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带给我们的反思：中国医学背后的天人合一思想⊙朱浩

随着时间进入到庚子年，中国湖北武汉爆发了蔓延至全国及海外的「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西元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十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火车站、机场暂时停运。两小时后笔者所在的家乡湖北省黄冈市也通告关闭黄冈市区公交、长途客运、城铁站以及火车站，市区所有影剧院、网吧、室内公共文化、旅游及娱乐场所暂停营业。随后，黄冈市以下的乡镇也都实行了禁止人员车辆的流动通告。

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使得曾经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因疫情而终止了，人们开始转向在家与自己独处的生活状态。当疫情终止了人们忙碌的生活状态，人们不得不停止下来与自己相处时，我们发现我们学会了交际应酬，拥有众多的朋友，懂得各种生存与生活的技能，拥有丰厚的物质，我们拥有这些引以为傲的东西，却没有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来认识自己内在的无尽智慧宝藏，我们突然发现对自己的认识是如此的陌生！就像明朝心学宗师王阳明（1472—1529）先生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因为这次疫情，使得我们开始有机会审视自身的存在意义：当你习以为常的奔忙生活停下来后，你是否有想过，假如自己在这次疫情中失去了生命，那自己长久以来的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终有一天也会消失的物质生活需求吗？既然这些物质需求终有一天会消失，那我们为何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终究会消失的「假象」呢？这样的人生难道不会觉得很虚幻吗？既然这些追求是「假象」，那生命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不能出门」或许正是上天要给我们「放个假」，让我们学会与自己相处，探索内在的奥秘，重新思考未来的生活。

当笔者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时，看到零星驶来的汽车，或走过来的行人，速度都是异常的快速和紧张。笔者感受到人们面对疫情时产生的恐惧和害怕，整个氛围是低沉而阴郁的。笔者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却突然发觉这座本来环境优美，人民友善，社会和谐的城镇，变得前所未有的凄冷与戒备森严。这巨大的反差，让笔者意识到，人的心灵所发出的意念，真实的在影响着人们周围的环境！镇上的人，因为对疫情所产生的恐惧与害怕的心理，已经超过了疫情本身的可怕性。笔者继而往更大的层面去思考，地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不也正能反映出全人类有着怎样的意念吗？因此人的重点不仅要防治外在的疫情，更要防治内在的「疫情」，这当是解决恐慌和疫情的更具深刻意义的「解药」。阳明先生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颇值得我们深思。阳明先生还有一个「南镇观花」的典故，也在阐述环境的变化其实不在人的心外。据《传习录》中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这让我们了解到宇宙万有本来一体的事实真相，尽管我们可以因为疫情区隔出彼此的「距离」，却无法否认在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层面我们拥有着共通的心灵。

集体潜意识是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概念。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曾在他著作《荣格自传》里列举自己的一个梦境来阐述这个概念：「我在一栋陌生的两层楼房里，这是『我』的房屋，我发现自己是在楼上，这间精致的客厅是用洛可可风格的老式家具布置的，墙上挂着优美的古画。我惊讶，这怎么会是我的房子呢？心想倒也不坏，但不知楼下是什么样子。沿楼梯下到底层，楼下的一切更古老，大约是十五世纪或十六世纪的房屋，家具陈设是中世纪的、红砖地面、到处光线昏暗。我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心想要把整栋房子都查看一遍。我遇到一扇沉重的门，推开之后发现通向地下室的石阶。沿石阶下去，便置身于一间华美的拱顶厅堂，看来年代十分久远。由墙上的古砖我断定是罗马时代的旧物，于是兴趣大增，更仔细的察看地面。地面由石板铺成，一块石板上有环，拉起这块石板，便看见一条狭窄的石阶小路通向更深处。我又沿此石阶而下，进到岩石间一个低矮的洞穴，地面有很厚的灰。中间有散落的骨头和碎陶，像是原始文化的遗迹。我找到了两个人类颅骨，已裂成两半。至此我便醒了过来。」[2]这个梦境反应出当事人潜意识世界的层次性。荣格认为，人的心灵有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三个层次，在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意识之下，更有着不容易被我们经验到的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内容是我们祖先的集体经验累世的积淀，陈复教授则更细致划分为万物集体潜意识、原始集体潜意识与文化集体潜意识。意即并不只是人与人间有着共通的潜意识，这通常是指旧石器时代的原始集体潜意识与人类即将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产生文字后的文化集体潜意识，另外人与非人的万物也有着共通的潜意识，这就是万物集体潜意识。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现代化的阐释角度。因此无论怎样设立人我的区隔，隔开的只是肉身，却没办法在集体潜意识的层次隔开我们共有的心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古圣先贤会如此重视修心养性的缘故。因为只有通过做工夫，修炼出敏锐的觉知，我们才能洞见到这个万有一体的事实，才能发自心底的爱护环境，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抗击瘟疫的事件。据文献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三百二十一次大型瘟疫。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里也有关于疫情的预防和治疗理念，《素问》的〈刺法论篇〉第七十二章说：「黄帝问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染易者？』岐伯答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3]中国古代的医师们也都认识到预防感染是最根本的办法，而预防的重点在于守护、提高体内的正气来避免邪气的入侵。现代武汉肺炎治疗过程中的中医医护人员，也都在持续使用古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治疗理论与观念作为临床指导。

