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两大弟子，王汝中（畿）与钱德洪，他们负责帮忙阳明先生在绍兴的稽山书院的讲学事宜，并常帮忙处理阳明先生在馀姚的家内琐事，包括照顾阳明先生的孩子，阳明先生在过世前，曾经写信给他们两人说：「德洪与汝中两人的来信已收到，让敝人看见你们的工夫每天都有长进，深深地感觉喜慰！而我们在馀姚与绍兴的各位同志，都能共同聚会认真讲学，奋发兴起，每天都不懈怠。我们的大道的昌盛，真有如大火已经遍地点燃，或甘泉川流不息，那般丰沛的契机！敝人辛苦一生，喜幸得不知道该怎麽说！喜幸得不知道该怎麽说！」他还说：「我的两个弟弟守俭与守文，这阵子受着你们两位的相互扶持与启发，想来应该比较有些成长，我的儿子正宪尤其极端懒惰，如果不痛加指陈其问题，他的病痛不容易去除。父子与兄弟间，由于情感太过紧密，希望他们变好的心情更加急迫与紧张，敝人要能直接指责他们向善反而比较难，这个大任反而要交给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对他们来说既是老师，同时是朋友。敝人私想平日有关于骨肉的情感如何能转化出对道义的深爱，你们都早有领会，当不需要我反覆叮嘱。」

这是阳明先生过世前写给这两大弟子的最后一封信，里面纪录着他最关注的两件事情，前一件有关于心学的昌盛，后一件有关于家人的教育，他萦绕心头的两件事情，都有关于生命的传承。他过世后，兄弟争夺他的家产，过继的儿子正宪还跟嫡出儿子正亿争爵位，显然他的家人，并没有领会到他存在的深意，只是想轻松掠夺他的「富」与「贵」，反而是他的弟子，缠是他生命真正的传人，让心学的火焰在全中国燃烧不息。

这里有个历史问题要澄清：阳明先生传播心学，他的家人（兄弟与孩子）的表现却如此不肖，这其实有长期的原因。他这一生只有活短短的五十八年，却在二十七岁中进士后，几乎生命都处于颠簸动荡的状态，要不就是流放在外，要不就是征剿大任，根本没有什麽时间待在家，这固然与明朝黑暗与诡谲的政局有绝对的关系，更使得他其实没有多长的时间与家人相处。晚年在稽山书院讲学的那几年，既是他终于能回到家乡生活的几年，更是他想要弥补与家人情感生疏的几年。然而，我们着实可发现，极度困难的政治处境，更使得阳明先生在齐家议题都跟着发生困难，这使得他已没有办法让兄弟与孩子都跟着活在心学里，虽然他很奋勉想这麽做，缠会让两大弟子来教育自己的兄弟与孩子，但，人的积习并不是一天养就，尽管王汝中与钱德洪确实很认真想教育阳明先生的兄弟与孩子，尤其当阳明先生过世后，他们积极在保护孩子不受欺凌。这个悲惨的事实，我们不应该避开不谈。

反过来说，现在我们有幸生活在政治比较清平的时期，或者，最起码政治的风雨没有席卷到我们身上，就更要珍视与家人相处的因缘，对齐家议题有更精细的对待。最重要的一点，过去受限于交通不便，女人与孩子都很难跟着士大夫出外，士大夫只要有政治工作，就很难照顾妻儿，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问题，就更不应该卸责，反而应该把整个家都视作行道的单位，让「家人即是同志」，这使得心学家行道的起点，就当从携家带眷养心性开始做起，我们的孩子，就该被视作我们的弟子，不该再有责善困难的问题，反而要直接负起教育的重任，只有越早就把孩子当作弟子来教育，这真实的人格教育缠可能发生，往后缠不会发生无可挽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