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的人治 ⊙陈复

齐宣王曾经问孟子这个问题：「商汤灭掉夏朝，然后把最后的君主夏桀放逐于南巢，周武王灭掉商朝，然后任凭最后的君主纣王在首都朝歌自杀，真有这种事情吗？」孟子回答：「就古书的记载来说，应该是事实。」其实，这是当时的历史常识，齐宣王不可能不了解，他只是想问说：「夏桀跟商纣本来都是君王，商汤跟周武王本来都是臣子，做臣子竟然杀死君王，这样的行径适当吗？」孟子回答说：「伤害仁爱的人叫做『贼』，毁伤道义的人叫做『残』，残害道义掠夺仁爱的人，叫做『独夫』，臣只有听过周武王杀掉有个名字叫『纣』的独夫，却没听过周武王杀害君王！」

孟子说的古书，应该是指《书经》，那是中国最古老的政府公报，记载着夏商周三朝里各种政治事件或政府宣告，包括君王的一言一行，都被纪录下来。在中国担任君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君王的身旁都有史官，君王的动静举止全被史家看在眼里，秉笔直书，中国是历史的大国，各种事情都有明确的历史脉络可供探索，提供当世与后世思考的借镜。但，文书的记载不见得会反应物理的客观事实，常只是反应当时人真实的想法，有时则甚至会跳到更高的层次，纪录着「情境的事实」，那是本质的事实，却不见得会显现在表象的世界里，需要有高明的史家洞见实相，才能帮忙大家拨云见日。

做臣子的人，要有像商汤与周武王那样的仁德，而做君王的人，如果驰骋着如同夏桀与商纣王的残暴，那么「臣?s君」就不再是罪虐，而是在「替天行道」。这是出自南宋大儒朱熹写的《孟子集注》，在这段孟子原文里做的阐释。朱熹生活在南宋的时空里，能说出这样的话，确实还是要对大道有真实的体认，明白呈现出面对大道坚强的勇气，否则如果还要忌惮君主阅读到是否会发怒，那他就不敢如此做了。其实，何止是君主统治时期，在民主政治时期，还是有很多人的思维不清，重视总统的名器更胜于实质担任总统那人的人格，虽然，总统这个名器是国家的象征，具有崇高的意义，但，如果有人担任总统，却丝毫不在意民生疾苦，而是不断说谎或挑拨或斗争，搅得社会大乱，人民的情感被撕裂，那就应该运用各种合法的救济管道让他下台，而不是继续替他寻觅说词与借口，罔顾人民正在受苦的事实。

中国的「士」最注重「春秋大义」，春秋大义首出于孔子，孔子作《春秋》这本书，面对乱臣贼子各种僭越名义的事情特别不满，譬如鲁僖公二十年，西元前六百四十年，孔子记说「齐人狄人盟于邢」，意思指齐人跟狄人在邢国会盟，孔子为什么在这里要写「齐人」，而不写「齐孝公」或「齐侯」呢？因为这是在指责齐孝公不该跟狄人签订盟约来共同进犯中国，他们签订的盟约并没有道统意义，因此孔子只纪录这个事实，却漠视齐国君主的名义，因为他自己都不看重自己的名义，他的人格已经被孔子看轻了。

史家重视春秋大义的人，莫过于文天祥在〈正气歌〉里的两段话：「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太史简的历史发生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夫崔杼杀了国君，齐国的太史简直接写说「崔杼?s其君」，结果这乱臣崔杼把太史杀掉了，结果他的弟弟接着担任太史，同样写「崔杼?s其君」，惹得崔杼大怒，再把他杀害了，接着太史的两个弟弟同样写完全一样的内容，接着都被崔杼处死，而太史简的第四个弟弟依然写「崔杼?s其君」，崔杼看到这个太史家族如此坚持，发现杀他们却禁不掉他不想看见的公评，最后只好作罢了。过去担任史官是世袭的职位，世袭的太史家族，都负有极其沈重的荣誉与责任，他们对历史要负责，而且是拿自己生命去负责！

再来就是「在晋董狐笔」，《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国的大夫赵盾是个拥有极高社会声望与清誉的人，由于晋灵公无道乱国，且想杀害自己，他不得已被迫流亡，却还没有离开国境，晋灵公就被赵盾的侄子赵穿给杀害了，族人立即通告赵盾，赵盾就回来朝内，再度担任大夫，晋国的太史董狐就在史书里写：「赵盾?s其君」，赵盾知道后很奇怪与难过，特别去见董狐，表达杀害晋灵公的人其实是赵穿，他完全没有暗示或明示，如何能说自己杀害国君呢？他希望董狐能更改纪录，还原事实，但董狐对赵盾说：「你是正卿，流亡不离开自己的国境，回来不争讨国贼，显见你的默许，而你是整个晋国内声望与清誉最高的人，你做出这种模糊的表态，杀害君主不是你，还是谁？」赵盾至此只好叹息不已，难过自己的清誉受损，不久后就抑郁过世了。

