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每一位智者都对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有着仔细的观察与认真的思考。对于变流不居的自然现象、对于人性的善与恶、对于我们为什么而活、以及生死背后的奥义与真相展开了磅礴而深邃的思索。这些思想的拓荒者，穷尽一生的时间寻觅世界的真相，有的遁隐山林、有的抛弃富贵、有的背井离乡、还有的被流放为奴、甚至有的失去生命。这些思想的先驱者，因为对于各种身外的现象与心内的思考本着真诚的对待，因此形成了自己对于世界独有的认知。例如：泰利斯（Thales,624?~546?）认为水是触发一切现象的源头；阿纳克西米尼斯（Anaximenes,588?~524?）则认为是空气；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535?~475?）认为火有生动的本质，故而应该是火造成了世界的现象；而发明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则认为世界是数构成的。在同时期的亚洲，对于世界的真相、宇宙的究竟也蕴生出丰富的思想，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孟子的「性善」与释迦摩尼的「空」的思想也一并生成，继而融汇与争鸣成为组成中华文化的最主要的三个思想源头。

在希腊哲学家的阵列里，声名卓著、有着「希腊三贤」美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人是不得不提的。这三位哲学家对于后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也因此前赴后继的创造出特有的概念与语词，例如：苏格拉底的「共相」，意即把具体的东西抽象成普遍的概念；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理型」（idea），意即各种存在的现象都有一个「模板」；亚里士多德接着提出「形式」与「质料」（matter），比方说，木匠在做桌子的时候，心里就存在着桌子的「形式」，而木头则是让「形式」存在的「质料」。不论这些先驱者有怎样的谬误与盲点，都不妨碍其给予后人提供出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素材。这些由内在思考，通过反复梳理与确认而凝结生成的语词概念，就是思想创造出的文化产品。西方后来的发展，有的是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再诠释、有的是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反对、还有的是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发展与维护，展现出不同而多元的发展方向与思想面貌。

所有的语词概念的产生，都是源于人心内生发出的真情实感，并拓展出想象与思考。人们彼此间为了交流与传递思考与感受而形成了语词概念。魏晋时期思想家王弼（226年—249年）说：「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而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像而忘言。」（出自《周易略例.明象》）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同一个表象，不同的人观看则有不同的意象，例如：同一株松树，画家看到的是「迎客松」，家具商看到的是桌子，生物学家则看到的是濒危物种。所以，语词概念出自人对现象的诠释与解读，而人通过语词概念，可以回溯至意象，继而通过意象可以感受到当事人心内发生的精神事实。当这些语词概念被人反复使用，这些语词概念内蕴的意涵与精神事实，就会在使用者内心呈现、发生。语词概念的使用者因不断对这些语词概念重复使用，而对其内蕴的精神实在熟悉、认识、反思与再创造，就形成了延绵浩瀚的思想史。两千年以来，在一代接着一代的思想运动里，语词概念承载着文化的生命，并将其传输到愿意学习的个体心灵中去。人的心灵空间、生命视野被这些语词概念所内蕴的意涵不断拓展，语词概念也因后来的人因应所处时空的不同、时代的困境而被再理解，语词概念的内涵也获得不断的丰富与衍生。

从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波伊提乌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学术的进展》，再到西方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哲学原理》，一直推演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直至西方的哲学传统发展出实证的科学，伴随着蒸汽机的轰鸣，现代物质生活的繁盛也就此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而东方从伏羲创八卦，到上古《尚书》、诸子百家时代的《论语》、《孟子》、再到《四书章句集注》、《传习录》；从九章算术到阴阳五行，从勾心鬭角的一体式建筑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百草纲目》，东方发展出有机整体观的科学系统，成就了历史上不胜枚举的璀璨盛世。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依然有数据表明，康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仍然保持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在文化的演变发展中，语词概念是让文化能够呈现系统性的基本元素，这些语词概念互相关联与含摄，组成了连绵而浩杂的文化体系。这些系统性的认知为后来人奠基出不同的人文世界，文化传统，如同充满密码的符咒，演绎与揭示着波澜壮阔的前人不断演变的精神世界。文化系统帮助人们认识自己为何是现在的样子，认识自己的视听言动、认识自己的悲欢离合，以及提供面对世界的态度与方法，并发现早就植根于我们集体潜意识中纵横交错的心灵图谱。

欧洲有欧洲的人文传统，亚洲有亚洲的人文传统，这些传统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发展历程。汤玛斯.孔恩（Thomas Kuhn）说，不同文化系统的语言是不同世界观的语言，不同文化系统对于世界的诠释有着不同的语词概念，这些语词概念有着「不可通约性」。意即：文化系统内的语词概念有着不可代替的价值与存在。换言之，中国的「道」不能用「逻各斯」（logos）代替；「仁」不能用「爱」（love）来代替；「至善」不能用「完美的顶点」（acme of perfection）来代替。试图用一种文化系统的语词概念来诠释另一种文化系统的事实，就形成文化会通。文化会通不能出现概念的垄断，意即：用一种文化系统的语词概念，代替另一种文化系统的语词概念，剥夺其解释现象的权利。加拿大心理学家斐瑞（John W.Berry）称这种现象为「强加式客位」（imposed etic）。着迷于东方思想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西方需要从印度和中国汲取内在深刻的思想，但不应抛弃自己的文化成为东方可怜的模仿者，西方人要在西方文化基础上走出适合自己的路。」（出自《东洋冥想的心理学》荣格著 杨儒宾译）

当华人习惯于不断从西方移植语词概念，未经自身文化的辨识与消化，就用于解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现象、生活事件，罔顾其与我们的风土民情、心理事实的严重不对应。「五四」以降，华人因为对于西方科技物质成果的恐惧与倾慕，发展出全面西化与全面反传统的社会运动。百年以来，华人就沦为荣格所说的抛弃自己文化的可怜的模仿者，也如荣格所预料，我们失去了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对于西方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并没有走出华人自主的学术道路。在这种历史历程中，我们主动屏蔽对于传统文化的即有体认，仿效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定义与异化，把「道」解释成事物规律；把「仁」说成形上学；把「心学」理解为唯心论；把静坐与冥想归类成神秘主义；把祭祀先祖视作迷信。而在生活中，我们依然按照自己习而不察的传统方式来过生活，在语言里，又不断的藉由否定传统来标榜自身价值，这就是文化移植所导致的精神分裂社会症候。在这种社会里，孔子被禁言、老子被禁言、孟子被禁言……中国无数思想家数千年累积出的语词概念，都无法重新正常的回归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学术领域，如此，作为文化意义「中国」将不复存在，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也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