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黄光国教授（一）

黄光国老师自1976年起即在台大心理系服务，至2016年退休为止，春风化雨四十年，作育无数菁英才子，桃李满天下。纵然已卸下教学重担，却从未从研究的岗位上退下来，年逾七十的黄老师以终生学者自诩，至今仍保持年轻时养成的良好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就寝，上午两点起床写paper到六点，然后到学校继续做研究。对黄老师而言，凌晨时分大脑思维清晰、心无旁鹜，是最适合创作的时间，一点也不会觉得累。黄老师认为学者永远没有退休的一天，对于知识的渴求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浓烈，所做的研究也会随着岁月的堆栈更加成熟完整。带着这样的自我期许，黄老师持续在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深耕，致力于结合东、西文化，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推动相关方法学改良、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黄老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质量并具，不仅著有专书十数本，中英文学术论文更多达一百余篇，学术声望享誉国际，深受学界与社会肯定。

谈起系所未来的发展，甫退休的黄老师语重心长地表示，台大心理系甚至是台湾学术界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不一定会往好或坏的方向发展，端看参与其中的学者老师们能否重新省思学术的意义，坚持理想，造福人群。黄老师认为，一般学者做研究有两种取向，分别是「解决问题取向」与「发表论文取向」。「解决问题取向」的学者以意义的搜寻为使命，谨慎思考并找出人类重大、严肃的问题在哪里，探索各种可能去试图解决问题。相反地，倘若研究者为了快速量产论文，忽略其学术意义和价值，产出的成果看似华丽却无法对人类社会有实质贡献，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然而，在评鉴及升等等多方压力之下，目前台湾大专院校的教师们的研究取向有逐渐向「发表论文取向」靠近的趋势，尽管有许多的论文发表，「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却相对稀少，这样的学术风气让黄老师感到担忧，若不及时悬崖勒马将会是台湾学术界最大的危机。「做任何事情都要分清楚『道』与『术』的不同，千万要避免以工具引导问题解决取向。」黄老师再次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反对使用高科技仪器做研究，而是想提醒年轻研究学者们要保有造福人群的信念，相信知识的力量，担负起解决问题的社会责任，如此一来人类终将走向更美好的境界。

带着殷殷期许，黄光国老师也勉励青年学子用心学习、动脑思考，找出学问上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做研究，未来的发展将无可限量。身教重于言教，黄老师对学术伦理的坚持以及认真做研究的态度树立了一个杰出学者的典范，赢得社会的尊敬与推崇。希望藉由本次专访，让更多心理人认识更多面向的黄光国老师。

黄光国教授专访

成长背景                          

                       作者：黄光国教授

自幼胸怀大志

我会进入心理学的领域，以研究心理学作为终身职志，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在通过大专联考，考入台大心理系之前，我根本不知「心理学」为何物。考进台大后，在心理系念了四年，对「心理学」仍然是一知半解，没什么太大兴趣。我在台大读完心理学研究所，出国进修之前，可以说是满脑子功名利禄，一心只想以学位做为手段，来追求名利，「建功立业」、「做大官、发大财」，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以「研究学术」作为终身职志。

要分析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从我的家庭背景说起。我是台北市人，在台北长大，但是我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这一段过程说来相当曲折。我的先人世居台北，清朝末年，来自福建的货船可以沿淡水河航行至台北的艋舺（万华）和大稻埕（延平区）一带，我的曾祖父便在闽、台两地往返经商为业。时至今日，我的家族在台北市迪化街近台北大桥处，还留有一间百余坪的长型商店式祖厝（台语俗称「竹篙厝」）。据说当年来自福建的货船可以沿淡水河驶至厝后，在靠近后院处停泊卸货。我的祖父改业学习西医，日据时代实行公医制度，祖父曾是当时的公医。父亲又承继祖业，是当年「台北医专」的毕业生。

