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专栏 | 张辰】我们是个甚？从公元2020说起——呼唤年号纪年的回归

今年是2020年，关于这个ABAB数字结构的年份，网络上有各种的传闻。例如，2020年国庆节和中秋节完全重叠；2020年有5个神奇的星期六，4月4日、6月6日、8月8日、10月10日、12月12日等等。2020全称为「公元2020年」这种被称之为「公元」的纪年法，究竟有怎样的含义？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2020年前，那个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称之为「轴心时代」后200年的时间点。被誉为全知全能的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今巴勒斯坦中部城市），由其创办的基督教，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从罗马帝国的分裂、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现在阿拉伯世界与美国的对抗，耶稣对欧洲人的精神、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波澜壮阔的影响与发展，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欧洲人对于这位智者有着至高无上的崇敬与笃信，自从基督教传教士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Dionysius Exiguus,约500—545年）根据《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中的叙述为依据，推算耶稣出生于古罗马建国后的754年，并将那一年称之为元年，受到当时欧洲人的普遍认同。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发现埃克西古的推算有误（最可靠的说法是耶稣诞生在公元前7年至4年左右），但基督教历却没有因此更正并一直沿用至今。基督教历内蕴着欧洲人自认自己的人文世界与精神生命从此全新的开始，耶稣也被雅思贝尔斯列为「四大圣哲」（耶稣、佛陀、孔子、苏格拉底）之一。

纵观人类历史，有着很多的纪年法，有的持续沿用至今，例如：希腊历、伊斯兰教回历、犹太教历、藏历以及中华文化里的天干地支历、年号历和现在被现代中国人称之为「公历」的基督教历。这些历法，无一不是与某个特定群体的宗教信仰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希腊历以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期为纪元年，而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本是一位叫伊菲图斯（出生公元9世纪？）的国王，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伊斯兰教的回历则是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默罕默德，从麦加迁移到西吉那的日期，公元622年7月16日做为纪元年；犹太教则是以传说中的上帝创世纪为纪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761年10月7日；藏历则是以密宗最后一部经典《时轮经》为根据而生成的历法。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其所著《存在与时间》中说：「人存在于世界上，此存在在时间中展开。」人有生死，就不得不正视自己在世的时间，并且思索在时间中自己如何的存在着。而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年，就不可避免的关乎到这个群体的文化属性、精神追求。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４月１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面对全世界宣布「令和」（Reiwa）为日本纪年的新年号。「令」为美好，「和」则温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年号颁布记者会上表示，新年号意涵着「文化在人们互相贴近的美丽心灵中诞生并茁壮成长。」据说，日本的新年号与以前的年号不同，不再取材于中国的古籍经典，而来源于日本的古籍《万叶集》。日本外务省在通知世界１９５个国家和国际机构时， 将 「令和」统一译为「Beautiful Harmony」（美好而和谐）。「令和」在日本经济衰落、各种天灾接踵的社会环境里，体现了日本国民的心灵夙愿——希望在恬静与安宁中呈现美丽的和谐。同时向世界透露一种讯息，日本不再秉承侵略领国的「野望」，日本国民存在意义被重新定位与赋予。显然，如何纪年不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是如同部落的图腾，关乎到人的心灵与精神的向度，也整合与引领着国民的生命频率。时至今日，日本126代天皇，共计247个年号，而现在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依然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回溯历史，日本使用年号的纪年方法，来自于日本学习中国唐朝律令制度进行的改革「大化革新」，日本历史上的年号，有据可循的都来自于中国的古籍经典《尚书》、《易经》、《文选》、《汉书》和《后汉书》等。

中国目前所使用的「公历」也就是基督教历法，近代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２年１月２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基督教历法），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为止。」在1929年7月2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各地使用「国历」，也就是基督教历法，通知中说：「旧历废止以前，各地书局所印历书，均系阴阳合历，现在普用国历，废止旧历，早由政府明令遵行，以后历书，自不应再附旧历，致碍国历之推行」至此，从汉武帝开始延续了两年多年的年号纪年在中国结束，而末代皇帝溥仪「宣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陈旭麓（1918—1988）说：「纪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结果，但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革才使他们相信皇帝已经倒了。」很显然，这时候的纪年方式的改革，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是满清政府的终结；其次，是五四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富国强兵、迫切于用西方的理念改造中国的愿望；再则，蕴含着中国人想摆脱西方列强侵略，想要平等立足于世界的心理需求。钱穆指出: 「自清季以还，外侮日逼，国人之不自安而思变以图存者亦日切。至于最近之十余年，则凡文字、学术思想、家国社会伦常日用，无一不有急激求变之意。」毫无疑问，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纪年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是计时的功能。尽管后来的学者为了淡化基督教纪年中的宗教属性，将其改名为「公历」、把「西元」称作「公元」，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计量年份的依据就是耶稣的诞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1887—1939）说：「世界通用基督教纪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有着不能避免的内在矛盾性，而这样的「世界通用」其实是欧洲人型塑出来的，这同样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效应。

