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六日上午，听到了韦政通先生去世的消息，震惊之后，心中浓郁的悲伤久久不能散去。虽然韦老师已经年逾九十，但是这样的意外，还是令人难以接受。脑海中响起某次韦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不要以为我会活很久，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偶然得个感冒，人就不在了。」这话当时听来就觉得很伤感，当它变成了事实，心中更升起难以言说的无限哀痛。

能和韦老师结缘，起源于我的生命中另一段奇缘。我的老师陈复教授，二十年来在海峡两岸阐发心学教育，他利用网络的便利，他关照每一位热爱生命、精神受苦的青年，我们心学道团十几位同门因为心性的能量被汇聚在一起。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职业、年龄各异，却有着共同的向道的心灵。陈复教授是韦先生在台湾最亲密的学生，因此，我对于这位太老师，心中早已种下倾慕与亲近的种子。正式与韦先生相识，是在2014年我读研究生时，当时深圳大学为韦先生举办米庚学庆，韦先生亲自来演讲，在陈复教授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提前给韦先生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韦先生的电话回应，并得到了韦老师的称赞和鼓励。当时我还是一个尚未窥探到学术门径的研究生，心情低落，能够得到思想大家的认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后来，我考上了博士，写信给韦先生报喜，他看完信就给我打电话，从电话中听得出来，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读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韦先生非常鼓励我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还说如果他当年选择研究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哲学，成就可能比现在还要大。接着，他又委托陈复教授把他早年写的《中国哲学与文学之关系》文稿转赠给我，嘱咐我好好做研究。第二次与韦先生见面是2017年，我去台湾开会，陈复教授带我和周婉琳博士去韦先生家里拜访。韦先生平时都是一个人居住，过着简单而规律的生活，每日读书研究，笔耕不辍，而且非常关注两岸各种新闻，甚至是生活在大陆的人都不一定能关注到的内容，韦先生都了如指掌。韦先生出去吃饭时，总要小酌几杯，他最喜欢金门高粱，对菜品也很讲究，他在饭桌上依然是滔滔不绝地纵论古今。先生身体状况很不错，看上去精神饱满，一直想等以后有机会再去台湾，再与先生深谈，谁曾想这一次分别后，竟然是永别……

韦政通先生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特点，是年轻。第一次在深圳见面时，我惊奇地发现，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却拥有一颗比许多二十来岁的人都要年轻的灵魂。他永远都在积极地吸收新思想，对新事物充满好奇，饱含对生命的热爱与激情，对于他所鄙夷的旧式传统道德，会毫不吝惜地给予批判。韦先生会葆有如此年轻的灵魂，是因为他有一股坚韧不屈的顽强生命力，对待自己心所向往的事情，他会付出一切去追求。他年轻时为了爱情，只身远赴台湾，后来生活困难，为了买书当掉自己唯一的棉衣，食野果充饥，依然能乐在其中，丝毫不改其志。看到这些故事，我很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把学问当信仰」，何谓「生命的学问」。它的确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理想的火焰，照亮了多少汲汲求学问的青年。

韦先生坚韧生命力的另一面，就是对压抑他的旧传统绝不妥协。他不喜欢他的父亲给他的压迫式教育，一生从未有过为尊者讳的想法来掩饰自己的态度，他为了爱情抛弃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老师，也敢于展开不见容于世俗眼光的爱情，这些事情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来看，都是非常离经叛道的，可是韦先生又是一位忠实的儒家的信徒。这种看似矛盾现象，或许才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儒家的真精神。韦先生在战乱的年代没有顺利读到大学，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所以他对所有热爱学问的青年都十分爱护，不以学历区分高下。他不迷信权威，也鼓励人独立思考、说真话，他一再强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权威，都是可以展开批评的对象。

韦先生突然间就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告别的语言，不过，他的一生都活得淋漓尽致，想来是没有遗憾的。在儒家文化的脉络里，人生在世，若要不断精进，需要找到可效法的生命的典范，了解这个典范作为真实的人，如何在滚滚尘世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我们当从中汲取精神的资粮，来认真活过自己的人生。韦先生视王船山如典范，后来人视韦先生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