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 | 王岳】在中国思想的历程里确认天命

最近有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书中有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中国思想整体性的发展历程。「汉、唐儒是沿袭了先秦的事功理想，而渐渐忽略了先秦的心性认识。因此在心性修养方面，消极的便走入庄、老，积极的便皈依释氏。禅宗始想再从释家出世精神转身重归尘俗。宋明儒则再从禅宗进一步，来讲修、齐、治、平。但他们思想的侧重点，则仍在个人心性上。晚明儒，始正式要从个人心性转移到身世事功。」「晚明诸儒……这一倾向，为满洲二百多年的高压政权所摧残。直到中山先生，才始重行上路，而又汇入了世界新潮流，来形成他博大无比的思想系统。」

钱穆先生| 图片出自百度

《大学》里有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这个观念贯通了天与人、个人修养与外王政治。我们姑且可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心性涵养的范畴，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身外事功的范畴，两者本属一体，不可分割。然而，纵观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果说从汉、唐到宋明，思想史的主体趋势是要来达到心性涵养的高峰，那么从晚明开始，思想史的主体趋势就是要由心性涵养走往身外事功，并要在这个面向上来走往下一个高峰。

北宋范宽山水画《溪山行旅图》|图片出自百度

阳明先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变。」好恶之心属于人的心性范畴，是非与万事万变属于身外事功的范畴，而良知便是这两个范畴的接榫点，自此，尊德性与道问学，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路径就被打通开来。工夫的关键点，就落在了良知的好恶上。好恶之心人人都有，但常人的好恶不能直接等同于良知的好恶，而良知又是人人所共有，所以良知的好恶又必然掺杂在常人的好恶中。所以，在工夫的节目里，就包括了要来细致面对自己的好恶感受，对好恶背后的意念做彻底的检视，以不断逼近心灵底层的本体。

好恶的产生，来自于背后有一个主体的判断机制，阳明先生称这个主体为良知。作为人，能真切把握到的，是好恶这种感受，而这已经属于判断后的结果，对于判断的具体过程、以及做出判断的主体本身，我们却了解甚少。这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结构的限制使然，而这个结构可以通过人的修炼而持续发展，当人的自我意识朝向自性，自性的能量就会进入这个空间，意识的结构就自然发生改变。这个结构越精细，能够了解的事实就越广阔而清晰，如《中庸》所说「致广大而尽精微」，人也就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良知的好恶，人既是深刻的观看者，更成为了做出判断的主体本身。

阳明先生曾以明月作比良知 | 图片出自百度

阳明先生让儒学在心性体证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也为外王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阳明后学的流弊，清朝政府的高压统治，让这股清流无法顺畅流转，加上清末民初西洋思想的迅猛传布，让中国人在恐慌中迷失，更加不看重自家传统。钱穆先生独具慧眼，始终带着温情来研究自家文化，并坚信在这个面向里，一定有着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获得新生的卓绝智慧。这本《中国思想史》凝练地梳理着中国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变化过程里，如何围绕着天人合一的终极信仰，努力展开的内圣与外王的极致呈现。当人认清自己在这个伟大历程中的精确位置，并持续展开奋勉，天命也就会越来越清晰地在人的生命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