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想睡了你。」女性自我的解放与困境——从文化视角回看精神分析⊙张辰

「□□□（老师的名字），我想睡了你。」一位女士在精神分析心理学工作坊上，对着正在激情洋溢演讲的男性导师大声的呼喊。这一声呼喊使课堂的氛围达到了沸点，会场里充满了欢呼声，像似一场集体的胜利。这是一位学习精神分析多年的朋友，给我讲述她在参加精神分析工作坊上，发生的真实情景。她说，那位导师在圈内小有名气，说话风格以犀利著称，语气坚决而押韵，使得课堂氛围充满了激情。我认真看着她参加工作坊的学员合影，发现参加工作坊的学员几乎全部是女性，且年龄以70后、80后居多。回想身边学习西方心理学的学员，年龄段、性别比例也是如此的相像。不知几何时，大陆的心理学热潮迅速席卷祖国的大江南北，而70后、80后则是主力军，其中又以女性居多。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成因呢？

我们不得不回看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五四运动爆发后，传统文化经历不同朝代的扭曲、累积所形成的男尊女卑、节烈、三从四德的女德观，受到了正面的挑战。在「两性平权」的呼声中，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权、族权、夫权开始被「解放人性」、「自由恋爱」的观念替代。1923年《佛洛依德自传》被章士钊（1881-1973）翻译成中文，以性理论为核心的精神分析，乘着启蒙的西风正式进入到中国。在晚清长期处于被思想禁锢、失去话语权的女性，从深闺走向街头，通过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将内心的压抑情感宣泄与释放出来。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代表，例如：冰心、丁玲、白薇、苏雪林、袁昌英、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等。这时候的女性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以反封建的角度对于包办婚姻、追求自由、个性解放进行了文学的创作。凌叔华的作品《酒后》的故事中，女主人心仪于来家里做客的男宾客，受到自己欲望的驱使，请求丈夫答应自己亲吻一下卧醉家中的男客人。这种女性作者的文学作品，将女性想要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急切心情表露无遗。精神分析无疑让五四时代的青年认识到了一个常识，就是性欲是人的自然本能，它不应该被扭曲与禁止。在这种汹涌浩荡的时代思潮里，从晚清遗留下来的女德观在社会运动中解体，女性有着「解放」、「打破」、「冲出去」的强烈渴望。这时候，有着欧洲出生背景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出现，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相当于加了一把干柴，鼓舞着青年男女压抑情感的宣泄。但是，「解放」后的女性该怎样选择与型塑今后的自己？打破旧的女德观，新的女德应该是什么？冲出去后，要继续冲到哪里去？不但五四时期的学者没有给出答案，舶来品的精神分析也没有说明。五四后期，青年的激情消退，逐而被苦闷的情绪代替。就连五四时代的学者也不能避免，例如：丁玲与冯雪峰、胡也频三人同居的畸形婚姻生活、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鲁迅与许广平的舆论纷争，还有郭沫若、徐志摩、张恨水等许多文学大家的生活情感，都凸显出五四后女德重塑的困境。五四时期对于人性解放、两性平权文化思潮，在形式上展现出其强度与烈度，但事实上影响女性行为的旧有女德观其实并没有改变与消除，它就遍布于五四后，女性面对未来的彷徨里。知道了我不是谁，却不知道我是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妇女政策受到苏联影响「妇女解放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妇女翻身，意味着要从家庭中将妇女解放出来，参加社会事务、社会化劳动成为妇女解放的标志。在这样的阶段里，女性不但要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利、继承权，还要参与男性所能承担的一切工作来证明「被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也正是这个时代提出的口号。但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关注点基本集中在生产关系的平等上，女性被社会氛围推动，积极投身于生产。但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贤淑女德并不会因为一时的社会运动就戛然而止，这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说的集体潜意识。这个时代的妇女，不但在社会集体中承担堪比男性的生产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完成繁琐的家庭劳务，这一代妇女，就是现在70后、80后的母亲。这种社会生活形态下，这一代的家长普遍呈现出一种专制的态度，有着简单粗暴的家教风格，「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方法。父母教育孩子的内容，也都一些口耳相授的道德教条。例如：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勤俭节约、舍小家顾大家、舍己为人等等，主旋律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感受屈从于道德舆论。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在很长的时间里，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那个阶段，墙上的标语虽然写着「生男生女都一样」，事实上生男孩比生女孩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祝福。对于女孩，「文文静静」让家长、老师与社会满意，这是基本的要求。而「文文静静」的内涵却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更有着不能真实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默会。女孩必须婚前学习家务劳动技能，动静举止得体以便适应未来的婚姻生活。这一代孩子，因为自身的感受常常被忽略掉，逐而形成一种自我的卑微感。习惯于藉由外在的评价与社会的荣誉，来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改革开放后期，这一代人也进入家庭婚姻生活，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可避免的延续了上一代的母亲，除了上班，在家庭中负责家务、照看孩子成为女性的本分。即便女性因为个人社交与工作需求，其生活安排呈现出男性化的形态，却在内心有着隐性的亏欠与愧疚感。近十年来，因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情结、伤害、以及压抑的情感有着被排解的心理需求。而事实上，这些成长的印记正在她自己家庭内部、社会人际中形成新的问题。例如：过分的自责、不敢表达真实想法、婚姻破裂造成的自我价值虚无感、牺牲自己感受成全关系和谐等等。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代女性所面对的心理问题，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的问题非常相似，都是因为社会文化对于人心产生了压抑，差别只是严重程度。

