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黄光国教授（三）

研究心得与展望

华人本土心理学为终生矢志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扛鼎之作。1983年夏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是海峡两岸分隔三十余年后，双方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度齐聚一堂的学术研讨会。开会之前，我知道大陆代表将由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领军，所以刻意写成这篇论文，准备和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对话。就我印象所及，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可是它对我个人后来学术生涯的发展却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这篇论文经过数度修改之后，其英文版刊登在1987年出版的American Journalof Sociology之上。AJS是美国社会学界的顶尖期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篇论文出版之后，便一直广为国际社会科学界所引用。〈人情与面子〉的理论问世之后，我以这个理论模式为基础，又写了一系列论文，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专书，1988年由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到了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所收录的论文略作调整后，改名为《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销路相当畅旺。

在撰写这些论文的时候，我同时投入了杨国枢教授号召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参与这场学术运动的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学术研究水平低落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对于近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缺乏「相应的理解」，无法真正掌握西方文明中独特的精神意索。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哲学是学术之母。学院中讲求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之上。在西方大学中攻读博士学位，不管念的是哪一个学科，最后拿到的学位，都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Ph.D），道理即在于此。

为了让国内的年轻学者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我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撰写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路》。介绍二十世纪里十七位最重要的哲学家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所讨论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尤其强调由「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后半部则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哲学」，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由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许多门社会学科，都同时兼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性格，一个年轻学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有所创发，非得要先了解这两种「科学」的哲学基础不可。

从1997年暑假起，我开始参与「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并在2003至2005年间，担任该会会长。这段经验又让我深刻体会到：对西方科学哲学缺乏「相应的理解」，造成学术研究水平的低落，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非西方国家共有的问题。因此，下定决心，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突破这种困境的途径。

从2000年元月，我开始担任教育部「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主持人。在执行卓越计划的八年期间，我不断殚精竭虑，一面思考跟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从事研究，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收录在本书中的〈儒家社会中的道德与面子〉，即是该段期间完成的作品之一。该项计划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我又以将近一年的时间，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一书，2009年出版。

这本书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强调：本土心理学的知识论目标，是要建立由一系列理论所构成的科学微世界，既能代表人类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态。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一面说明建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的理念，并以之作为基础，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再对以往有关华人道德思维的研究做后设理论分析，然后从伦理学的观点，判定儒家伦理的属性，接着以「关系主义」的预设为前提，建构出一系列微型理论，说明儒家社会中的社会交换、脸面概念、成就动机、组织行为、冲突策略，并用以整合相关的实征研究。三年之后，该书之英译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之名出版（Hwang, 2012）。

2010年7月23至27日，在印尼日惹Gadjah Mada University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议」上，「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宣布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在作主题演讲时，我引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强烈批评现代世界主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大多是以欧美国家的大学生作为受试者，而建构出来的这种以「个人主义」作为预设的心理学理论，其实是非常「怪异」（WEIRD）而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的。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一系列的理论，来取代西方「怪异的」心理学理论。

会后我参观位于日惹近郊的「婆罗浮屠佛塔」（Borobudar Temple），忽然大悟，多年来萦绕于心的建构「自我」理论问题迎刃而解，不久后，提出〈自我的曼陀罗模型〉，（Hwang, 2011a, b），并在台大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召开国际会议，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分别在《社会行为理论学报》（Journal for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和《日本心理学研究》（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刊出（Hwang, 2015a, b; 2016）。

这时候我的思想才算完全成熟，而且能够在《社会知识学》（Social Epistemology）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和瑞典戈登堡大学教授Allwood展开为期三年有余的国际辩论，双方发表的论文多达十七篇。Allwood教授宣布辩论结束后，Nova Science Publishers立刻主动邀请我将双方辩论的结果写成一本书，题为《心理学的第三波：以实在论的心理学联结科学与文化》（Hwang, in press）。

以〈自我的曼陀罗模型〉和「儒家的庶人伦理」作为基础，我所建构的一系列理论，可以跟儒家传统挂勾，也可以用来批判西方伦理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在《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一书中（黄光国，2015），我即以此作为基础，对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作了全面的批判。