笔者的家乡黄冈，今年冬季较往年天气稍暖，往年一般会下雪，而今年却没有下雪。笔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冬季的高温可能会是发生瘟疫的前兆，后来看到成无己（1063—1156）的著作《注解伤寒论》<伤寒例>卷三里说：「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4]这时笔者才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四时不正之气。四时不正之气，则容易诱发瘟疫。现代中医罗大伦博士在他的著作《古代的中医》一书中介绍说：「在南宋一二零二年春，河南济源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传染性很强的大头瘟疫。」[5]时年二十三岁的李东垣（1180—1251）医生怕自己没有把握治疗，经过几番思索后，才决定开始尝试着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开创出一个治疗大头瘟疫的药方「普济消毒饮」，最后把这个普济消毒饮的方子通过不同的方式都告诉给人民，最后成功应对了这场疫情。方子取名为「普济」，应该是指普世济民的意思。

晚清名医吴鞠通（1758—1836），十九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于是放弃考科举而去学医。他因为曾参与过《四库全书》的抄写检校工作，因而有机会大量阅读医书，在读了十七年医书之后，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北京发生了一场瘟疫，在身边朋友的劝说下，他开始了自己的临床治疗生涯。他在应对这场瘟疫中成功救治身边的数十人，创发出安宫牛黄丸的药方。方名取名「安宫」应该是指安顿北京宫廷的疫情的意思。在他的著作《温病条辩》卷一的〈上焦篇〉中说：「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6]他认识到瘟疫是由口鼻而入，首先犯肺，以及火必克金的治疗理念。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小汤山医院叫火神山医院的原故。

《温病条辨》 图丨 来源作者拍摄

现代中医师邓铁涛（1916—2019）教授，他一生致力于孔孟文化仁心仁术的思想文化传承，包括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也说：「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就是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曾经和钟南山院士一起应对过西元二零零三年的「非典」（SARS）。当时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一百一十七名「非典」患者，有十人死亡；其中有七十一名患者接受邓铁涛教授团队的治疗，只有一例死亡，其余人员全部获治。现代中医师关庆维曾说：「SARS在广州表证（病情在肌表的意思）是『风瘟夹湿』，到了北京是『风瘟夹寒』，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和地域有关。中医讲『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的去对治。」这同样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医看到的不光是「症状」的这个部分，同时还会结合人的身心全体，以及气候、环境等，这些都被纳入到中医治病的考虑范围。这也同时体现出中华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与辩证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古往今来的医史，正是一部邪正相争的历史。西洋文化脉络下的西医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直接消灭邪气，而中华文化脉络下的中医更多的是考虑人该如何提高身体的正气，从而不受邪气的侵犯。中西医们都是希望解决人民的疾苦，只是在对付邪气的方法上中西医们各用其长，「各显神通」。笔者因接受海峡两岸心理咨询协会开办的智慧咨询师培训，从中了解到西洋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自清末民初以来，在华人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态下，全面影响着华人社会，致使中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去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支撑，成为西化的中医，大批中医师在没有深刻修身养性经验的基础上被「量产」出来，并且由于环境污染，中药材的质量也大不如前，这使得中医处于发展受到遏制的状态。在华人本土心理学巨擘黄光国教授与国立东华大学陈复教授主编的著作《破解黄光国难题的知识论策略》一书中，陈复教授讲到：「黄光国从『多重哲学典范』（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digms）的角度展开对科学哲学的诠释，赋予华人本土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黄光国难题』（Hwang Kwang-Kuo problem）。该主题面临方法论层面的巨大困难，就在于如何将中华文化本质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倾注『天人对立』的阶段性思辨过程，从『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开辟出具有科学哲学意义的『微观世界』（micro world）。」笔者相信，如何藉由中西对话，突破中医与中华文化这种被遏制的状态，使得中医步入现代化，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是有志成为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医疗工作者与学者们共同奋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