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分析宋孝宗与宋高宗的关系时讲到，高宗去世后，孝宗哀毁到极致，用极其严苛的方式守丧三年。从表面上看，这是孝宗对高宗的正面情感太过深厚，所以奉行孝道至此。可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负面情感，是因为孝宗对高宗有强烈的不满，所以用「自责」与「自毁」的方式发泄出来。我认为这是很合理的分析，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的真实状况。

我一向不大喜欢「孝」这个字。这并不是表达亲子之间正向、健康情感的词汇，而是带有压迫与服从的性质。亲子之间的感情，本来是非常自然而美好的，父母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给他最无私的爱，孩子在爱中长大，也会以同质的爱去爱父母。可是在「孝」文化的语境里，孩子对父母的爱，却被外化为道德规范，甚至变成约束人的道德枷锁，成为封建时代主政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例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使得「孝」成为博取功利的重要工具。「百善孝为先」也成为评价人品行的第一标准。可是人毕竟是一个整体，当自然情感被外在规范束缚，必然会寻找其他的宣泄口。这种以道德枷锁扭曲人性的情况，至元代《二十四孝》出，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第一次看到《二十四孝》种种故事，非但不觉得感天动地，反而觉得触目惊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些故事主角们大概也都是被孝道的伦理压抑太深，只能用这些极端行为完成消极反抗了。埋儿奉母的郭巨，以孝为缘由杀掉儿子，这是用「陷亲于不义」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愤恨。卧冰求鲤的王祥，芦衣顺亲的闵子骞，则是通过「自毁」「自虐」来展现「孝道」带来的精神压抑。

退一步讲，如果子女对父母确实有很深的情感，把这个情感冠以「孝」的名相也未尝不可，只是不能在没有健康而真实的情感的基础上，强行去以道德压人，为道德标准而孝，就不是发自真的孝。比如王祥，受继母虐待，没有受到亲情的滋养，还要「卧冰求鲤」去行孝，很难不说是在极端痛苦的心情下，以自虐求发泄口。真正的孝，本质只是爱。在爱的前提下，做出的事情才不会有违和感。《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那么什么算是「和」呢？和是一种冥契本体的状态，发于心性而淋漓尽致的感觉。阳明先生去世后，王畿为其师服斩衰；钱德洪的父亲去世后，他并没有守丧三年，而是去四处讲学。这两种行为一是超过了世俗礼法的约定，一是不够遵守世俗礼法，但是两者却都出于一心。王畿非如此不能尽其心，钱德洪想要扩充他和父亲同为一体的生命意义，这些带给人的是真实的生命感动，而非因其达到了某种道德标准。

再反过来说，为何中国一直都只有孩子面对父母的伦理——孝，而没有父母对待孩子的伦理规范？这是不是因为父母爱孩子是天性，而小孩长大后很容易不爱父母，所以人民不得不对此做出道德规范？从客观数据来看或许有道理。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小孩会在成长的过程，如果父母没有给孩子带著心性的爱，而是出于某种「自私」的心态一味地娇纵，或者由于本身的心性不够清明，无法看到孩子成长中隐藏的问题，给予合理的指导，因此孩子长大后会产生「不孝」的事实。在充满心性能量的爱灌注下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会背离他的父母吗？我想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