晋灵公到底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他不行君道，行事作风乖张，对人民课重税过着奢侈的生活，让人民苦不堪言，他会站在高台上，竟然用弹弓去射行人，观看百姓躲避弹丸的样子，竟然高兴得哈哈大笑！有一回，因为熊掌没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命宫女拿出去扔掉，大臣赵盾劝谏过他无数回都不听，反而让晋灵公越来越反感，就派刺客鉏麑去暗中刺杀赵盾。鉏麑偷潜至赵盾家里，发现赵盾深夜就在准备朝服，阅读公文，感叹赵盾如此的忠君爱民，却反要被昏君加害，自己不敢作孽，竟然一头撞树而死。晋灵公谋害赵盾不成，就再设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士兵，打算趁机杀死他。想不到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偶然得知此事，赶忙跑到宫殿，扶着赵盾退出。灵公再唆使一条狗来咬赵盾，提弥明把狗杀死，自己却被士兵杀死了。这使得赵盾实在不能再待下去，只好流亡，西元前六０七年，赵穿在桃园杀害晋灵公，赵盾派赵穿往周朝迎回公子黑臀，这就是后来的晋成公。

晋国的太史董狐写「赵盾?s其君」，?s君的明明是其侄子赵穿，如何能罔顾这个事实，偏偏要说是赵盾?s君呢？这同样是「情境的事实」，赵盾做为国家重臣，更是晋国良心的象征，身负社稷兴衰的使命感，面对这个胡作非为的国君，哪里可能会完全没有?s君再立新君的念头？赵穿，只不过是顺应他的意念做出来罢了，当然，这个意念背后其实更是国人共同的愿望，否则他哪有这个天大胆子去杀害国君？董狐已经看透物理的真实，还原出整个情境的真实，纔会直接写出这段话，当然，由于当时纪录工具的不便（只有竹简），他的文字只能如此简化，点出真实。

赵盾会抑郁而终，其实是对自己的名节太过重视使然，如果他的思维能比较流畅，他或许可这样回答：「知我者，其天乎？罪我者，岂人乎？」意思是说知道我的完整心意的人，大概只有上天了，把这件事情竟然归罪给我，难道会是人民吗？意即是说，董狐当然要做如此的论断，这是董狐的负责，不过，每个人要负的责任不同，赵盾同样要对百姓祸福负责，尽管他连授意杀君的事实都没有，人民真会因此就怪罪我杀掉这个暴君吗？我只要为国家无愧的活着，就不该再计较个人的毁誉了。

再回到春秋大义的问题，其本质就是「名分」。对孟子来说，名分并不是毫无省思的僵化关系，其建立在人与人彼此这个名分的真实重视，如此这个关系才会成立，因此，如果君不君，自然就臣不臣了。但，对朱熹来说，即使君不君，臣得要在人格层面到达商汤与武王那种仁德的程度，才有资格驱除这不堪担任君王的君王，这两个标准稍为有点差异，或许与他们面对的时空背景有关（孟子时期的君臣关系实质已经崩坏，朱熹时期的君臣关系正实质维系着），但，那都是他们面对生命情境真诚的回答。虽然观点有差异，但都交集在担任政治的领导人得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他只有认真造福百姓的权柄，却没有残害人民的自由，他要把担任的职位慎重看待，如果不慎重看待自己的职位，那职位就会被他人（尤其是百姓）轻视，那就是对国家的羞辱与破坏！

其实何止国家，任何社会团体或公司行号，其职位的意义，都得靠当事人对自己担任这个职位的重视才能呈现，其职位的重量，得要由担任该职位的人的动静举止来决断。这不是任何名利能衡量的价值，譬如说，不是我担任某个职位的经济利润比较大，因此我才会看重这个职位，那你到底是看重这个职位，还是看重金钱呢？如有人对自己的职位抱持珍视的态度，他的生命和人格才能跟着产生重量，如果他对担任任何职位产生的权柄与责任毫不在意，那么他的人格就跟着开始失重，如此不只毁坏掉他的人格，还包括毁坏他背后象征的社会团体或公司行号。

