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学术领域，梁启超、胡适、钱穆都曾围绕这个主题，做了各式各样引人入胜的研究。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一文中，借用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画“新天使”（Angle Novus）阐释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天使的脸望向过去，身体前进到未来。”[1] 历史的研究即带有这个特色，故每一代人“身体前进到未来”时，他们对所讲的过去选材叙述并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庆年间形成的《儒林传稿》，其中所选的人物与近百年学者所关注的就有许多不同，在当时的标准中被认为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愈、谢文洊、应撝谦、严衍、潘天成、曹本荣、薛凤祚、陈厚耀、*、朱鹤龄、刘源渌、范镐鼎、徐文靖、李光波、孔兴爕。[2] 但这些学者大多不再出现在后来的学术史中，或是不再被当成那么重要的学术人物。晚清*动荡甚大，外国思想资源涌入、内在社会政治环境的大变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脸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变化。特别是经过晚清的变法、革命*洗礼之后，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及人物，每每与先前有所不同，而这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与“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学域的形成是有密切关系的。以《国粹学报》、《国粹丛书》为例，当时至少有几种现实关怀深刻地影响到“国粹运动”的参与者对近三百年思想学术的取舍。他们重视的是：一、与“君学”相反的“民学”，重视“细民”、“下”的思想。二、批判*制度，以及与它关系密切的“利禄之学”。三、强调比较接近现代科学精神的“客观徵实”之学。四、重视任何能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传统思想质素，其中有些是带有创新性、异端性、解放性的。五、带有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意味的思想家。六、关注经世致用议题者。在这些新标准之下，被突出的人物是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章学诚、汪中、包世臣等人物。即使在刊刻书籍时，背后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关怀。譬如邓实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合刻本的跋语中说：“其解理字也，以为理出于欲，情得其平，是为循理，与西国民主之制，公好恶于民，而倡人类平等之说相合。”[3] 刘师培跋包世臣《说储》云：“其说多出于?嬌焦耸希兄诮瘢挠胩┪飨苷葡嗪稀！�[4] 邓实也认为《湖隐外史》一书实可称为“民史”，“世每谓中国无民史，此非其一邪。”[5] 又认为宋代邓牧的《伯牙琴》：“黄梨洲着《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权，排*，为千古之创议，然其说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6] 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说，在形成“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系谱时，晚清以来的时局与*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了很多筛选，使得他们笔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与地位大幅改变了。对于“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领域有过影响的人物很多，章太炎、刘师培等都是，但就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论，起比较直接影响作用的是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分期刊于《新民丛报》，他认为清儒饶有科学的精神。在这个阶段，胡适显然受到梁启超启发，故跟着主张清儒体现科学精神。[7]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启超一方面说清儒“饶有科学精神”，同时也说“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汨殁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8]这与梁氏的学术倾向有关。梁启超早年对于学术的态度比较倾向其师康有为，强调今文经学和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这一脉。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学方法，但同时也痛骂清代二百年来之学问“皆牛鬼蛇神”。[9] 可是在新文化运动后，因胡适提倡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并得到四方景从，梁氏也随即跟上。胡适在 1921 年 5 月的日记评论《清代学术概论》说：“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此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10] 1922 年 12 月，胡适在日记中又认为梁启超在1920年出版《清代学术概论》是受其影响，他说：
“其实任公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他在《论私德》篇中，痛诋汉学，有云：“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任公编集时，不删此文，而独删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章。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已删之文来自夸了。”[11]
也就是说胡适先受到梁启超的启发，后来梁启超这一个本来视清*证学为“牛鬼蛇神”的人，反过来受胡适的影响，写成《清代学术概论》，并开课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2]在*运动之后，“以科学整理国故”之风大畅，“历史的天使”身体到了*，但他面向过去的脸，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样的场景。此时一批不同的学术人物登上舞台，从胡适与梁启超的书中便能看出这一点。梁启超强调经世致用，现实的、实践的，所以颜元、李塨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强调与西方民主自由比较相近的价值，所以黄宗羲等人也在内。又因为强调科学精神，故讲王锡阐、梅文鼎，以及比较重视客观精神考证文献的胡渭、阎若璩等人，尤其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讲《清代学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民国二十年，钱穆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是其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依钱先生回忆，他所开授的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是由学校所指定的必修课，另一门选修课由他自定，决定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他说：“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后来他终于在北京的东安市场的非正式管道中买到一部，“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新开此课程，自编讲义。”[13] 钱穆对梁启超书中反覆强调的两个重点并不同意：第一点是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第二、清学是客观徵实之学，近于科学。