当我们仔细了解精神分析产生的维多利亚文化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精神分析本身的出现，都源自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原因。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社会氛围就是极端禁欲主义。「性欲是思想下流的男人的专属，女人不可以有性欲。」、「性行为只能是为上帝创造子民的目的。」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道德共识。据德国风俗史研究专家爱德华·傅克斯记叙：「有那么一个女人，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结了婚，并且生了好几个孩子，但当她七十岁时却对哈费劳克·爱丽丝说，他一生从未见过男人的裸体。据说连感情最深挚的爱侣勃郎宁夫妇也未曾见过彼此的全裸的身体。」禁欲被全社会尊为恪守高尚道德的典范，人的本能、性欲被普遍的压抑，这就是精神分析得以出现的文化背景。当人压抑的性欲被通过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梦的解析被释放与宣泄，人的身心就会获得快乐，「获得快乐」就是欧洲人自我意识的追求。精神分析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在地成功经验，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被无限放大，成为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真理。改革开放后，精神分析作为哲学首先在大学里获得传播，尤其是高觉敷（1896-1993）修订出版早年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１９８４ ）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１９８７ ）为标志。精神分析的出现，不仅给予解决了温饱问题后的国人打开了解欧洲人心理的窗口，同时也为中国人自我的探索提供了契机。我们不能否认，参加心理学工作坊会在短时间内给人带来兴奋感、愉悦感、自信感与被接纳感。但是，奠基于追求自我意识获得快乐的精神分析，潜藏着文化上的危机。参与学习的群体虽然会从曾经被社会文化、家庭教育压抑的阴影里获得解放，却可能因为不断的豢养自我意识，而发展成另一种脱离社会的人格形态。这正来自自我意识不断强化与扩张，使其正处于脱离社会文化的边缘状态。只要是可以让自我获得肯定、自我获得快乐的行为，都会受到共学群体的赞赏与鼓励，这是精神分析工作坊的普遍氛围。

精神分析在这种狂热独断的浪潮里，被权威化、真理化，有着宗教般的特色。而在欧文·亚龙（Irvin Yalom，1931—）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欧文·亚龙发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个案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例如：1892年，弗洛伊德声称用精神分析治愈了一位因为心理问题而不能走路的女士伊丽莎白。弗洛伊德声称，治疗是通过精神分析的宣泄技术、增加自我意识的控制感遏制潜意识取得成功的。但是，欧文亚龙在研究弗洛伊德的治疗笔记中发现，非精神分析的治疗性活动占据了主导型的地位。例如：弗洛伊德让当事人探望她姐姐的墓地；鼓励当事人拜访一个很吸引她的男青年；弗洛伊德会见当事人的母亲，请求她的母亲以开放的态度来与当事人进行交流；弗洛伊德帮助当事人处理家庭中的财务纠纷；陪伴当事人参加私人舞会等等。欧文亚龙因此坚信，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分外之事」，构成了当事人心理疗愈的决定作用。而在撰写个案分析报告的时候，却把非精神分析的治疗性活动排除在外。这在笔者从事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是一致的，同样都是精神分析咨询师，其疗愈效果却千差万别。原因在于，真正起疗愈作用的也许正是咨询过程中，被人忽视的「非专业」因素，以及咨询师本人的人格力量。为什么自我觉察的内容、咨询师自身的生命觉悟、人格力量，都必须冠以精神分析的名誉才能使其价值合理化，如同僧侣被佛陀摸顶赐福、基督徒被上帝选中。身边一位学习精神分析的女士说，她在参加精神分析工作坊时，一位精神分析的老师说，发现她在参加团体活动的时候，发言被动、习惯游走在团体的边缘位置，融入感不是很强。这位女士又说：「我听了这位老师的点醒，令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人际模式一直是这样的啊！精神分析真是太实用了。」但是，我清晰的记得，这位女士在两个月前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发现自己参加团体活动的时候，常常处于团体的边缘，没有融入感。」为什么明明是自己在生活中觉察到行为模式，却非要在精神分析的老师确认后而获得「恍然大悟」。而不论这位女士自己的觉察，还是点醒她的那位老师的观察，其内容都是在地生活经验的内省，这些内容与精神分析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硬扯关系，恐怕与任何心理学流派都可以扯上关系吧。）

