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徐爱曾经跟阳明先生说：「先儒讨论《六经》的时候，常会把《春秋》视作一部史书，里面的历史专门都记载着事件，这恐怕与其它五经的事体，在最终的层面或许稍有差异。」阳明先生回答：「同一部《春秋》，如果就事件的角度会称作史书，如果就大道的角度会称作经典。其实，事件里面就体现着大道，大道就表现在事情里面。《春秋》固然是经典，其它五经同样都是史书。譬如《易经》就是包牺氏的历史，《书经》就是尧舜而降的历史，《礼经》与《乐经》就是夏商周这三朝的历史。各种乍看不同的事件里面，因为有着相同的大道，使得事件能彼此贯通，哪里会有什么所谓的差异呢？」（出自于《传习录‧上卷》第十三条）

清朝的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这四个字很有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就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传统的经典，其实很容易陷溺在自己对经典内容的想象状态，而不能真确认识经典的原意。然而，正就因为活在想象状态里，带着对经典本身的无限敬意，儒者常谦称不敢根据现在时空环境的需要，妄自改变对《六经》的解释，但，毕竟他们是活在他们自己时空里的人，常不免早已受到自己环境的影响，在尚未仔细检视与反思自己的意念前，就已经把个人化的看法框架出来，却不知不觉宣称这才是先秦古意，强烈鼓舞世人能循着这条古意来获得真知。但，这很容易使得儒学酿就出专断与威权的论点，美其名或许称作规范，实则在压制其它人检视与反思自己意念的机会。因此，如何强化儒者检视与反思自己的意念，开拓儒者内观的深度，这点实在是儒学复兴的要领。

儒学复兴的过程里，当然得面对我们的传统。如何促使传统恢复其自觉与自新的能量，这需要人本身的心灵恢复清新。不过，传统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即使是先秦儒学，孔子的弟子曾子，与孔子的孙子子思子，他们对于孔子的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因应时空环境背景的差异，而有不同。即使孔子自己在早期与晚期的看法，都有不同，什么才会是圣人的本意？《六经》的整理与诠释，譬如同样是《春秋》，就有《三传》，意即《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三传》其实就是三种不同认识孔子讲《春秋》的思考路径，什么才会是孔子的本意？如果我们知道，尤其是《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本书各自由孔子的弟子子夏传给公羊子与谷梁子，你就会知道，那同样只是孔子两名再传弟子在各自奋勉阐发孔子的思想。而《论语》这部圣学的教典，在汉朝前就已经有《齐论语》与《鲁论语》的差异，这两本书的差异，不会只是字词的差异，还会包括齐学与鲁学这两种学术思维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如果我们要开挖其究竟，早在先秦时期，何谓孔子的思想，就已经有各种不同理解的办法了。

因此，对于传统的继承，宜着重于继往开来的精神，而理解《六经》，其实「注定」就是拿一个「处身在二十一世纪的活人的事实」，来理解《六经》，如同曾子就是处身在比孔子晚的春秋末叶的事实来理解《六经》，子思子就是处身在战国早期的事实来理解《六经》，甚至孔子自己，都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环境里，去理解周公本来治礼作乐的心境，而重新删订《六经》。这并不意味着曾子或子思子有意扭曲孔子的思想，孔子自己更不可能想要扭曲周公的本意，但，每个人的时空背景条件有异，各自对于圣学的理解就不可能没有差异，他们只是要奋勉把握住那基本的精神，去依据环境的更易与时俱进，孔子被孟子赞许为「圣之时者」，正能点出他是个「食古而化」的圣人。我们认识圣学，千万不能忽视掉「时间」架构出的历史事实，反过来说，如果对于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厘清何谓传统，并继承传统来创新，相信会有很大的裨益。

传统应用于不同时空，当然会有变通，这并不是谁有意去创新，而是自然而然的发展，但，即使是这自然而然的发展，如果没有觉醒者的提倡，都有可能会往离开传统的路径发展，毕竟一般人常不见得是抱持着文化的使命感，来面对自己的人生。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是要「恢复传统」，还是要「恢复心性」，如果某些传统没有心性的内容，我们的恢复，会不会变成恢复教条？让人做个觉醒的人，这在敝人来看，应该是圣学的第一义，人如果不觉醒，成就出有智慧的生命，那即便天天穿着汉服，朗读《六经》，每天行礼如仪，却不是个能清明面对人生的状态，这会是「沐猴而冠」，无法洞见圣人讲授圣学的本来用意。我们对这点要很谨慎。敝人在台湾，过去十余年来，就常见到某些言必称孔孟的家庭（台湾的中国文化未断绝过，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很大量，却同样不会很罕见），家人活在很紧绷与严厉的关系里，充满着形式主义的束缚，彼此却没有流动的情感在滋润，心灵呈现某种被禁锢的状态，敝人很替他们觉得不舍与难过。

因此，面对传统，要能「复本开新」，这个根本是心性的恢复。

陈复，阳明子降生五百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