[14] 钱穆说：“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及余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学，则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15] 所以，钱穆的这本书虽然承继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题目，但它的宗旨其实是有出入的。借用*先生的话说，钱穆在动手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便已将“体”或“框架”确立下来。[16] 在“体”确认下来之后，钱穆所选取的人物与思想潮流便与梁启超有所不同。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明末清初大儒的阐发：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王船山、朱舜水。接下来是史学：万斯同、全祖望；程朱学派：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王懋竑；实践主义：颜元、李塨；科学之曙光：王锡阐、梅文鼎。这些安排有两个重点，即清学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梁任公书的第二个主体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13-16 章），这个部分应该是受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故以科学的客观精神为主体，一方面说清代学术为科学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从目前梁书的样子看，钱穆云：“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实。[17] 方诸于《清代学术概论》，后者主旨明确，线索贯串、一气呵成，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显然并未完全定稿。与梁书相比，钱书有一些不同的安排。书中的安排、取材、所选人物虽与梁启超有所重叠，但是重点却有不同。他的整个主脉是清学与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不可切断的，它对宋明理学有修正、有反动，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钱穆自己说：“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18] 故钱穆反对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开始的标题“反动与先驱”。用*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所说的，“反动论”好像认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学术史来。[19] 另外，钱穆对梁氏所说的清儒“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也并不完全同意。这里的“主观冥想”显然是指宋明理学，而他认为如果说“厌倦”宋明理学是启动清学最主要的动力，显然不合乎史实。梁启超认为，清学与宋学不大有关系，钱穆则注意到，即使在考证学最盛时，清代理学仍有其活力，应当正面陈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学的流衍及复兴发挥很大的现实作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引论》是这样说的：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櫫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o、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20]
接着他从唐宋一路讲下来，讲清学开山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后在讲清代中晚期思想时，也指理学在当时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虽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时时可见其色彩。此外，在处理清代的朴学时，钱穆认为他们不只是在“整理”旧学，还有思想的面向。可能因为上述的倾向，所以钱穆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的书虽以“学术史”为名，但多讲思想，且对若干清*据学大家像王念孙之流竟而完全未加着墨。我个人在阅读《师友杂忆》中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写过程有关的段落时，常常有一种兴奋感，即这是一个观点不断翻新与史料不断扩充的过程，每每受其牵引，仿佛参与寻宝的过程。钱穆回忆说，当时的北平一如书海，在以科学整理国故的运动之后，于新学术观点的烛照之下，若干历史人物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搜罗罕见文本的风气很盛。《师友杂忆》中所提到的，举凡陈确的《大学辨》、潘平格的《求仁录》，章实斋遗书之家传本及戴震的《孟子私淑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嘉庆刊本、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三朝北盟会编》的半部钞本等，[21] 其得书经过莫不动人心弦，后人读来宛如阅读*小说。所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特别提倡新得史料，但史料的扩充却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质。以潘平格的《求仁录》一书为例，梁启超只能从唐鉴《清学案小识》的引文中转引，而钱穆已能读到原书，两者之间便有莫大的差异。正因为材料获得的难易程度不同，故梁启超书中对《求仁录》只是一笔带过，而钱穆就认为《求仁录》跟理学、心学的发展以及清初的思想界有很重要的关系。在铺陈内容时，钱穆似乎比较少用外部评断的视角，而多是平心静气地涵泳原典，并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一番钩玄提要的功夫作为引文，使得读者披览之后，可以把握到一家思想之要旨。同时，他也把可进一步发掘的问题放入双行夹注中。在多次披览之后，我感觉到书中涉及了许多曲折的学术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钱穆都曾仔细思考过才行诸文字，故用语特别简当，而指涉却相当深远。所以我觉得凡阅读这一部书的读者，应该采取“循环往复”的态度，也就是先通读一遍→从事某种专题的研究之后→再回去仔细玩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相关的章节或段落。在这里随举一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二章“曾涤生”中有一段话说：“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22] 大多数人在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一章时，对这几句话很可能会一阅而过，可是如果比较集中地研究清代湖湘地区的思想、学术之后，便会发现在清*证学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各大区域之间有一个“重心转移”的进程。如果将当时考证学的圈子分成三级，则第一级地区以江苏、浙江、安徽为主，第二级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为主，第三级则是后来的福建、广西等地。而湖南、湖北在考证学盛时，几乎没有什么代表性人物。如果翻查《皇清经解》与参考《皇清经解提要》等书，可以发现清代经学名人中，就很少或几乎找不到湖南、湖北的学者。[23] 再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第六章《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所列的几张表：“附亭林学友表”、“附初期经学家表”，亦无一湖北人，且几乎没有湖南人。经此一番探究，则知：“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一段所指为何了。但道咸之后，学风大变，湖、湘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湖南唐鉴等人在北京所形成的理学团体，对后来历史的发展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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