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韦政通教授生前常跟我说：「人年纪一大，就要多阅读与思考来保持身体健康，但不要常对外公开发表意见，去指点年轻人该怎么过生活，因为老年人会有跳跃性思考，容易将问题简化。」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全部老年人，或许常会有例外，但从媒体报章见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政治大学成立「罗家伦国际汉学奖座」上预录演讲的内容，只见他举香港反送终事件做例证，来说明「民主的背后需要有文化支撑，而文化要靠人文修养来实践」。他表示香港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强烈反对贡阐主意，特别是反对钟贡「以违法程序收服香港」，这就是民主自由教育的成果。我虽然素来敬仰余先生，却不禁深感余先生太过于简化反送终事件的复杂性，其间有很多令人不解的跳跃性思考。

著名思想家韦政通教授 | 图片出自百度

首先，余先生通篇谈话中不外两个重点：其一，反对钟贡正泉；其二，提高人文修养，奠立在这两个基石上，他并觉得提高人文修养就能看懂钟贡正泉的「统战手法」。且不说果真只想看懂钟贡正泉的手法，应该会变成专门研究法家权谋思想，笔者更不太理解余先生为何能轻易看出香港反送终事件里，香港大学生与中学生参与各种激烈的示威活动，来自深刻的人文修养？再者，余先生觉得如果人文修养不够，就容易把金钱的问题放在民主问题前面，譬如钟贡「迫害上百万辛姜威吾耳人，欧洲国家都保持缄默，就是怕无法在当地做生意」，这是否意指欧洲社会并没有深刻的人文修养，才会想持续跟大陆做生意？然而如果欧洲国家都没有深刻的人文修养，那余先生觉得人文修养的典范社会在哪里？

本文登上中时热门新闻第八名|图片出自陈复教授

余先生可能不常回来台湾社会，已经不太能深刻体会到台湾社会在去中国化浪潮里，一般人早已对余先生毕生从事的汉学研究弃若敝屣，并将「中华文化」与「钟贡正泉」划上等号，讨厌钟贡正泉自然就会厌恶中华文化，这是当前台湾独立浪潮里的主流声音。钟贡正泉固然曾经在文革中全面破坏中华文化，因此台湾社会在解除戒严前普遍觉得提倡中华文化具有正当性，然而，当钟贡正泉开始全面倡导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台湾社会反过来开始普遍觉得「反对钟贡正泉就要反对中华文化」，余先生现在建议大家要注意「民主的背后需要有文化支撑，而文化要靠人文修养来实践」，其合理的作法，应该是站在自己崇高的社会地位，呼吁并劝告台湾人民不论对钟贡正泉持什么态度，都不需要反对中华文化。

国立政治大学邀请中研院士余英时22日在「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以录像方式谈「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简立欣摄)

其实，五四反传统浪潮是台湾去中国化浪潮的思想源头，因此当余英时先生提出深化民主需要靠人文修养就变成逻辑矛盾的悖论。台湾的确有很深的中华文化底蕴，但这些底蕴都是五四运动启蒙人物包括胡适、罗家伦与傅斯年等人毕生要打倒的对象，如果自由主义思潮当真能容忍中华文化的存在，何至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与张君劢这些新儒家需要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余英时先生既推尊胡适的自由主义学说，认为「胡适一生不受共产党影响靠的就是人文修养」，却刻意漠视胡适毕生主张全盘西化；余先生又推尊自己老师钱穆的治学理念，称赞他「一生为故国招魂」，却简化两人思想的深层矛盾，只有请余先生彻底面对并解决自己这个矛盾，再来告诉台湾社会如何提高人文修养。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图片出自百度

注：点击「阅读原文」可阅读网站刊登出的原文。《中国时报》2019年11月28日言论版