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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专栏 |王学安】从周公人文精神到心理咨询人文化时间：2020-07-31 编者按：心理咨询的人文化需要回到中华文化的起点。周公的制礼作乐当年就是种面向社会的普适性教育，从天道回到人道，心理咨询师应该把周公作为人格的典范，不只个人修养身心，诚意面对上天，更要以诚意的态度面对当事人，让受苦者化解困境。能够让心理咨询面向社会从事教化，这是周公给予心理咨询人文化的启发。 图 | 周公 追溯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源头，你可能会想到孔子，可是在孔子之前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钱穆先生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孔子为中国儒学传统之大宗，而孔子平生为学，其最所尊仰者，实为周公。故曰甚矣我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则孔子之所志所学，梦魂萦绕，心香一瓣之所归依，独在周公，显可知矣。」由此可见周公已成为孔子心中最高的人格典范，在周公的生命中，最可贵的是他制礼作乐，开创了人文精神的开端。 周公的人文精神是如何产生的呢？回看历史的长河，周武王祭祀天神后率领着他的军队，直达孟津，周公辅佐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商纣王的暴虐走向了灭亡的尽头。周公生活的时代跨越了商周的交替。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姓姬名旦。周公在文王在世时就非常孝顺，仁爱忠厚，武王即位后，周公辅佐武王灭商，至此周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商朝的灭亡是由于商纣王的暴虐无道，最终在人民的反抗中灭亡，可是周又凭什么取代商呢？ 陈复教授曾在〈周公制礼作乐的背景与影响：气候生态的变化与人文精神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周武王灭商的过程里有三次重要的占卜，第一次是周武王灭黎国后，商臣已经意识到占卜已经不再灵验，商朝如果灭亡，这是商纣王的残暴统治所导致的。而商朝末年，民众已经意识到统治阶级如果不能照顾百姓的福祉，上天就会放弃对他们的眷顾。这对于商纣王依旧相信自身的血缘就是天命的保证，这股信念的发生，是一股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从周文王到周武王，顺应民意，提出「德性天命观」的主张。 第二次占卜是周国准备要征商的时候，出现了「卜龟不吉」的凶险征兆，甚至有暴风雨这类极其险恶的天象，但是这并没有阻挠周国君臣要征商的意志。但面对凶兆，周国大臣间也曾发生过分歧，姜太公认为周国能尊敬且善用贤人，获得天下百姓的爱戴，征商的战争是顺应客观条件的义举，不需要借助占卜或者跟上天祈祷，自然会有福荫相伴，他更相信人的自觉与奋勉才是能否成事的主因，上天如果真的明察秋毫，就会帮忙更愿意修德纳贤的君王，不会因为占卜不顺，就不帮忙君主解救苍生。而周公认为占卜不吉，会给周朝带来灾难，他担心人的不慎会受到天的谴责，想要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观察事情变化的征兆。  武王伐纣图 | 来源360图片 第三次占卜是征商胜利后第二年，周武王忽然中年驾崩，对于周朝是个致命打击。《尚书》记载有占卜三个龟壳，都是吉利的答案，透过占卜，周公认为武王不会有什么灾难，三王会眷顾子孙，让周武王继续承担天子的重责，第二天周武王果然痊愈，可是没过几天还是驾崩。这三次占卜中可以看出从商人到周人对于上帝的信仰发生了变化。东夷文化系统里的商人信仰鬼神，上帝是自然界最崇高的神，商承载着上帝的使命来统治百姓，因此他们相信上帝只护佑商人，可是商朝依然被周朝所灭。周人从商朝灭亡的经验里认识到：如果要继续信仰上帝，上帝都无法保护商人，还能保护周人吗？周人就处在这种对上天担忧，而不知上天能否保佑周人的困境里。 图 | 徐复观先生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书中指出这是周人的忧患意识，一般人常在恐怖绝望里感觉自己的卑微，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听凭外在的神为自己做主，这是脱离自己意志里的理想导引，由于这实际是在观念的幽暗世界里行动，其本身没有任何道德评价可言。忧患意识最大的特征，来自于当事人对吉凶成败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里，主要发现吉凶成败与当事者的行为有很密切的关系，并且承认当事者对行为应负主体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而来，要靠自身的奋勉来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忧患意识里，我们可以看出商人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脱离神的意涵，上帝只是商王朝的守护神，商朝妄图只依靠占卜，而不勤勉于人事获得上天的护佑，周人在商朝灭亡的经验里已经认识到：上帝护佑全部的子民，会藉由人的自身奋勉，来照顾人民的幸福。我们可以看出，商朝崇拜上帝的「鬼神信仰」逐渐转化为「由人道把握天道」的「人文信仰」。 陈复教授指出人文的信仰并不需否认上帝或上天的存在，而是承认人间的问题得靠人自己运用智慧去解决，只靠卜筮，而不实际奋勉于人事，则鬼神依然不会保护人享得天命。人文精神虽然产生与探索天意的挫折感，却并不是要对上天产生怨怼，更不需要对经营人事的困难有任何指责，重点就在安于自己的位置或情境里，踏实去奋勉，则天命自然会降临人身。周公制礼作乐的深意就在于周公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开创出一种人格典范，将商朝的「鬼神信仰」彻底转化，在这个过程里，自己诚意面对政事，打开宽广的文化视野，招揽天下贤人共同辅政，引领天下子民在社会中学习如何知礼习乐，诚意面对生命与安顿生活。  陈复教授演讲图 | 来源网络 从三千年前的周朝的时空穿越至现代，心理咨询作为西洋文化的产物来到中国，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人开始用西方的精神分析去认识自己的问题，这种生硬的横向移植使得一些心理咨询师把当事人当做精神病患去诊治，其中产生了某种无法突破的困境。一方面，咨询师妄图通过套用某种咨询技术来帮忙当事人，忽略了当事人也是个真实活着的人。当事人进入咨询室的感受，更像是被当做病患的诊治，而缺乏一种人文的关怀。另一方面，后现代的心理学科社群也正面临界限模糊的跨领域整合，掀起一股「流动疆界」的思潮。 