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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黄光国教授（二）
在台大心理系的日子 我之所以考入台大心理系，可以说是当年大专联考制度「制造」出来的一桩「偶然事件」。为了帮助学生肆应大专联考，建国中学在学生念到高二下学期时，便要求学生填写升学志愿调查表，依照学生的升学志愿，配合大专联考分组，将学生分为甲、乙、丙三组。各组学生针对大专联考的考试科目特别加强教学，这类科目，称为「主科」。至于大专联考不考的科目，则称为「副科」，不只教学钟点减少，老师在教学时也是点到为止，意思意思，聊备一格而已。 由于我喜欢写辩理文章，对文史方面比较有兴趣，而且又热衷于「功名利禄」，幻想将来毕业后在社会上能够有一番「作为」，所以在选择联考分组时，原先是想考乙组，念法律系，毕业后当律师，一方面伸张「正义」，一方面作为将来「事业」的起步。然而，由于乙组的文法科系是所谓的「冷门科系」，当时我那些以就读于「一流学府」自居的建中同学，大多是一窝蜂地报考甲组，竭力争取进入理、工、医等「热门科系」，他们不断地怂恿我也报考甲组。同时又因为我的家庭两代为医，家人在日常言谈中经常表示：他们期望我将来也能当医师，过着稳定、宽裕的生活。母亲甚至将家父往年使用的许多外科手术器材装在一只大皮箱里，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克绍箕裘，这些器材便可以派上用场。 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之下，又考虑到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在填写分组志愿时，我终于填下了「甲组」。高三一年，是我十分用功，全心全力准备升学的一年。当时建中当局为了顾及有些同学家庭环境太过嘈杂，学生回到家后无法专心读书，在放学之后，特别开放了几间教室，供学生自习之用。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因此约好：每天放学后，大家一起留在学校里Ｋ书。晚餐或者在学校内的福利社，或者在学校旁的小吃摊，随便吃碗阳春面，即算打发了事。有时念书念得太晚，公共汽车已经收班，便从建中穿过植物园，沿着博爱路、延平北路，跑步回家，权充「运动」。 我虽然报考甲组，家人虽然希望我能考上医科，其实我对自己将来到底想念甲组的哪一科，心中并没有一定的概念。到大专联考报名之日，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拿了一份补习班印发的参考资料，依照往年大专各科系的录取标准填写志愿。我记得我是把「台大医科」填在第一志愿。以下各科系按照往年录取成绩的高低排列，密密麻麻写了一百四十多个志愿。至于我有没有填写「台大心理系」，台大心理系是排在第几志愿，则已经印象全无。不料大专联考过后，发榜之日，住在我家隔壁的同班同学林志超竟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他听收音机播报发榜名单，听到我考上了台大心理系。 坦白说，在得知我考上台大心理系之前，我对于心理学，可说是一无所知。当我获知考上心理系之际，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心理系是念什么的？」
大一生活 对于心理学的茫然无知，注定了我在大学初期生活的?厢濉＝胩ù笮睦硐抵螅曳⑾郑喊嗌洗蠖嗍Ф际窃诖笞贾贫戎拢锖靠冀睦硐档摹Ｓ行┩г诖笠坏谝谎谝潦迹阆露ň鲂模Χ潦椋急钢乜蓟蜃怠Ｎ夷兀呷背て诩渎袷姿揽薪炭剖椋缫咽刮叶栽疚扌巳さ奈锢怼⒒А⑽⒒指械轿缚谌比保墒且傅阶担植恢稳ズ未樱谑潜阋惶旎旃惶欤谛睦硐荡讼吕础� 大一时，我的普通心理学启蒙老师是杨国枢先生。当时，杨先生初任讲师不久，自己用功甚勤，讲起课来，更是意气风发，唱作俱佳，十分能够吸引学生，也使我们对心理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有一次，在谈到变态行为时，杨先生特意安排我们到松山锡口疗养院参观。当年锡口疗养院的设备相当陈旧，封闭式的病房里囚禁了许多衣衫不整、神情落寞、举止怪异的严重精神病患。参观之后，我不仅对「人」的另一种面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开始去思索和人类行为有关的若干问题。 除了普通心理学能够引发我一点学习兴趣之外，我的大一生活可以说是?厢逵桃桑ι瓶沙隆Ｔ谘б捣矫妫睦硐当匦蘅蔚奈锢怼⒒В夷钇鹄炊际且馓簧海峁比恢荒艿头滞ü闱抗亍６⒒忠豢疲诖笠簧涎谑北恪傅薄沟袅耍郑杆赖薄梗蛔疾箍迹匦朐谑罴偈敝匦蕖Ｑб瞪系�?厢澹卜从吃谏钌系穆弈勘辏笔钡闹督缬至餍凶糯嬖谥饕宓男槲拚苎В叶亮艘恍┛⑸程氐闹幸胫鳎晕⒅酪恍┐嬖谥饕宓钠っ雌哪芨惺艿健敢煜缛恕沟那榛常钌罹醯米约菏翟谑遣恍业摹甘涞囊淮埂� 立志攻读心理学 我之所以下定决心攻读心理学，是在大二那年。我的外祖父骆香林先生是位教汉文的硕儒，当时在花莲开馆授徒。香林先生所收养的义子之一，是其高足黄瑞祥先生。瑞祥先生为人谦和可亲，汉学根底深厚，是位令人钦敬的长者。当时，他任职于花莲县观光协会，由于业务需要，经常往返于台北、花莲之间，我也常常有机会聆听教益。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学业上的?厢澹晕宜盗艘痪渎塾锷系幕埃骸溉四芎氲溃堑篮肴恕梗堑盟哉饩浠暗内故痛笾率钦庋模骸付猎偃让诺目葡担灿惺О艿娜耍欢猎倮涿诺目葡担灿谐晒Φ娜恕Ｎ侍獾墓丶辉谟谀愣恋氖悄切┭Э疲谟谀阌檬裁囱奶壤炊源叮咳绻悴换峄钣弥叮恢浪蓝了兰牵晕亮四骋谎Э疲缁峋陀Ω酶陡隳承┍ǔィ馐恰阂缘篮肴恕坏南敕ǎ亲⒍ㄒО艿摹！� 「反过来说，假使你在念某一学科的时候，能够肯定这门学科的价值，认为它和你的人生目标互相吻合，那么你会竭尽心智来追求这方面的知识，不仅会活学活用它，而且会设法使它发扬光大。这是『人能弘道』的作法，唯有如此，你才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先问：你自己对心理学有没有兴趣？