对孟子来说，不看重自己职位的人，那就是「独夫」，用现在习惯的语言来说，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本体，而对人成就事情背后该有的义理脉络毫不看重，带着浓厚的自我意识活着，尽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视此为丝毫不可被侵犯的自由，不在意他人的情感、权益与祸福，这种人就是「独夫」了。孟子说这种不看重自己职位的人，杀掉他都是在替那个团体除害，没有听说过他是在杀掉那个团体的领导人，团体的最大化就是国家了。面对孟子的这番言语，要抱着很谨慎的态度来理解，譬如说，不能由独夫来杀掉独夫，意思是说由带着自我意识的人去杀害同样带着自我意识的人，那就没有德性脉络的正当性，只是在驰骋私欲而已。当然，活在现在的公民社会里，已经不时兴杀人，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要让不看重职位的领导人彻底离开团体，那种坚持与奋勉，就是在落实义理。

我们对商汤与武王的言论事绩毕竟已经有情感的距离了，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掌握本体，不带着我行我素的态度活着，那是什么状态，或许有人会问说：「杀害独夫，那是君主专制时期的作法！在民主时期，即使有独夫存在，他都还是受任期的保障，不该破坏制度。」通常带着这样论点的人，都会说现在的时空要强调着法治，过去的时空只强调着人治，我们要问：过去的时空难道真的没有严格的法治吗？反过来说，现在的时空，真的就没有腐败的人治吗？法治与人治，不该是对立的两极，殊不知有内圣意义的人治，理应开出有外王意义的法治，只强调僵化的法治，却不重视人的品行，这就是现在的时空着实「易乱而难治」的症结了。

强调法治的社会，当各种法律途径都已经用尽，却不能救济社会的公理与正义，难道人民行使抵抗权，就会是体制外的表现吗？任何国家的宪法，难道没有赋与人民反抗伤害人民的政府的权柄吗？如果没有，那个国家应该就不是个民主国家了。这里有个民主社会的迷思，其往往宣称公民要做理性的决策，但，我们往往没有先厘清或教育何谓理性，就已经在让公民做决策了。譬如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公民在投票的剎那，会利用他的理性来选出想投票的对象，因为整个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深刻的讯息，能让人理性，通常影响决策的素材会是报章杂志或是各种广播与电视媒体，记者主观筛选出的内容，往往对人的判断产生极其情绪化的影响。当情绪做为国家政治路向的主导能量，那就难怪民主政治往往是「自作自受」的政治了。

各位不要轻易认为民主政治透过公民投票，由多数人做决策，那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将会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人。有时透过情绪性的投票往往会选出独夫，只因为他的脸蛋长得很漂亮，公关形象良好，善于对媒体行销自己，却包藏着个人强烈的偏执与成见，当这种独夫拥有任期的保障，或罢免体制的不完整，会使得人民已经厌恨他，却无法请他离开，或者，人民已经深受其苦，却没有管道让人民受苦的事实呈现（因为独夫与媒体关系不错），这时候有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来做救济，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独夫却会告诉我们这会破坏社会秩序，影响国家安宁，会说这不是公民社会的理性作法，公民的声音应该应该透过体制内的管道来诉诸，不该动辄使用强烈的手段……，这些言论透过媒体不断的催眠，就会使得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被「驯化」，觉得自己有责任不该让社会如此混乱，因此大家就安静了，而独夫依然故我，继续做着靠离间人民情感来获利的事情……

在强调文明的公民社会里，杀人与被杀都是很令人心痛的事情，然而，如果由于法律的规范，使得杀人与被杀的事情不问理由如何正当，都被视作犯罪，使得全部事情都要靠法律途径慢慢解决，然而，法律却由于人的品质的低落（譬如法官的心性品质或公民普遍的品质），无法真实救济人的痛苦，而人因无能的政府引发的痛苦，却导致人最终只好用自杀来索性了断，使得整个社会其实还是死亡无数，那我们究竟是活在更文明，还是更野蛮的社会呢？

因此，不论一个社会再如何的法治，强化心性的品质，架构出有内圣的人治，还是人民获得幸福的根本保障！如果社会里公民的心性品质低落，人人只思考自身的利益，并且把自身的利益化做社会的利益，认为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那就难免酿就「上下交相贼」的处境了。

选举时，政党的候选人投你的喜好，藉由呼唤替你争取利益，来成全他自身的利益，这种自我意识的交互取暖现象，不就是「上下交相贼」吗？如果国家视这种利益政治为常态，那从广大人民到政治的领导人都是「独夫」，果真如此，独夫确实就不能除掉独夫了，因为没有任何人拥有德性的高度。因此，夫子要这里说，有品质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内省不咎」的政治，每个人在做公共决策的时候，要懂得自我反省，因为每个决策都可能引发残忍的间接影响，我们要确保自己的决策不会酿就自己与他人往后的懊恼，甚至对环境的伤害，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自己正就是个独夫的事实，同样才能避免大多数的独夫共同选出独夫，产生有重大德性缺陷的民主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