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来源网络

谁也无法预料到，戊戌年年末一场大规模的疫情就这样悄然爆发，且年末返乡潮使得疫情蔓延至全国，随着疫情防治的展开，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切身改变，而疫情中的种种现象也透过网络被快速传播和讨论。这是笔者人生中继「非典」后经历的第二次疫情，相较于「非典」，这次疫情中国科技力量的展现让人印象深刻：国家疾控中心只用了1周时间便从第1名被发现的病人的病毒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检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火速建立起两座可容纳上千张病床的医疗场地设施。而另一面疫情中的各种现象和事件也在网络上不断引起争议与讨论。然而透过这次疫情笔者深深的感受到，面对疫情中「物」的部分可以被高效的组织与操作，而面对「人」的部分却常常被粗糙的对待甚至漠视。上次非典结束之后，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在《非典引发的哲学和文化的反思》中提到要重新认识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地位，通过此次疫情中暴露的种种现象来看，重视人文精神当前已经不能只是停留在期待。

武汉，对医护车辆消毒  图 | 来源网络

由疫情而引发对人文精神的关注，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夺走2500万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面对死亡阴影的笼罩，虔诚的信徒发现不断的忏悔和节制欲望也无法阻挡住死神的步伐，甚至有些教士不但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聆听信徒的忏悔，反而出于害怕被传染的恐惧蛮横地将来者拒之门外，教会的权威从此开始消解。接着人们发现曾经看起来与普通人生活世界截然不同的僧侣、贵族与教士的也陆续出现死亡，在死亡面前，身份、等级与门弟的差别荡然无存，极大冲击了现实中的等级制度。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在对「非典疫情」的反思中也同样提到「在非典爆发的时期，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本然生命面对病毒，在这里，人与人的社会差别，如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教育水平、财富差距都变得不重要甚至没有意义，病毒的传染不考虑社会的差别甚至种族差别，人的一切社会符号在非典感染面前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正是因为黑死病的影响，欧洲人们停下对上帝的仰望，开始审视周身存在的世界，思考人在现世的意义，唤醒了人们对现实人生和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在寻找黑死病防治手段的过程中，极大促进了理性与科学的精神的发展。对人性重视，对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推动了文艺复兴，而对理性与科学的无限拔高开启了欧洲个人主义高歌猛进的新时代。

黑死病与欧洲社会等级制度的转变   图 | 来源网络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不同的学者对人文精神虽然有不同的解释，普遍的倾向是以人性为中心，对精神价值不仅要给予现实关怀，还要给予终极关怀。虽然对于人性的关注已经是普遍人类的共识，然而因为历史原因，我国的现行的哲学体系中，始终被重视「物」的意识形态宰制，「而始终未能突出『人』的地位，关怀人的价值立场往往得不到主流哲学的辩护，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非典将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从而理解『人』的问题应当始终是哲学的第一要义。」虽然陈来教授是对于非典的反思，但是在这次疫情中的种种事件来看，仍然值得被再次重提。譬如笔者观察到身边的许多人在这场疫情中面对各种讯息时人心的动荡，从最初的深信不疑到随着了解的深入变成将信将疑，直至最后变成习惯性的怀疑，和内在生命经验的投射形成复杂的交揉，而引发焦虑、恐惧的情绪，身心受到很大的影响。再比如在街道上看见「今天到处乱跑，明天坟头长草。」这种近乎诅咒的粗暴言语大量充斥在公共语境中，诸如此类的气息逐渐凝聚出一种越来越浓郁的氛围，也让笔者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面对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情势，确实需要一种大局观，甚至需要一些非常而必要的手段，但是更需要对生命的温情与尊重。生命与物最大的区别是生命不是一个庞大机器上的零件，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网络，每个生命背后也有着自己的生命世界，悲欢离合。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浸润，生命与生命之间只有如工具般被机械与僵化的对待，最后又因为生命与身俱来的敏感度，酝酿的情绪累积爆发后酿就无数的惨剧与悲剧。