中国的年号纪年，从西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沿用两千多年，并影响周边越南、朝鲜、日本效法使用。在历史的演变中，年号纪年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时间计量的作用，更是在中华文化脉络下，统治者彰显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年号作为正朔的标志，执政者常常会根据祥瑞灾祸、政局变动、礼祭大事、社会实况、民众夙愿以及执政者个人的心理状况、所处特殊历史背景等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经典里精挑细选出符合的词字作为年号。北宋王钦若（962—1025）在其编撰的《册府元龟》中叙述年号的作用为：「章述德美，昭著祥异；或弥灾胜厌，计功称伐。」如此看来，年号不仅是执政者面对上天的告白、对于自己使命的确认，同时也是对于民众民风的教化与感召。例如，唐高宗执政期间，面对全国22个州县发生程度不同的旱涝灾害。唐高宗对于灾情非常的重视，虔诚为百姓祈祷，加勤政务。《旧唐书》记载「二月戊申，以旱，亲录囚徒，祈祷名山大川。」在缓解灾情的措施中，其中就有改元年号为「咸亨」。「咸亨」两个字取自《易经·坤篆》「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年号内蕴着天地调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茂和畅的祈福，对于自己与民心有着自勉与抚慰的内涵。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执政者常常有着天人感应的敬畏与认知，认为祥瑞灾祸是上天对于施政者显现的一种勉慰或警示的讯息。如果出现自然灾害，执政者理当诚意反思，除了勤政与赈灾的努力，改变年号也常常成为天人感应的结果。例如，汉武帝执政时期连年大旱，于是将年号修改为「天汉」意即要通过勤政修德来感动上天，让天界里的河水化为甘霖降福于人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次年号的更改，不论从国家还是个人，意味着对于过去时间的反省，对于未来时间的耕耘。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说，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使用的度量时间，叫做「空间化时间」；另一种是通过人的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叫做「绵延」。伯格森认为，空间化时间处于均匀、互相分离的状态，而「绵延」是唯一的实在，是我们内心中的前后相续、彼此渗透。当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代表着我们与耶稣的连接，而只是对于时间数字化的计量，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就变成伯格森所说的「空间化时间」。这种时间并没有被人赋予意义，只是一种日出日落的变化，昨天和今天可以是彼此独立的，今天和明天也可以是彼此独立的。如果时间没有在人心里有着绵延相续，无法彼此影响与渗透，没有了「相续心」，思想也就无从产生。当我们赋予时间价值与意义，时间就会赋予我们生命文化的属性与使命，我们就在时间的波频里，不断向内思索「我是谁？」，不断确认自己的生命坐标。

钱穆曾说: 「我们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为什么要用西历纪元？现在又不称之曰西历，而改称曰公历，这也是一问题。将来若要为世界人类历史定一个公历，怎么定法，现在还不知。」世界有很多种的纪年方式，每一种纪年方式，都是立基于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是对于自己母体文化的追溯、继承，也是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存在意义的耕耘与开展。年号不只是执政者改朝换代的标志，更是中国古籍经典与当下时空的对话，因此年号也常常承载着教化民众、孕育人文、净化世风的价值。时至今日，皇权已经远离我们很久了，年号纪年的意义不应该继续被窄化成皇权的象征，中国人也不应该活在「全盘西化」的阴影里。年号纪年应该是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华人心灵世界的符号、更是凝聚华人文化认同的标识、还应该是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智慧。展望当下中国，中华文化即将迎来一个盛世，而能展现中国文化的纪年方式，本该重新回归我们华人的日常生活，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为华人的心灵揭櫫大纛。不论是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1884—1919）提出的黄帝纪年、还是康有为（1858—1927）提出的孔子纪年、或者章太炎（1869—1936）提出的西周共和纪年，这都是植根于中华文化脉络里的纪年法，都可成为中国人采用的时间轴。并以此作为秉承与接续先人智慧的发轫，活化中国人潜意识里的人文记忆，翻开中华文化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５页。

《国民政府训令第５４３号》，《国民政府公报》第２０７号，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１９２９年７月２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３２０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钱穆． 国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J］．新青年，1919，（6）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94页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