能不能对心理学有所贡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劝你还是赶快转系，去念一些对你可能有积极贡献的东西，记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听完这一番话，直如醍醐灌顶。当天，我几乎是彻夜不眠地思索自己未来的出路。由于我大一时的成绩太差，转系既不可能，高三时废寝忘食准备联考的余悸犹存，重考亦非我之所愿，当时我的处境正如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往前，先念好心理学，一切问题，等到大学毕业后再说。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决心念好心理学，动机仍然是十分功利性的。就短程而言，把书念好可以申请奖学金，贴补生活之所需，而不必事事仰赖家庭；就长程而言，当时我确实相信：「念好心理学，成为个中翘楚，将来一定会有出路」，仍然摆脱不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思想。用心理学的概念来说，我最初决心念好心理学，并不是源自于我对心理学本身的兴趣，而是源自于它可能带给我的外在报偿，是出自于「外在动机」，而不是出自于「内在动机」。 这样的态度对于我在大学时期的学习活动，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从大二以后，我的成绩便渐入佳境，每学期都能获得奖学金。然而我的读书方法仍然不外乎博闻强记，并不能把自己所念的材料整理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不仅如此，六〇年代的心理学是以行为学派为主流，台大心理系师生们受其影响，所从事的研究大多是以老鼠、山羊等动物为对象，作有关学习理论的实征研究。这种标榜「科学方法」的机械式研究取向和我的性格并不契合。因此系上所开的课程，像刘英茂先生的实验心理学，郑发育先生的学习心理学，张肖松先生的比较心理学、心理学史，陈雪屏先生的人格心理学，初正平先生的发展心理学，以及黄坚厚先生的心理卫生等等，我虽然都念的不错，可是由于我是把读书当作是求取「外在目标」的一种手段，心理学的知识变成了「背诵记忆」之学，几年心理学念了下来，只觉得书是书，我是我，既无法和书打成一片，更无法活学活用心理学的知识。
研究所时代 这种「以读书作为手段」的心态，直接影响到我对自己大学毕业后出路的考虑。大四毕业那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大心理学研究所，民国五十八年夏天，我回台大就读。由于对未来抱有一股美好的憧憬，在研究所时代，我个人相当用功，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在这个阶段，有几位老师对我有较大的影响。 第一位是刘英茂先生。刘先生是位纯学者型的人物，治学用功极勤，思想十分精密，上课时讲话不多，然而一开口必能抓住要点，常常问得同学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事后一想，刘先生的问题又往往是最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当时班上同学常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学到刘先生那种「见血封喉」的思考和讨论方式？ 第二位是黄淑贞先生。当时黄先生回国担任客座副教授，开授「心理学方法」一课。我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很感兴趣，花了许多心血写了一篇学期报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黄先生看完后，打了九十分，同时又很客气地告诉我：「这篇报告写得很好，不过却只是整理别人的观念。以后写学术报告，一定要先想：自己的观点在哪里？」这番话对我可谓启迪良深。从此以后，我提笔为文，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便是「自己的观点在哪里？」 在我读研究所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杨国枢先生。当时，杨先生刚从伊利诺大学学成返国未久，在台大心理学研究所讲授「人格理论」和「实验人格心理学」两门课。这两门课对我日后的影响极大。尤其是「人格理论」一课，不但任我初窥心理学的轮廓，而且使我对人本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我念研一那年，杨先生和李亦园、文崇一诸位先生发起筹办了一个「中国人的性格」研讨会，邀请朱岑楼、曾炆煌、韦政通等学者及研究生，定期集会研讨。这个研讨会开启了我研究中国人性格的兴趣，也引导我去读许烺光的著作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读完之后，我深为佩服许氏用以描述中国人性格的概念「社会取向」，又想起服兵役时在军中所见到的种种顺从行为，遂决定以此为题，用实验方法，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我的硕士论文「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杨国枢先生指导完成的。 除了学校的课业之外，我在研究所时代参与的课外活动也颇值得一提。当时，佛洛姆（E. Fromm）的著作在台湾大行其道，他的许多作品，像《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爱的艺术》（Arts of Love）、《希望的革命》（Revolution of Hope）……等等，都被译成中文，在坊间畅销一时。我一方面深爱其作品中的人本精神，一方面又感到一般人太忽略其他的人本心理学者，因此将心理分析学派A. Adler的著作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译成中文，取名《自卑与超越》，由「志文出版社」出版。（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