粗暴的疫情宣传标语   图 | 来源网络

然而虽然人文精神的迫切性一再透过社会性的悲剧事件而显现，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却极少出现在公共语境的讨论中，比去年几起伤医案，无数人归结为制度、组织形式、个人道德，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在西方，医生除了所接受的专业知识训练外，这背后还有着西方的文化背景，在自有的文化脉络中，医生与病人的精神都获得了很好的安顿，当医生处置完病情后会说一句「God  bless  you! 」无论结果与否，病人会感到理解与释然。而在中国，虽然已经移植过来了技术与器械，却无法移植背后的文化与信仰，由于本土的中医医学传统和其中的人文精神得不到传承与重视，病人只能通过现代医学中的医疗器械诊断病情，却无法及时获得人文关怀。所以这背后的症结笔者认为除了制度、组织形式、个人道德的角度反思外，是不是更应该纳入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与思考？

这种人文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本自有之，不假外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将「人文」颠倒过来，也就是「文人」即中国士大夫精神，他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士大夫关注现实的精神，关注现实当然就是有道德理想、终极关怀，也有社会使命感，这同时表明了知识分子有对现实的超越精神。这里已经颇为接近中国文化本来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国「人文」的概念最早出自《易·贲卦·象辞》的记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程颐在《伊川易传》第二卷解释为：「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在这里「人文」的意思是观察人与人的相处中伦常与序位中的大道，再用诗书礼乐去教化与引导使得大道彰显，最终化育天下，这其中的「人文」与「天文」并立，相互辉映。这已经远远超越个人主义视野下的人文精神，而蕴含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气象，这种人文精神在心学宗师王阳明的身上实践的尤为彻底。

阳明先生像  图 | 来源网络

阳明先生（1472－1529）的生命中也曾有过一段时间与疫病发生过交集，那是在他的生命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正德三年（1508年），《瘞旅文》中详细记载「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从文中的记录可以看出「瘴疠」即为恶性传染性疾病。阳明先生念在他们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于是想带领两位去埋葬他们，而两位童仆可能也有被传染的顾虑，（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阳明先生说：「唉，我和你们，本像他们一样啊。」听罢，两位童仆悲悯之心生起而落泪！」（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闵然涕下。）阳明先生认为人人都有良知，都有侧隐不忍之心，因为良知，人可以跨越彼此的区隔，当阳明先生指出他们和我们一样时，他们被纳入彼此的生命，马丁·布伯认为，「当人在这种状态下与『你』的关系是直接的，在『我』与『你』之间不存在任何术语，不存在任何前见，不存在任何想象，并且记忆本身也改变了，因为它从单一性变成了整体性。」反观当前的社会情境中，人一旦被纳入权力或利益结构中，个人就会出现异化，视结构之外的人为他者，就认为自己可以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去羞辱和伤害。埋葬完毕后，阳明先生又祭告说：难道你真是为五斗米来的吗？如果真为五斗米自己下地劳作就有了，为什么要搭上家人和仆人的性命呢？「……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因为疫情的肆虐，很多人被迫在家隔离，改变了往日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契机也可以思索自己的这一生真的只为稻梁谋吗？接着阳明先生说自己之所以没有被疫病感染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未尝一日之戚戚也。」说完阳明先生为他们唱起祭歌，让他们不要悲伤，即使肉身不存，灵魂也要安心守分，不要四处逞凶。阳明先生除了安顿其肉身，也通过祭词与歌声让其精神与灵魂获得安顿与关怀。在龙场，阳明先生不仅安然面对疫病，精神也获得了突破，也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曾经我们的先辈经历过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入侵的恐惧，器物不如人而带来的屈辱被深深烙印在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量关于「物」的科技和哲学被引进，哲学在经过改造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被无限拔高，而同时却忽略了西方科技和哲学背后的文化脉络和人文精神，更遑论关注到西方对自己文化的不断反思与更迭，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因为长期被曲解和漠视，日趋被挤压至边缘。生命教育的缺失更使得人文精神在公共领域处于失语的状态。最终诡异的是经济和科技越来越发达，种种本能避免的悲剧却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当下，一件件让人义愤填膺和悲痛的事件在网络上曝光，批判与反思的声音不绝于耳。疫情终有一天会淡出我们的生活，生活也终有一天会恢复为往常。希望因为这次疫情封闭在家中可以引发对人生意义与人文精神的思考，可以真正唤醒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关注，不仅仅生存和生活需要品质，精神也需要获得尊严和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