其他国家的。这些文化基础对心理咨询会产生显著性的具有伤害性的偏见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体现在我们会如何看待和定义心理健康，我们很可能就会将统计学上的平均范围视为“正常”，将文化少数派视为不正常，或疾病化；偏见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对来访者进行概念化，以及设置心理咨询的目标，让我们更倾向个体主义，强调个体的内在心理；偏见还会影响我们如何促进来访者发生改变和如何评价咨询效果，我们有可能会用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直接干预来访者，也会强调个体的内控感，激发个体内在力量；最后，这种偏见还会影响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关系的建立等。

在西方，现在有一个很显著的进步。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许多心理治疗理论对少数族群是有伤害的，他们大力提倡在心理治疗中要更多地注入尊重人的多样性、多元文化和社会公正的理念。

西方心理咨询领域的优秀先驱SU博士很早就提出，在心理咨询中要将文化视为核心要素。SU博士认为一个人对其社会地位的体验与其心理分不开。如果仅仅用既定的理论去解释和分析个体，就会更多的伤害个体。比如说穷人，以及因性别、性取向等原因被社会抛弃和边缘化的人，他们在咨询过程中若遇到秉持内控观点的咨询师，就很可能会认为这些来访者所遇到的问题是其自己的某些部分不好、自己做的不够。又或是咨询师在评估心理健康和疾病的时候使用现成的西方标准和工具，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来访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落后、不正常、或不健康，而看不到他们的许多问题是由他们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造成的。以上这些，都将对来访者产生更大更深的伤害。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咨询师愿意在咨询过程中伤害来访者，但是如果只用现成的理论去实践而不去检验它是否合适的话，咨询师就很难避免制造伤害，且伤害了来访者还不自知。

另外，现在西方还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心理咨询要去殖民化。现已形成有较大影响的两个理论，分别是解放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解放心理学认为在咨询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一个关于什么是我们所经验的现实的假设。社会地位不同，个人经验到的社会现实就不同。因此解放心理学强调要把社会公正带入到心理咨询当中。文化心理学则认为文化和心理是互相塑造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彼此交互影响作用，更不能脱离文化去理解一个人的心理。

在反文化殖民的思潮中，我们需要知道西方心理咨询理论的局限在哪里，这样才能在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其他文化的国家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和坏的结果。

我早期在美国学习心理咨询的时候，学到了很多理论和技术，特别兴奋，感觉有很多东西可以用，但总有一种感觉，这些理论并不包括我。“那‘我’在哪呢？”后来在接受心理咨询技能训练的时候，我对来访者的同感反应总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直到现在，我对美国文化有一些局外人的观察，对中国文化也有一些局外人的观察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里存在有文化观点差异的问题。

美国文化它有将别人的经验体验认为不正常的一种倾向，认为与理论基础相符合经验就是正常的，不相符的就是不正常的。因此反殖民化的首要策略就是要把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没有涵盖或认同的其他体验正常化，包括：将那些被主流理论描绘为变态的边缘经验正常化。我们也要撤销掉所谓惯常或科学的评价标准，不再将WEIRD包含Western（西方的 ）、Educated（受过教育的）、 Industrial（工业化的）、 Rich（富裕的）、 Democratic（民主的）视为是天然的标准，因为这些所谓的科学标准也是建立在十分少数的人群的基础上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心理咨询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适应性的问题。首先问几个问题：心理治疗应该适应中国文化吗？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是要创造还是要引进？要把嵌入在传统西方心理治疗理论中的价值观灌输给中国的来访者吗？还是要心理治疗为中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在回答问题前，我们先看看西方文化对人类天性与心灵的几点理论假设。

第一，有关心理创伤的信念。西方人说只要有自然灾害，就存在PTSD，有心理创伤就要面对。中国人过去也有创伤，但应对创伤怎样有效，需要我们自己去鉴定。第二，西方文化认为情绪宣泄比隐忍沉默更加健康，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调情感体验，那我们就要思考，过去的中国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呢？第三，西方文化认为人类天性脆弱，会将许多的情感体验视为疾病。第四，西方文化认为生物医学解释心理疾病会为患者降低污名，科学可提供的最好的方式是药物干预。

要知道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将全世界人民对人类心灵的理解美国化：美国理论塑造了心理疾病的临床表现；DSM已成为世界标准；美国学者占据了期刊杂志和顶级会议的主导位置；西方高校培训世界各地的主要的有影响的临床与学术人员；西方的药物公司为研究提供资金，并且为心理疾病开发了十亿美元的药物市场；为心理疾病和危机干预提供了“心灵如何会出问题及什么是最好的治愈”的西方假设 。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禁不住要问一问，欧美理论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土壤吗？当我们去思考心理健康，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这里我引用几篇研究帮助我们来看看中美两国在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观方面的差异。

雷雨佳（2016）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会从7个维度来认识心理健康：期待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生活准则、家庭、意义与目标、成就、沟通方式。而Tyler等（1983）对美国人心理健康观的研究发现了8个维度：自我接纳、负面性格特质、成就、情绪控制、好的人际关系、不值得信赖、信仰宗教、对非常规体验的接纳。

李凤兰（2015）对中国公众疾病观的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缺乏心理疾病的概念、重视心理疾病后果的认识、强调疾病原因的整体性解释、倡导疾病应对的个体主观意志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而美国社会普遍的心理疾病观则是强化心理疾病的概念、重视心理疾病原因的解释、强调疾病原因的生物医学解释、倡导疾病应对的专业治疗。