在这两种变化的冲突中，心理咨询想要在当前时空更适应于人的生命状态，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心理咨询不能仅仅只是横向移植于西洋文化，那么如何在地化与本土化，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心理咨询的本土化最核心的环节是中西文化的对话。西洋文化和中华文化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心理咨询的照搬也并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精神问题。 图 | 荣格 笔者想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在研究炼金术的过程中，发现炼金术与中华文化中道家的炼丹术有某种关联，他与卫礼贤合作完成《金花的秘密》一书，从炼金术中获得某种启示，提出了炼金术中的自性化历程，从而建构出以自性为原型的分析心理学。在深受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二元对立观念影响的西洋文化里，荣格已经看见西方人内在的撕裂性，他无法跳脱出自己所深处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去讨论这种精神撕裂，因此一直想要用基督教文化脉络去解释他所认识的中华文化，从而获得某种统合，这是笔者觉得中西会通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部分。在中西会通的过程中，如果心理咨询想要本土化，就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讨论概念名词和病理症状，牠更需要一种精神的提升。西洋文化与中华文化只有建立起对话的桥梁，咨询师可以在中华文化的脉络里谈心理咨询，才能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心灵世界。  黄光国教授在本土谘商心理学学术会议上发言图 | 来源网络 如果心理咨询不再「固守疆界」，社会科学要如何跨领域整合人文学科的知识，从而发展出具有文化视野的心理咨询？余德慧、余安邦与李维伦三位学者在〈人文临床学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宗教学者蔡怡佳的疑问。当年蔡怡佳攻读心理学研究所临床心理学硕士时，曾提出问题：「为何心理治疗是个没有神的协助的工作？」当时她的老师、同学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一直到她拿了宗教学学位之后，结合其临床心理与宗教的理解，她才发现「宗教疗愈」既超越传统宗教教门的疗愈，也超越传统临床心理的实证主义框架，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一种「神的协助」。 余德慧、余安邦与李维伦三位学者指出人文学疆界的流动，使得人文学科可以突破自我惯性，开始去倾听受苦的声音，获得自身全新的反省。透过全新的反省，人文学科进而自我转化，渗透进入受苦处境，凝练出更深刻的人文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人文临床」的概念。人文临床最富启发之处即在「神圣的恢复」。譬如原住民生活中有神圣性，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真挚的关系。可惜过往多数人从专业本位谋思控制，欲除真挚关系而后快。但真实的生活中往往存在着许多不可预测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仅仅以现象学的方式去解释，而神圣意义的那一面就会被忽略，而真挚关系的解蔽往往发生于当事人对待事情审慎的情感与态度之中，而并非用符号或者某种技术去演绎推衍得出的结论。在专业被过度保护状态下，如何面对无法解释的经验？这是临床工作者的一大挑战。 余德慧、余安邦与李维伦三位学者文中所指出的人文意识仍必须在虚构中与不可见之精神力量的浩瀚泉源取得联系，才能构成其精神生产的力量。例如，我们会在神话或传统仪式里与祖先精神取得联系，或在历史论述里感受到自身返祖的力量，或在虚构的小说里取得真实的感动，或在艺术对现实的扭曲而取得升华的力量。这些都显示出人文意识中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那里获得另一世界的情态，如悲欢、离合、残酷、仁慈等等。 这些明显的现象使我们无法忽略与精神力量之浩瀚泉源接壤的必要与各种可能。历史学本科对鬼神的问题着重于非神论的视框，而安全地在宗教文史的领域纵横论述。若将历史意识推到非神论的边界，意味着历史无法逃避非经典释义的、非宗教事件、非社会政治等合法论述之外的历史现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就会导向精神史学、心态史学的情态性知识。然而，这些现身情态的知识，却是在历史本业发展的过程被掩埋起来，只能以小说和艺术呈现的部分。如果历史学持续用这样的型态来展开研究，笔者更觉得与期待我们应该扩大视野，认真思考如何将历史资源转用来真实抚慰人心，这时候就需要思考心理咨询本土化，同时就是心理咨询人文化的历程，这才能呈现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 在心理咨询人文化发展过程中，咨询师更应该去深刻反省，如何诚意面对当事人，去体谅和理解受苦的生命。这会使得咨询师与当事人之间不再是一种诊疗室里的医病关系，而是建立起一种正向的师生关系，在教化的脉络开展，咨询师可以引领当事人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去观看自己生命，思考如何诚意面对当下的情境才能脱困。心理咨询的人文化就要回到中华文化的起点，周公的制礼作乐当年就是种面向社会的普适性教育，从天道回到人道，心理咨询师正应该把周公作为人格的典范，不只个人应该修养身心，诚意面对上天，更要诚意面对当事人来帮忙当事人，来让受苦者化解困境，让心理咨询成为面向社会从事教化的历程，这是周公给予心理咨询人文化的启发。 参考文献： 钱穆（1998）。〈周公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史论集》（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复（2011）。〈周公制礼作乐的背景与影响：气候生态的变化与人文精神的发展〉。孔孟学报，（89），363-386。 徐复观（2014）。《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 余德慧、余安邦、李维伦（2010）。〈人文临床学的研究〉。哲学与文化，37（1）,63-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