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学派与「中西会通」⊙ 黄光国（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

今年七月六日，我应邀在福建心理学会主办的「第五届海峡心理论坛」开幕式上，以〈儒家文化系统与华人自主社会科学〉为题，作主题演讲。在我新近出版的《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辩证》一书中，我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很清楚地说明：我在推动心理学本土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文化主体策略。

近十年来，我跟夏允中、陈复等几位教授在台湾各大学组织跨领域的研究团队，推广此一研究策略。三年前获得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辅助，每年举办十次以上的跨领域对话，参与人数将近五百人，同时鼓励团队成员将研究成果投稿到国际电子期刊《心理学前衍》。依该刊规定，向国际学术社群募得17篇论文，经严格审查后，刊出11篇，最近将由该刊出版电子专书《东亚哲学与心理学：迈向修养心理学》，成绩斐然。但最近一次向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申请补助，竟然惨遭滑铁卢。

我们团队成员追究各种原因，有人指出：从2015年起，就有人以「光国学派」自称，引发某些人的「红眼症」，所以遭到暗算。「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反躬自省，也深觉这个名称不妥。但改用什么名字较好？我原本想步朱熹之后，称「闽台学派」，但又担心有人挑剔：「为什么不用『台闽』？」，惹出不必要的政治争议。因为华人自主社会科学的建立，必须深入反思中华文化传统及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所以建议取名「思源学派」。

在此一天半的开会过程中，这个问题成为大家茶歇饭后的焦点。在闭幕致词时，我综合大家的意见，指出：在《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德国哲学家雅斯培指出：纪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600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绝的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四位伟大的圣哲分别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汉明帝（公元28-75年）时代传入中国，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维持了一千年的优势。在公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处于「黑暗时期」，和同一时期的非洲差异并不大。到了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现代科学开始萌芽。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并开始对外殖民；到了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欧洲科学更是快速发展；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纷纷采取殖民帝国主义的策略，往外扩张，寻找市场，掠夺资源，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陈复教授一向主张「华学再兴」，所以他建议使用「文化中国」学派。庄胜发教授则是因为「儒、释、道」都讲求「体用观」，所以主张用「体用」学派。这个说法，颇有见地，确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西方的科学哲学必然会讨论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他们思考的焦点是，如何针对外在对象的「本体」，建构代表客观「知识」的理论，再用各种科学方法来检验理论命题的「真」或「假」。中国文化中的「体用观」，虽然也触及「本体」的问题，但它却不是西方意义的「本体论」，也无法建构代表客观「知识」的理论，因此，许多大学干脆不谈「本体论」和「知识论」，甚至连「方法论」都不谈，而只讲「研究方法」，让学生误以为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代表「真理」，养成华人学术界「自我殖民」的普遍心态。

渡尽劫波之后，在未来一个世代，华人知识分子必然要吸纳作为西方文明之精华的科学哲学，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说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传统在华人生活世界各个不同面向的展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华人自主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

雅思培在他的那本名著中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枢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轴枢时期潜力的甦醒，和对轴枢时期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源学派」的成立，就是要深入思考轴枢时期所创造的伟大文明，「中西会通」，为「文化中国」下一阶段的飞跃，提供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