据一位堪舆先生说，我的曾祖父所葬的风水叫做「飞鸟过枝」，所以注定子孙会飘洋渡海，远至异乡。事实上，可能是受了先人从事商贸的影响，我的家族到家父一代，我的叔伯辈以及堂叔、堂伯，都纷纷离开家乡，到中国大陆和南洋一带寻求发展。家父亦不例外，当年他是到中国大陆东北行医，定居于吉林省长春市达十四年之久。

我是在抗战胜利那一年的十一月出生的，所以取名「光国」。抗战胜利后，东北旋即陷入内战战乱之中。我家为了逃避战乱，由家母先携带我及二位姊姊，在民国三十六年底返回台湾。不料未几东北战局急转直下，东北沦陷后，家父却羁系于东北，无法返台，也因此而注定了我童年时期困顿的心境。

这样的家庭背景很容易说明：青年时期的我，为什么热切的幻想功名利禄。在迁回台湾之前，我的家境是相当优裕的，回台之后，家道中落，仅靠着一点微薄的祖产度日，可是家里往来的亲友仍然不乏富裕显达之人。在贫富对比之下，家人谈起往日风光，人情冷暖，往往不胜唏嘘。由于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家人对我的期望自然特别殷切。我自己呢，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重振家声」，结果便养成了早年对于「成功立业」的热切期望。

初中写作启蒙

我虽然自幼「胸怀大志」，可是在中、小学阶段，在校成绩却始终平淡无奇，唯一的例外是「国语」。我念的小学是位于台北市延平区的「太平国民学校」。延平区旧称「大稻埕」，是台北市的老社区，居民大多是本省人，班上同学也大多是本省人，国文程度因而比较低落。然而，因为我是从大陆回台的「半山」，小时候家里是国语、台语混杂着使用，所以国语程度也比班上同学稍微好一点。到了小学三年级，班上来了一位外省籍的级任导师蒋石屏先生，有一次，他对我写的一篇作文大为激赏，除了在母姊会上向家母对我称赞有加之外，还把那篇文章拿去登在校刊之上。我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也从此奠下了我对写作的浓厚兴趣。

我念小学时虽然成绩平平，可是却有点小聪明，每到重要考试关头，临时抱佛脚一番，也能够顺利过关。小学毕业后，参加初中联考，我竟然成为班上唯一考入建国中学的学生。

初中毕业，我又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猛Ｋ一阵子书，「强渡关山」，通过高中联考，考回建国中学高中部。我念建中时，建中是一个以「自由学风」著称的学校，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志愿考进来的，学校里的读书风气很盛，老师们也很少逼着学生念书。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正是「得其所哉」，学校里的「正课」成绩平平，却把许多时间花在阅读课外「杂书」上。当时建中旁边的牯岭街是台北市著名的旧书店街，在课余之暇，我经常和几位同学一起去逛旧书摊，买回一些旧书，回家打发时间。

或许是「杂书」看得较多，在高中阶段，我的功课虽然平淡无奇，国文成绩却是一枝独秀，尤其是喜欢写辩理性的文章，写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与人辩难。我高一时的国文老师包乔龄先生是安徽人，他经常自许为「桐城派」传人，并以「乔龄」的笔名在报纸上写方块文章。在他的国文课上，我写的作文经常拿到高分，有一次，他甚至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上批了「一百分」，同学们见了无不啧然称奇。高二时的国文老师是王亚春先生，她也常常称赞我的文章，在我的作文簿上打出「甲上」，或甚至「甲上上」的评分等第。记得高二时，我读了李宗吾的「厚黑学」之后，在作文课上写了一篇月旦历史人物的文章，王老师阅后的评分是「甲上上」，并在文后批注：「说理清晰，有笔扫千军之力」，可是事后却找我去谈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希望我不要囿于李宗吾的一偏之见。王老师这种「欣赏而不同意对方」的风范，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泾渭分明、就事论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