通过对比，我们很容易就看出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理解的差异。由此从心理咨询的基础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文化上的差异。那我们就更应该去好好思考要怎样修改修正西方的咨询理论和技术来适应中国的文化。

我们再来看看中美两国不同文化下心理咨询目标的差异：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目标追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12月发布《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号）指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改善公众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心态稳定和人际和谐、提升公众幸福感的关键措施，是培养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源头性、基础性工作。”

西方传统心理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个体克服他们个人成长中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是无论他们到哪儿都可能遭遇到的，并实现对个体资源的最好的开发和利用。它最终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来改变环境、改变他人来帮助这一个人。而这与中国的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文化对自我的定义与西方文化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咨询中我们就不能只想到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健康，还需要考虑到个体的健康、家庭的健康、社会的健康和国家的健康。现在习总书记的一些讲话和卫生部的一些文件讲到心理健康就讲到国民的心理健康。因此，我希望大家能仔细去想想，你觉得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说了这么多中美文化差异，那么在咨询实践中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是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重点是放在对自我的理解或洞察，自我实现的自由，独立感以及个体追求幸福或没有负面的情绪等方面。但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没有与美国相对应的自我概念，中国人的自我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都是跟他人有关，中国人的自我与他人分不开，跟关系分不开。美国文化认为个人是最小的分析单位，但中国人可能更多觉得个人跟家人分不开，最小分析单位应该是家庭。现在有很多西方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家庭是个很坚固的分析单元。此外，中国人还强调家庭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天人合一的观点，并认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终极价值的和谐。越是能理解这些西方理论的文化基础，就越能促发我们去思考和反思西方的治疗理论、途径和方法是否适应中国的国情。

另外，我们还要思考心理咨询中的改变与成长是怎么发生的。西方理论强调个人内控感，强调通过改变环境以达到改变个人的目的，认为要认识自己，发泄情绪，祛除所有症状，消除不良行为表现。中国人则强调个人调整，适应环境。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并不认为存在心理疾病，不认为有什么病，只要想开了就好了。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是怎么认识正常与不正常的。对中国有心理困扰和问题的人来说，最有效还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髓的东西，比如想开和想得开；既来之，则安之；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拿想开和想得开这两个概念来说，这在中国文化里是很重要又很简单的概念，但在西方文化中你是根本找不到的。

让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的问题。中国人的沟通与西方人完全不一样。首先交流沟通的目的就不一样。许多西方的语言学者发现，西方人交流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信息沟通清楚，会要求信息内容精准、逻辑、事实，沟通的方式更加直截了当，沟通双方有什么观点都说清楚，沟通的主要责任在说者。但中国人交流的首要目的是要搞好关系，要求和谐，语境的培养比语言本身的含义更重要，所以沟通是更含蓄、内敛、保守、间接，交流主要责任在听者。由此，在咨询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可能就不一样，西方心理治疗理论更多的把责任放在咨询师怎么说身上，而中国人则更关注的不是咨询师说了什么，而是来访者他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我和江光荣老师的团队合作对中国咨询师运用指导进行了研究，结果也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很不一样。在中国，咨询师普遍认为给来访者指导十分有用，来访者很期待被指导，咨询师也常常运用指导，咨询师对来访者是否真的去执行实施指导期待较低，咨询师给指导的行为本身比指导的具体内容更重要，指导的效应不在于来访者是不是会按照指导去做，而更多在于给予指导这个行为巩固和加深了咨访关系。所以在中国，咨询师给了指导就有效，来访者不按照做都有用，这是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就能讲的通的东西。而在西方，咨询师给了指导就要来访者按照指导去做，做了，就是好的，不做就是不好的。

总之，应用未经检验的西方心理治疗理论存在风险。在个体层面，通过病态化和误导对个体会产生伤害。在群体层面，通过“创造”一个新的，但与中国文化心理不一致的精神世界（例如利己主义，自我中心，冲突驱动的世界观），对群体产生危害。在社会层面，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社会和谐。

今天，我讲的可能有点偏激，但这是我所在的社会位置、中美两国文化中间的位置所致，与大家讨论的许多东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报告，也让在座的中国心理咨询工作者能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

最后，我想分享一些有希望、积极一些的个人感受。我认为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就像底下聆听报告的大家就是中国心理咨询的希望，将会成为今后几十年心理咨询领域的领导，大家身上所负的责任是巨大的，你们不仅要做一个好的咨询师，做心理咨询的忠实实践者，还要做一个好的领导人，中国的心理咨询走上正轨要靠在座的每一位。我也很感谢中国的许多来访者，在这里向他们致敬，是他们那么信任心理咨询师，把自己的生活、幸福交给大家，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们推动和成就了中国的心理咨询事业。

另外，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利用，传统的哲学、古训、智慧都为心理健康和心理应对提供了坚实基础，只要我们深入去挖掘，这些文化瑰宝就可以为中国也为世界的心理咨询做出贡献，世界也在期待中国的贡献！中国的心理咨询需要大家携起手来一起来做！

段昌明教授简介

湖北东方明见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堪萨斯大学心理与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培训课程项目部主任

美国心理学会（APA）和国际心理治疗研究学会（SPR）会员

国际华人心理与援助专业协会（ACHPPI）首任主席

APA第17分会（咨询心理学）国际部前任主席

APA第29分会项目主席，APA理事会成员

段昌明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留学美国，是中国大陆留美学者中获得心理辅导专业博士学位第一人。多年来，她一直通过组织参与心理咨询与治疗国际会议，整合在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社会执业地心理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为国内心理辅导专业人员提供培训与督导等活动，致力于推动国内心理辅导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