华人本土心理学未来展望

2011年，我在高雄医学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夏允中的引介之下，开始到高雄戒治所，协助他们提出一个整全式的理论架构，以整合他们内部正在实施的各项心理辅导方案，并推动以「内观」作为核心的戒治辅导计划。此后即开始在高医大、高师大、彰师大、中山大学、宜兰大学组织研究团队，跟成员们一起讨论如何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

我在退休前，鼓励各地研究团队的成员，针对我的研究取向提出批判，并由我负责回应。事后，我将李维伦、林耀盛、叶光辉等人之间的辩证性对话，整理成一本书，题为《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辩证》，主张「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的，是要彰显「文化系统、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学术社群」等四重主体性。我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建构有关「自我」及「社会互动」的普世性理论，以之作为架构，分析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理解儒家的文化型态学，可以用来批判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 1864 -1920)对于儒教的偏颇论断，彰显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性。

我在退休前，在国外书籍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将近五十篇，根据Research Gate的统计，我的论文被引用2744次，平均一篇论文被国际学术社群引用50次以上，可以说明我个人的学术主体性，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台湾在本土社会科学上的研发能量。退休之后，我的最大心愿是提高本土学术社群论文发表的国际能见度，并建立台湾社会科学学术社群的主体性。

退休后近况

研究之路，永不停下脚步

这许多年的研究及教学经验却使我深深的体会到：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不仅只是「知识」而已，更重要的它是波兰义（Polanyi, 1962）在其《个人知识》一书中所说的一种「技艺」，他说：「人类拥有巨大的心灵领域，这个领域里不仅有知识，还有礼节、法律和很多不同的技艺，人类应用、遵从、享受着这些技艺，人或以之谋生，但很重要的，又无法以可以言传的方式识知它们的内容」。所以默会知识常常是「知道的比能说出来的多得多」。

这种「默会知识」其实就是庄子在其「庖丁解牛」寓言中所说的「体知」。正因为「默会知识」或「体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以需要透过师徒制的「做中学」才能传承。然而，一个学者该如何从事这种「做中学」的教学工作呢？我在推广本土心理学的过程中，曾经为国际学术期刊编了六次的「特刊」包括《亚洲社会心理学刊》（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8, 1999, 2005）、《谘商心理学家》（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09）、《社会行为理论学刊》（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ism, 2015）以及《日本心理学研究》（Japanese Psychologist Research, 2016）。然而，这些特刊的主要作者大多是国外学者，仅有少数是台湾的本土心理学者，他们谈的是心理学本土化各种不同的策略，而不是我所主张的研究取径。波兰义很清楚地指出：「像技能一样，行家绝技也只能通过示范，而不能通过技术规则来交流」，「一门技艺如果在一代人中得不到应用，就会全部失传」（Polanyi, 1962）。

儒家伦理与道德的结构是支撑住华人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形式架构」（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从「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的角度来看（Lakatos, 1978）它是建构「儒家关系主义」这一系列理论的「硬核」（hard core）。因此，我刻意整顿三十多年来的思想成果，撰成〈儒家伦理与道德的结构〉一文，先交由Nova Science Publisher公司出版（Hwang, 2016）。

就宋明理学家最关注的「五常」而言，「儒家的庶人伦理」可以解释「五常」中的「仁、义、礼」。〈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中的「智慧」，则是「五常」中的「智」。至于「信」则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无法以这些形式性的理论模型表现出来。用Gergen（2009）的概念来说，「仁、义、礼」是「第一序的道德」（first-order morality），是可以用规范、原则或律则表现出来的道德。「智」则是「第二序的道德」（second-order morality），自我必须随机应变灵活地将它展现在个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

我很早就以「工作坊」的方式培养研究生，为了让「关系主义」理论建构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到我思想完全成熟之后，更在高师大、高医大、彰师大、宜兰大学等各校组织研究团队，教导成员如何以「儒家伦理与道德的结构」作为基础，建构「关系主义」的「科学微世界」。

人生观分享

或许，是因为近年来研究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我最想跟青年学子分享的人生观，是孟子所讲的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