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乃人生之终了。然亦正因有此终了，遂使人生得完成。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都因其有一死。换言之，则因其是一有限者。有此一终了，才得完成其为人，或完成其为我。故人之有生，莫不决然向于死之途而迈进。求圆满，则必求有限。求有成，则必求有死。死是把人生定一界限，可让人生圆满有成。就自然人言，从身上起见，则若生老死灭是一可悲事。就文化人言，就历史人言，从心上起见，则人之有死，实非生老死灭，而是生长完成。有死，故得有完成，此乃一可喜事。若我无死，我将永不终了，永无完成。故死有限时限刻而必然降临者，又有随时随刻而忽然降临者，此在佛家谓之无常。无常若是苦痛，实非苦痛。唯其人生有此一无常，人生始得产生一善自处理之妙道。庄周有言，善我生者所以善我死。这是说，只要善处有限，便是善处无限。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说，在有限人生之前面，常有一无限之黑影死，时时相迫，人人都可以随时而死。那一人可在朝上绝对决定其临夕而断然不死呢？此正是人生之有限性，因此人必在此有限中赶快求完成。若失了此一有限性，朝过有夕，夕去有朝，明日之后复有明日。人生无限，既无终极，亦将不复有开始。如是则将感其纵再放过了百千万年，再徐徐求道闻道，亦不为迟。如是则将永无闻道之一日，而且亦将不觉有所谓道之存在。佛家之涅槃，耶教之天堂，老子之无为而自然，都属憧憬此境界。孔子则吃紧为人，把握此一段有限之生命，即在此有限中下工夫，只求此有限之完成，再不想如何跃过此有限而投入无限中。正因为人人都有此一机会，必然会跃出有限，跳进无限，那是天和上帝的事，鬼和神的事，非我们人的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生观其实由人死观而来，一切人生真理都由有了一死的大限而创出而完成。
在中国人心里，这一理论，沉浸得够深够透的。古人有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中国人不想涅槃，不想天堂，也不想在生前尽量发展个人自由与现世快乐，却想自己死后还在别人心里留下一痕迹，这一痕迹便是名。忠臣孝子，全只是一个名。名是全人格之品题，名是他的生前之全人格在别人心里所发生的反映与所保留的痕迹。古人又云，盖棺论定。人若无盖棺之期，即难有论定之日。如是则他的人格在别人心里永难有一个确定的反映与坚明的痕迹。故不死即不成其为人，亦不成其为我。人之种种品题，种种格局，种种德性，全限于死而完成。换言之，只有死人才始是完人。不死即永远为不完。故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身取义。人之生命，本为求完成其德性与其任务与使命；则为完成其品德与其理想之任务与使命而死，岂非死得其所。如是则死生一贯，完成死，即是在完成生；完成生，也即是在完成死。
唯人不当赖有此一自然的死之大限，而即以此一死限为完成。人当于此一死限未临之前，而先有其完成。故人当求其随时可死。即在其未死之前而先已有完成，乃始为真完人。然而事业无限，若人生以事业为衡量，仍将永无完成之日。若果事业完成，则天地之生机亦息。唯其天地生机不息，故人生事业乃亦永无其完成。然而事业无完，而每一个人之职责则可完。事业是大群共同的，职责是个人各别的。事业无限，不尽在我。职责有限，只求尽其在我，斯即尽了我之职责。尽我职责，便完成了我之人格，完成人格是人生一大事。无限人以一死，人即以完成人格，尽其在我之职责来应付此一限我之死。人类一切事业，必由一切人格之无穷相续完成之。故事业之完成，属于命运，而职责之完成，则属于志愿。苟我之志愿，在完成我之职责，则职责无不能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职责之最后一步是死，完成人格之最后一步亦为死。时时尽我职责，斯时时可死。职责已尽，而死期未到，则修身以俟命。只有继续尽职，以待自然死期之到达。万一职责难尽，则有一可必尽此职责之捷径，此即以一死尽职责，此为道义之死。道义之死，与自然之死，同属一死，同属人生职责之大限。人当在道义中生，即可在道义中死。君子之死，即就是死于自然，也还是死于道义。小人生在不道义之中，他不尽职责，忽然死了，那只是一种自然之死，与死一禽兽无异，那绝不是道义之死，因此也不得为完人。人必然有一死，如何死在道义中，其唯一方法，即求生在道义中，自然便死在道义中。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此为随时可死，随地可死。而此种随时随地的可死，则并非自然的死，而是道义的死。自然的随时随地而死，是命；人道之随时随地可死，是义。君子把一切外面的命，全化成自我一己之义。小人把一切自我一己之义，全推诿在外面的命上，因此他时时怕死，而依然时时会死。正因为小人之生，永不会完成，所以他时时怕死，而死亦时时来催促他，提醒他。君子时时尽其职责，人生随时完成，所以不怕死，而死之对他亦无威胁，所以能视死如归。
人生职责，唯军人临战场，显见为随时可死。故战争虽绝非人生之理想，而军人道德，却不失为昭示人生以在随时可死中来完成其人格的一种标准的示范。其他如忠臣烈士，慨慷赴义，亦即是军人道德之变相。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亦即此一种精神。耶稣之职责尽了，耶稣之人格于以完成，然耶稣所欲宣扬之博爱牺牲救世之事业，则无限无尽。耶稣虽为此而死，此一事业则并未完，抑且因耶稣之死，而或者此一事业在当时不免受挫损，然此是无可奈何者。人类一切事业，胥当由无穷人格之无穷相续完成之。故每一人格，但求其本身人格之完成，即无异在促进此一事业之完成。耶稣人格已完，斯必有继起之人格来担当此事。此相续继起之人格，即无异为耶稣人格之复活。若此种事业无尽，则此种继起人格亦必无尽，此即为耶稣之永生。
孔子生前所遇，并不似耶稣。孔子得尽其天年，然孔子之人格完成，则与耶稣并无二致。故孔子之死，虽为自然之死，其实亦是道义之死。释迦主无我涅槃，但亦安度其自然之死，这亦即其道义之死了。孔子虽曾说杀身成仁，但孔子则未杀身而成仁了。孔子虽曾说志士不忘在沟壑，但孔子并未饿死沟壑，而所志亦终于完成了。在中国文化大系统里，宗教并未占有极高无上之地位，而孔子之扶杖逍遥，咏歌而卒，他的一生之最后结束，虽是极理想的，而有时像似不够鞭策人，提醒人，叫人误看作孔子之道义之死，恰如一般人之自然之死一般，没有两样。所以在中国民间，文圣外还有武圣。中国人时时以军人道德之殉难成仁为道义之死之一种榜样。中国民间之崇敬关岳者其义正在此。然而也并不是唯此始是道义之死。故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当知孔子之得终其天年，不仅是大智，而且还得需大勇。
由是言之，人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来临。但同时，人亦该准备着随时可以不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还未来临。其实此两种准备，在普通寻常人间也懂得，而且也常真实在如此做。
今试问：生与死的真实界限，究竟在那里？而生之有死，究竟又何尝真可怕？真苦痛？从身上起见，将感人死则身灭，若从心上起见，则何有乎一切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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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http://ru.qq.com/a/20170220/023873.htm
源自钱穆《人生十论》之〈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的部分内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出版人：萧启明。
图|来自于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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