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在正德十二年（公元一五一七年）五月预备彻底剿灭浰头的盗贼，他事先写一封〈告谕浰头巢贼〉的文告给这股盗贼，希望他们能悔改。他首先回顾自己这阵子的作法，说：「本院巡抚这里，专门就是要消弭盗贼，安顿百姓作为自己的职责。莅任的开始，就听说你们这些人长年流窜打劫乡村，杀害无辜的善良百姓，被害的人民来这里跟我控诉者，这个月来没有一天停止。本来就计划调派大军来剿灭你们，后来去福建督导征讨漳州的盗贼，想要等待回师的时候，再来扫荡你们的巢穴。现在漳州的盗贼已经被平定，统计斩获七千六百余人，审问得知当时首先倡恶的盗贼不过四五十人，跟随的同党恶人最多不过四千余人，其余多半是一时被威胁参加，不觉脸色惨白，心里觉得很哀痛。因此，我想到你们这些巢穴内，难道不会有被威胁而跟从的人吗？况且，听说你们里面有很多大家子弟，其间还会有见识清晰，明白事情的本末，且相当知道义理的人。打从我来到这里，未尝派遣一人来抚谕你们，岂可立刻兴师剪灭，果真如此，那就几乎是不教而杀，异日我终究会有遗憾在心里。因此现在特别派遣人来告谕你们，不要自认武装强，更有武装强的人，不要自认巢穴险，更有巢穴险的地，全都已经被我诛灭不存。你们难道没有听说吗？」

这只是第一段，全文派人到盗贼的巢穴念完，估计可能要半小时左右，他们要认真听完，想来要呆若木鸡般的罚站好久。但，如果只是把文告交给盗贼，由他们自己阅读，那敝人想这些没有太深文化的盗贼，要能理清阳明先生这种千折百转的思路，更可能要费神琢磨好一阵子，头皮都要发麻了。话说回来，这篇文告与其说是给浰头的盗贼看，不如说是阳明先生想让自己的良知过得去，他不希望滥杀无辜，总希望巢穴里有人幡然悔改，先偷溜离开，来跟政府军投诚，如果真要兵戎相见，他希望会杀的人都是执意要继续打家劫舍的地痞流氓，而不是因为无法踏实生活，不得不跟着造反的可怜人，然而，这要怎么区隔呢？这就得问那些盗贼他们自己的良知了。

人会做什么工作，一半由于意愿，一半由于因缘，有时因缘激发意愿，有时意愿创生因缘。会去作恶的人，通常是因为个人的良知薄弱，稍微看见世事有某个漏洞，就激发出作恶的意愿，如果此刻政治腐败，没有公共制裁的能量，就会让作恶的意愿如燎原的火焰，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意愿就是种维生元，为善的意愿就是正性维生元，作恶的意愿就是负性维生元，它们都会在相应的环境里滋生与发展，传染给思维环境相应的人，使得有正性或负性意愿的人，获得付诸实践的能量。因此，如何藉由公共的体制保护与扩张为善的意愿，遏止与瓦解作恶的意愿，让其没有滋生的环境，这有绝对的重要性。如果政府本身成为大巢穴，在合法的打家劫舍，并带头喊杀喊抢，压制人民的安居乐业，那就是在鼓动作恶的意愿，当这股意愿获得传染的环境，社会就会因此大乱。

回顾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其背后就来自于人性作恶的意愿获得滋生的机会，政府就变成作恶的巢穴，公共的机制不拿来保护与扩张为善的意愿，反而带头喊杀喊抢，编派各种阶级对立的假命题，藉由社会的纷扰，来让某些政治领袖能火中取栗，获得他想要的利益，这就是毫无责任感使然。然而，即使在声称自己是民主社会的台湾，藉由合法的选举，同样会选出作恶的人来做领袖，编派各种族群对立的假命题，鼓动整个社会的纷扰，来扩大个人的利益，让台湾经历如同文化大革命般的深渊。因此，问题的症结并不单纯只在于政治体制是否民主化，而在于政治权柄的行使，首先得要有为善的意愿，如果我们不能让为善的意愿来主持导引着公共秩序，那不论我们采取什么体制，都不过只是在假借名目来获得个人利益，都会带来灾难，搞得全民都在互相打家劫舍。

因此，我们每个意愿的起点，都应该自问：到底想为善，还是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