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是同胞兄弟，历来被合称为「二程」，后因朱熹（1130~1200）受业于「二程」三传弟子罗从彦（1072～1135），再合称之为「程朱」，这也就是「程朱理学」的由来。程颢自幼聪颖过人，据《明道先生行状》和《宋元学案》记载，程颢「生而神气秀爽」。程颢成年后，性情温厚而洒脱，《宋元学案》中记载其「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被其弟子朱光庭盛赞听其讲课如沐春风。程颢天不假年，只有五十四岁的寿命。程颢的著作甚少只有《定性书》《识仁篇》，还有一些言论被后人收录于《遗书》《文集》等，后都被汇入《二程全书》。

虽然程颢与程颐是只相差一岁的亲兄弟且都师从周敦颐，但两人在待人接物、教学风格与处理人际关系却有着迥然的差异。《二程外书》记载程颢「明道犹有谑语，而伊川则全无。问：『如何谑语？』曰：『明道闻司马温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将谓从天命之谓性便应疑了。』」这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颢对于讲习论学，有着轻松诙谐的谈吐风格，对于经典与义理的阐发讲解，也常常能与百姓日用之生活做对话与连接。对于经典与自己体会不一致时，能够对经典展开怀疑、反思与再体会。程颢为人态度温婉而亲和，不论是同侪、乡里还是学生都乐意亲近程颢。弟弟程颐则严肃而不苟言笑，与之共处不论老幼尊卑无不感到拘谨。「伊川直是谨严，坐间无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了。」（《二程外书 卷十二）《宋元学案》中记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中，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重，人不敢近也。」（《宋元学案》卷十六）程颢与人互动中关注人的感受，施教方式善于变通，乃至皇帝宋神宗与程颢谈话兴致高涨到忘记吃饭。而程颐是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对于赵煦的教育可谓正言厉色。在一次春游过程中，身为皇帝的赵煦有着一般孩子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与好奇，在途中折断一根柳枝把玩。程颐见状厉声训斥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这让赵煦欢畅的兴致全无。程颐还曾要求赵煦的母亲钦城皇后同听其讲课，在这种施教风格的压抑下，哲宗赵煦积怨成恨批评其说：「程颐妄自尊大。」并将其贬官至涪州实施管制，这与程颐对于赵煦的施教态度不无关系。

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不仅外在动静举止有着迥然的差异，对于儒学的核心观念与义理的领会也全然不同，笔者相信外在行为表征的不同，恰恰来自于内在观念、修养方法的不同。从本体论上来讲，程颢认为天理在心内，而不在心外，故不必向外寻觅求索。儒家有五常「仁、义、礼、智、信」，程颢认为做学问的关键是认识孔子的「仁」，而义、礼、智、信则是人面对不同的世事时，仁在人身上所呈现出的不同侧面。这与王阳明所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如出一辙。对于程颐来说，虽然程颐也同样认为「仁」就是天理，但仁却在人心外。程颐说：「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道也。」（《二程外书》卷六）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又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在这里，「格物」被程颐解释为「穷理」，这应该就是理学的发端处。程颢通过《识仁篇》将孔子的「仁」与孟子的四端、董仲舒的五常的关系，以及与孟子提出的「良知」、「良能」贯通对应。程颢认为仁就是人先天固有的良知良能，仁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命、理、性、心等，这些概念都指向同一个存在。程颢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而成圣就是「存习此心」（《识仁篇》程颢），只要在本自具足的此心上琢磨与存养，自然可以克服旧有的积习，《识仁篇》言「久则可夺旧习」。

在认识论上，程颢不以经典为教条，而是在经典里吸纳、思辨与体证突破。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又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正气，可谓尽矣。」（《宋元学案》卷十三）程颢此言，如同他的老师周敦颐所言：「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周敦颐）都是从当时社会深受佛老影响的「天本位」思想，拉回先秦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来立言。程颢与王阳明都认为，良知是本自具足的，良知的丧失只是因为被人自己的积习遮蔽，只要能时时刻刻琢磨良知，则即有的积习就会消融。我们从程颢的《识仁篇》中「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与《定性篇》中「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可以看出心学的端倪。这与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言：「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有同理之妙。而《传习录》中王阳明着墨详解的「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也正是出自程颢之口。程颢与王阳明都认为不能离却人心来谈天理，天理自不外在人心，这是心学与理学最基本的表征差异，也是心学有着易简「直指本心」的工夫特征。正因如此，程颢在其工作与生活中，有着「不动心」（《传习录》第二卷六十七篇）的涵养工夫。「不动心」即不随着社会的价值牵引，使人的心智随着欲望沉浮摇摆。程颢在刚刚上任为官之初，并没有表现出兴奋与愉悦，反倒忧虑自己的心智昏聩，并通过游历山水澄清生命的底色，如同他的老师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程颢有咏诗：「吏事拘绊同疏属,俗眼坐昏甚瞽曛。孤负终南好泉石, 一年一度到山中。」（《二程文集》卷三）。而弟弟程颐则将在山水间咏诗看作「玩物丧志」，程颐说：「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夹蝶深深见，点水蜻蜓点点飞』如此闲言，道出做甚？」程颐只看出游历山水的消极面，却没有看到自然对于人性情陶冶的涵养面。

王阳明平生都以「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水滨洞》王阳明）来自我期许，遗留抒情于山水的诗歌二百余首，并在余姚四明山与修文县龙岗山风光处筑室阳明洞。带着弟子游学踏青也成为王阳明的户外教学的特色，《王阳明全集》记载「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王阳明认为，天地自然本为一体，这种整体观使得自我不再受制于人的肉身，继而人会体验出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这种超越的存在就是良知，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所以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敏。」又说：「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与程颢在《识仁篇》开篇明示「学者需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观念一脉相承。所以，王阳明的学生志道问：「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程颐先生认为有误，为什么？」（《传习录》第三卷二十七）而王阳明直接引用程颢的「以诚敬存之」来反驳程颐的观点。王阳明在与徐爱的对话中则不假辞色直接指出「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其意就是指程颐其实并没有得圣人真传、儒学真意。对于程颢所言「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王阳明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诠释其内蕴的心学意涵，王阳明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壁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壁，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但当弟子梁日孚问王阳明，程颐所言「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王阳明就表示自己没有时间去研究程颐的这个观念，阳明先生说：「夫我则不暇。」

心学与理学虽然是儒学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但不能因此忽略心学与理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上的差异。从文献资料来看，程颢与王阳明有着极其相似的体证经验，这种体证经验也被称之为冥契经验（Mysticism），意即，在不寻常的心境下，人的主体感消失，体会到一种不再有內外的區隔，內外打通一片的真实感，在这种状态里体验者会感觉万物浑然一体。（陈复：《阳明子的冥契主义》）主体与客体、自我与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空灵、喜悦与神圣的感觉。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二程遗书》卷十一）」这是在冥契中悟道后法喜充满的体验。在《王阳明全集》中有记载王阳明有着同样的体验，第一次是在贵州修文县的龙场，王阳明夜不能寐躺在石棺里，半夜领会「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随即从石棺里跳出来手舞足蹈。第二次则是《传习录》中记载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处，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程颐虽然寿数比哥哥程颢长很多，遗留的文献也堪称丰富，但是程颐却鲜有如此的冥契体证经验。我们基于程颢与程颐的血统，来合成为「二程」，却忽略了作为儒者道统生命的独立性，我们应该正视程颢是心学，程颐是理学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