女性对自己的生命改革，自我重塑为什么非要藉由「精神分析」的加持才能获得合理性？这与欧文亚龙对于弗洛伊德的个案报告的观察是一致的，精神分析不仅被欧洲型塑成学术权威，在中国五四运动全盘西化的氛围下，同样被视作启蒙的真理。浸润在精神分析工作坊的学习者，常常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习惯于用精神分析术语类似「投射」、「移情」来分析一切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与人谈话总是展现其话语的专业性、优势权与真理性；与人交谈习惯于指出他人的童年经验负面思维为能事；最后，尤其绝不允许他人对自己所学精神分析产生质疑。什么是她的自我意识，什么是她所学习的精神分析的意识，这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精神分析共学团体中，压抑的情绪被释放，自我被从曾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生活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依然是个谜题，只能通过不断的参加工作坊来延续与保持这种兴奋感。拿汽车打个比方，精神分析能说明汽车的马力、油耗、轮毂周长，它却不能告诉汽车应该行驶到哪里去。这不正是五四运动后，女青年所遭遇的真实心理困境吗？除了释放、解放、宣泄、再释放、再解放……难怪会有女士想直接把上课的老师睡了呢。当自我的主体性、控制感被强化，确实很容易挣脱曾经束缚自己的生活经验、情结、阴暗心理与集体潜意识。但是，当被解放的自我拥有选择的自由，她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如何重新设定家庭关系与社会伦理，都将面对重塑的问题。这也是欧洲人崇尚追求自由、追求快乐的自我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后，所形成的文化不兼容问题。很多心理学团体发展成传销与邪教的沃土，每天社会新闻中的换偶游戏、PUA（Pick-up Artist）、性泛滥这些现象层出不穷，不正是自我意识在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快乐，而逐渐显化出的后遗症吗？

我们不能藉由获得救赎的心态，赋予精神分析普世的价值，活在对童年经验的背叛与对抗中。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如何活出自我的价值？我们活着不应该只是过去生活经验的回响，不应该纠缠在压抑情绪释放的快感里，不应该窄化在客体自我的拼装里，更不应该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型塑里。面对祖先与子孙，如何传承与光大德性的记忆，如何完成承上启下的继往开来。如何活着？这本应该是对生命意义的叩问，叩问家族记忆更替中的自己，叩问源远流长文化道统中的自己，叩问在天地间如何俯仰无愧的自己。精神分析有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却应该恪守它的边界与有限，不能让其带着普世的价值无限化，这不仅是来自五四后欧洲中心主义带给华人的影响，更来自于我们内心习而不察的文化自卑，这才是五四以来，华人共同的「童年阴影」。当主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来临，女性对于追求自我价值的热情，不应该被束缚在「专业」里、也不应该被限制在知识权威里、更不应该停留在以接近欧洲文化为荣耀的卑微里。五四百年纪念时，陈复、黄光国、夏允中、张兰石与王智弘五位学者在《中国时报》共同联署发表的〈总结五四，再创未来：华人本土社会科学宣言〉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发展适合于华人生活的本土心理咨询，不只疗愈百年来华人在各种苦难饱经受创的身心，更让人重新正视智慧的道统，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恢复自家生命的本来面目，活出自性的伦理关系。」中国女性只有藉由承认自己有心灵、承认对于生活的真情实感开始，对于披着真理外衣的洋理论展开真诚的对话与怀疑，才会看见一个本来就康庄而浩瀚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