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 | 周学儒】武汉肺炎：面对死亡的危机与转机

进入庚子年，中国大陆爆发了自武汉起始，蔓延全国的「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面对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和扩散的疫情，政府采取了强力的隔离封锁政策，整个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笔者深处此次疫情旋涡的中心-武汉，深刻的感受到人们面对疫情爆发后的心理情绪变化。从最初心理上的不重视；到武汉及至湖北全境封锁交通后产生的恐慌感；再到笔者此刻书写时，隔离的常态化似乎使得人们的心理上又归复于平静与乐观。这种相对的平静感，是人们都可以持以平静和乐观的心态面对疫情了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当事件进入常态期时，个人心理的恐慌感与紧张感，会从个人意识下沉，内化与进入到个人潜意识。从社会层面而言，这种紧张感由集体意识开始进入集体潜意识。这就不难解释笔者常会在各个微信群组看到，有人会觉得自己身体有各种不舒服的症状，相当程度的原因就来自于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紧张感形成的共振效应，而各种不明就里的消息的肆意传播，又放大了这种紧张感的共振。

      医护人员  /  来源于360图片

从一般心理学上来说，当然可以给出很多的建议，来缓解这种心理紧张。譬如：适量的运动、听音乐、做瑜伽、冥想练习或放松练习等。然而这里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紧张感本质上来自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人该要如何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存在，这不是一个人们会时常思考的问题。心理学家余德慧指出，当人在日常生活里，往往会自动产生三种面对死亡的态度来保护自己，这三种态度就是三层机制，使得人对死亡的正在降临发展处暂时的失忆：第一层机制称作「非自身」（otherwise than being）意即人活着，往往都是遗忘自己的存在，对自身存而不论，唯有如此，人才能激发出无法被抹灭的操烦，往外展开，投射出某个我们会称作「成就」的东西；第二层机制称作「被抛掷」（be thrown），意即人面对生命都得要采取完全实际的办法来过生活，而不可能活在空虚里，如同被抛掷般，人如果不按照该环境的规则来运作，就会与世界脱钩；第三层机制称作「在沉沦」（be fallen），意即人活着就会预设且带着「滋味」的感觉去体会生命，使得我们将生活给意义化或价值化，体会的愈丰富，就会觉得愈有意义或价值（余德慧，2006：37-41）。

京剧王阳明龙场悟道  /  来源于360图片

明代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一生中数次面临死亡的经验，对他的生命觉悟和心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谨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人上疏得罪刘瑾, 被矫诏下狱。为救戴铣, 时任兵部选武司主事的王阳明毅然上疏，结果被庭仗四十，险些丧命。王阳明在上疏弹劾刘谨时，因为尚有个自我从事外在成就的创造，出于公义或职责，自觉在做着最有意义或价值的事情，才会忽略死亡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第二年，王明阳被谪贬贵州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 蛇虺魍魉, 蛊毒瘴疠, 与居夷人鴃语难语, 可通语者, 皆中土亡命之徒，时瑾憾未已，仍想加害王阳明。在这种环境下，已陷入到少食缺衣、 无居无语，外有追杀, 前程断送, 举目无亲, 生活难以为继，对王阳明来说他的人生已陷入了绝境。王阳明此时觉得人生的得失荣辱都能看破，唯有死亡这件事情还无法超脱，于是就坐在石头的棺材里等死，对自己说：「我只有等待天命了」。王阳明在那绝境的状态下日夜静坐，久而久之心中越来越明朗，终于在某日夜里彻然大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被谪贬龙场，任何外在的名相都剥落殆尽，在这种「濒临死亡」的处境中，自知生命随时都可能消逝。当他掉落在生命的底部，直接面对死亡时，自我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弃。自我感的瓦解，不是指完全没有自我，而是指人原来仰赖维生的心智自我开始瓦解，产生与宇宙合为一体的超个体自我，即「自性」意识，使得人对自己观看的世间产生更豁然贯通的理解。

笔者身处武汉，历经各种真实或不实的信息冲刷，却发现面对疫情，最重要的反而是人该如何回归重视身心的修养，持平涵养生命的过着每一天。平时整日忙碌，很少能如此放个「大假」，我们在经历前几天窝在家中身体的松懈与面对疫情的精神紧张，为何不转而开始有意识的调整与收摄精神，保持正常的作息时间，陪伴家人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认真读读书，在危机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焦虑的深刻议题，而不是将时光与精神消磨在紧张与焦虑的刷手机上。现代社会中人们难有如此深刻的濒临死亡经验，在这场疫情来临时，反而是人对生命和死亡展开深刻省思的最佳时刻，该如何带着「滋味」去感觉与体会生命，使得我们的生活被赋予意义与价值。如何代入这场危机中的情境中，精简生活与收摄心念，去感受与品尝「濒临死亡」的处境，不再被群体或个体的恐慌支配，化危机为生命的转机，种下人看见生命本来面目的种子。

参考文献：

余德慧（2006）。《生死学十四讲》。台北：心灵工坊文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