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本土化来谈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刘莞

中国文学的抒情与叙事传统的提出，是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命题。西方文学长于叙事，在西学东渐的浪潮里，当时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两种对应性观念：一、以胡适等人为代表，致力于寻找中国的叙事诗发展历史；二、以陈世骧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文学具有抒情性，提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抒情传统说在中国文学界流行了几十年，在华人文学领域的学术圈形成强有力的影响。近十几年来，又出于对抒情传统的补正，学术界又提出「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其中董乃斌先生是重要代表之一。董乃斌先生企图建构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既不是直接移植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也能希望突破仅对照「抒情文学」所产生的「叙事文学」概念，把非叙事型文学的叙事性问题也纳入研究范围。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把包括诗歌在内的一般认知偏重抒情的文学文本，都纳入到叙事性研究的范围中。

但是，董乃斌先生虽然扩展了研究范围，但是「叙事传统」这一命题终究还是与「抒情传统」相对应而存在，那么「抒情传统」这一命题本身究竟有如何的合理性呢？这一问题学界也有诸多讨论和省思，例如龚鹏程有《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以及李春青《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兼谈考虑中国文学传统的标准与方法问题》。龚鹏程认为「抒情传统」在方法及范畴上便是错的，抒情是中国文学的特色，特色不能等同于传统；再者，他认为陈世骧犯了「以西律中」的错误，西方文学的抒情来自其浪漫主义抒情，中国人的情是「缘情」。李春青则从方法论上更直接指出：「抒情传统说」存在「具体性误置」，试图用一个内涵简单的抽象概念来概括中国文学这一极为复杂的具体存在，进而用一种理论的建构代替对具体问题的考察。

上述两位学者对「抒情传统」的批评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的理论建构。自百年来中国学术开启现代化的历程，就绕不开理论建构的问题。现代文史哲学科都传承自中国古典学问，训诂、校勘之类可继续延续古代传统的研究范式，但若以「文学」、「哲学」、「史学」将其分类，则不能不把古代各类文献融合当西方学术内，建构出具有现代学术典范与意义的各种理论，才能被视作在实现学术的现代化。然而经由高度抽象理性产生的学术观点，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略有「异质」，中国学术界为了尽快融合西方，长期以来简单横向移植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强行解析中国文学，实属方枘圆凿，往往呈现理论与应用失焦的现象。正如董乃斌先生指出：「一旦与抒情传统、西方叙事学分离，本土文学叙事研究普遍出现『失语』之状态 。」叙事研究的「失语」，正是因为缺乏植根于本土开展出来的相应理论，理论建构并非文艺学专业的专利，古代文学的研究也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构，才能避免陷入「失语」状态。

那么，植根于本土的理论建构要如何展开？其实西方学术善于兼建构理论，亦来自其文化传统。中国人重「感应」，西方人重「玄思」，古希腊哲人通过「玄思」去探索表象世界背后永恒不变的真理，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理性世界的知识，就是「理论」（theoria）或科学（science，logo）。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理论或科学的型态已经是「结果」，创生这些「结果」的源头，则是科学哲学。只有了解了「科学的哲学」，才能去创造新的科学或理论的范式。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以「科学哲学」为思考工具，立足于中国文学本身的土壤，进而才能建构出中国文学的理论，避免简单移植西方理论解析中国文学，也避免因不懂理论建构的方式而在进行理论建构时产生误判。李春青所主张的「历史化」、「语境化」的研究路径，即符合「立足中国文学本身土壤」的问题。

西方的叙事学（narratology）建立在结构主义与现代语言学上，如果直接拿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诸如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人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学，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感。若要借鉴，不妨先回到结构主义本身。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于1950年代由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所提出，「结构」是一种超越客观表象的，具有稳定性的「深远的实在」。人类文化创作活动的思维机制，是童年时期沉淀的创作经验，深深扎根于人类潜意识的底层，形成其顽固和坚实的性质。人类一切文化的成果，都是这种最深层的潜意识，历经压抑又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潜意识中的经验构成个人历史中各个不同阶段之文化活动的「原型」和基本模式。文学作品也是人的理性和潜意识交织作用的呈现，诗人在创作诗歌时会选择抒情方式更多，还是叙事的方式更多，背后都有一种「结构」可发掘，叙事文本是诗人在当时社会思潮、人文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所呈现出的结果。当我们可将这些深层结构一一找出，便能从「叙事现象的描述」走向「叙事理论的建构」。

无论是偏向于抒情，或是偏向于叙事，一首诗歌的创作，总是发自于诗人的情志，情志发源于诗人的心灵世界。但凡诉诸文本，即有了「叙」的行为，诗人的内在世界如何安排出「叙」的结果，即是取决于其「内在结构」。如宋元时期水运发达，留存诸多海洋纪行诗。水上航行的经验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新奇的，因此记叙海洋经验的诗歌，其叙事节奏及遣词用语皆符应农耕文明的人面对海洋的紧张感。如元代吴莱有《还舍后人来问海上事诗以答之》一诗，通篇描述海上航行的惊险，事后回到陆地的「后怕」，呼吁人「慎勿疾平夷」，凡此种种，其叙事风格迥异于山水田园诗的恬淡、自然，无不显示出农耕文明思维下畏惧海洋的心态。不过，在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下，当时的海洋纪行诗也有「天人感应」与「人神交感」的叙事内容。李士瞻是元代负责海运的官员，他用诗歌记录「海洋历险记」时，常出现「人神对话」的场景，他在《坏舵歌》一诗中叙述船只遇到大风浪，在危急时刻他以诚意召唤天妃，终究转危为安的故事。另外，他在《责风伯》一诗中则斥责掌控海风的风神，企图用世俗皇权天子的威严抑制风神。这些叙述的呈现，皆是起源于中国人既敬畏不可捉摸的自然现象，又相信人可沟通「天道」，可参赞化育的心理。

在以上诗例中，皆是诗人将真实经验叙而成诗歌，就其「表达型态的结构」而言，都倾向于叙述人与天（自然）的互动交感时所体验的感受，其内蕴着中国传统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诗歌型态不只是工具，更是人藉此表达心中情感的载体。为什么选择用诗歌进行叙述？因为中国人的表现方式是含而不露的，所以用诗歌这样的形式，以简洁的词汇，饱含丰富的意象，从而给人留下宽阔的想象空间；就其「意义型态的结构」而言，则试图在人与外界的互动交感中，寻求物我交融的平衡，即他们并非企图驾驭或操控自然，而是希望人与自然在天道法则里获得和解共生，这更是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总之，在以西方学术体系为范式的现代学术型态下，要建立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理论是任重道远的事情。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止是借鉴西方现成的概念或理论，更重要的是借鉴其科学哲学建构理论的方法，把文学当作应用的沃野，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叙事学」（ indigenous narratology），这才是治本之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