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在〈与黄诚甫〉的书信里说：「有关于立志这件事情，敝人常说，甚至已经说得很繁琐，但，只要是与知己谈话，都不能舍弃这个议题不谈。人立志要在心性的道德有成就，是否有做大官，这件事情就不会拖累他的精神；人立志要在政治的事业有成就，是否有获得富贵，这件事情就不会拖累他的精神。但，问题在于：现在世人认知心性的道德是否有成就，竟然是拿有没有做大官来当标准；再者，现在世人认知政治的事业是否有成就，竟然是拿有没有获得富贵来当标准。要做个有仁的人，应该端正自己的行径，不计较是否能获得利益，应该询问是否有阐发大道，不计较是否能被人彰显。如果有计较的心态，那即使行径端正，大道获得阐发，都还是种利益挂帅的状态，这对于心性有亏损。」

心性的道德与政治的事业，就是内圣与外王。立志于内圣外王，缠是真立志，如果这二者没有紧密结合，那就不能称作立志。当然，现在的公共事业已经不限于政治领域，然而各种公共领域依旧与传统的政治领域有个相通点，那就是涉及庞大的利益重新配置的议题，如果在这利益重新配置的过程里，人是在把利益配置给自己，而不是用来帮忙他人，那就不能称作外王。有个关键性的现象值得注意，绝大多数从事于公共事业的人，并不会有这种把不当利益配置给自己的私欲，这符合最基本的良知，然而，绝大多数从事于公共事业的人，常有「我只是每个月来领个薪资糊口」的心态，对于如何把公共利益精确配置给他人，不太注意，只觉得「我自己没有贪」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却常使得公共利益被无谓的大量消耗掉，这不只是在糟蹋公共的资产，更是在不知不觉的造孽却毫无感觉。

不能外王，当然就是因为未曾内圣。不能内圣而外王，不会只是充其量「我不能做圣人」罢了，毕竟绝大多数的庸人，并不会对于做圣人有任何憧憬，然而，做个公共事业的官僚，充满着消极的心态，对于各种在自己手上来来去去的资源毫无珍惜的觉知，只觉得自己只是个盖章或交办的人，即便有重大决策的疏失，那都会是集体的疏失，我个人并不需要承担具体的疏失，这种耽溺于共犯结构里的工作失察，其负面效应常会累积在个人的身上，化做精神的高压与倦怠，因为你并没有对正在做的事情，付出真正带着情感的关注，这种效应就会回馈到自己的生命里，使自己的内在空洞化。阳明先生那时候，世人就已经普遍只是拿政治的地位与金钱，来衡量为官者的政治成就，并用这种政治成就，来衡量他道德的意义与价值。然而，这种错误的心态，本质不是靠与人辩驳去澄清，毕竟无知无觉而无感的人，他自己因为工作而滋生的各种身心疾病，就已经在帮我们澄清何谓正误了，我们何需再用言语去驰骋什麽快意呢？心怀悲悯，知道内圣外王是精神康泰的上乘良药，每日老实服食，就是知道养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